论自杀（写于2009年2～5月，未完稿）
按：此文是未完稿，但已经拖延了十多年了，整个心境都变了，没法再按原来的想法写下去了。但考虑到此文已经表达了一些重要看法，而且写了8千余字了（8160字），所以我想即使未完稿，也还是发出来吧。粗体为原文就标记的。
（2025年6月1日凌晨1点半上传）
“一个人生活在千百万人之中竟感到极端孤独，一个人竟能被不可动摇的自杀念头所征服而无人察觉，象这样的社会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呢？这种社会不是个社会，正如卢梭所说，它是野兽栖身的荒漠。”
————雅克·珀歇《摘自巴黎警察局档案的回忆录》，马克思《珀歇论自杀》，马恩全集第42卷P305
1
马恩典籍里有这样一篇谈论自杀这个看似如此个体化的问题的读书笔记，让我有些意外。大概是受加缪的影响，我倾向于把自杀看做一种个体行为：“人们向来把自杀当做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而我则正相反，我认为问题首先是个人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此，加缪开始了他那让我半懂不懂的长篇大论（《西西弗的神话》）。对我来说，一个法共的左翼反叛者二十几岁时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局外人》，是其哲学的文学化），是一件不可思议又引人注目的事。这件事的真正本质，直到我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这篇不长的读笔（多为摘抄）才真正了解，后面再谈它。而我读到这篇文章实属意外，——当然马恩选集第42卷并不是大量经典中随意的一卷集，它是一本重要的经典补遗，其中那篇谈论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的、举世关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我从图书馆借出这卷书的本来目的。
为了探讨自杀这个严重的题目（尽管似乎只是篇读记），我查了网上不少关于自杀的谈论，很多对自杀原因的谈论都只是分别单独探讨非常具体的社会原因和个体原因，这样就让人觉得自杀的理由很复杂多样：贫困、无倾诉对象而绝望、感情破裂例如失恋、失去自由或健康或家人或工作、学校压力或工作压力、被控制等等，还有什么涂尔干式的划分（利他性自杀、自我性自杀、失调性自杀、宿命性自杀）和中国式的划分（情绪自杀和理智自杀），很具体也庞杂得令人有些困惑。
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这些谈论往往受到“如何预防自杀”这种目的论的机械支配，换句话说他们把自杀预先作为一种只能予以否定的事情，这种前提恐怕严重妨碍了人们认识自杀的真正本质。他们实际上是从某种已存在于主流文化中的社会道德出发，而不是从人本身出发来讨论自杀。因而他们无法平视或理解人本身，只能站在人头顶上的某个位置俯视人——俯视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人本身！
而雅克·珀歇，作为巴黎警察局负责审讯自杀案的职员，也一直在思考“在某些自杀的原因中是否能找出一些原因从而使我们能防止其后果呢？”但由于严格考察大量自杀个案和密切接触自杀者的周遭际遇（这是他的职业必需），使他可能采取一种由个体而社会、由特殊而一般的分析，不至于陷入庞杂茫然令人头大的探讨或对具体原因一二三ABC的学院式罗列，他直接来澄清自杀的意义。他对自杀者的心灵的辩护首先震撼了我。这种震撼不仅因为论述本身的力量，也许更因为我曾经也好几次考虑过自杀，——直到思考了珀歇和马克思的话之前我还一直矛盾困惑于自己过去的自杀念头，可是现在我才发现连我自己也多么不理解自己！可是，这个世道上真正有自知之明的人又有多少呢？现在就来看看，珀歇是怎么谈自杀的。（马克思对珀歇的文章做了较长的摘抄，我不打算简单重复之，而是摘抄经典，随之做札记和感想。）
2
“现代科学并不重视而且无力医治的肺结核，友谊被损害，爱情被欺骗，名利未遂而灰心丧气，家庭的痛苦，竞争狂热受挫，咽气单调的生活，热情被压抑等等，毫无疑问是促成多种多样性质的自杀的原因，而对生活的热爱这种强大的个人动力，又常常驱使人去了结可厌的生命。”（粗体标记是我加的）
对生活的热爱，而不是消极的厌世，才导向对生命的厌倦，这是珀歇优于一百五十多年后的主流庸见的第一个论点。然后他提到一个女道德家的指控：她认为自杀是反常行为，并非勇敢行为，屈服于绝望，不如与绝望做斗争。这些好像都是“通常/正常看法”，正如珀歇所说这些不过是“使老生常谈别具一格”。他直截了当地做了这样大胆鲜明的反驳：
“首先，断言如此频繁地发生的行为是一种反常的行为，这是荒谬的；自杀决不是反常的行为，因为我们每天都亲眼看到。反常的现象是不会（经常）发生的。许多自杀现象的出现倒是由于我们社会的性质，而鞑靼人就不自杀。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有同一种产物，……至于谈到勇敢，如果说，把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始终令人惊心动魄的战场上的临死不惧看作是勇敢的行动，那么，没有东西能证明：一个人由于凄惨孤独而一死了之就必定是缺乏勇气。这样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用侮辱死者这种方法是解决不了的。”（前两小句粗体是马克思标的，后一句粗体是我标的，中间“经常”二字是我加的）
“……人们针对自杀提出了天命，但自杀的存在本身是对这个不可理解的天命的公开抗议。人们跟我们大谈其对这个社会应尽的义务，对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的权利，却避而不谈，也不付诸实现，最后还言过其实，认为克服痛苦比屈服于痛苦功大千倍，而这种功绩同它所展示的前景一样，是令人沮丧的。总而言之，自杀被看成是一种胆怯的行为，是对法律、社会和荣誉的犯罪。尽管有这么多的谴责，人还是要自杀，这是为什么？因为在绝望者的血管里血液并不象有暇侈谈这类空话的冷酷无情者的血液那样流动。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似乎是个谜；人们只知道去责备他而不了解他。当你看到统治着欧洲的制度怎样轻率地对待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当你看到文明的司法机关为了使它们没有把握的判决得到承认而怎样滥用监狱、惩罚和死刑刑具等设施，当你看到那些全面陷于贫困之中的阶级，其人数之多达到前所未闻的地步，看到人们也许是嫌麻烦，不愿把社会贱民从卑贱地位拯救出来，而以极端蔑视和防范的态度对待他们，当你看到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会无法理解：根据哪一项条款竟能命令一个人去珍视被我们的习惯、偏见、法律和一般风俗横加践踏的生命。”（粗体中最后一句是马克思标记的，其他是我标的）
天哪，这家伙在鼓吹自杀吗？他是在为自杀行为辩护吗？——的确，他是在为自杀者辩护，是在捍卫绝大多数自杀者的纯真、热切而敏感的心灵，他是在揭批那些到处逼人自杀的社会根源，可是只有那些自觉或不自觉维护现行统治秩序的人才会觉得这是在鼓吹自杀！前不久我看到一则新闻，说广东一个残疾并且孤独的男生在床头写下“是命”二字后，当着几千师生的面从教学楼上纵身跳下，——试想这能是没勇气和怯懦的表现吗？我们能够想到这个男孩的纵身一跳也就是对“是命”（“不可理解的天命”）的反抗的绝唱。相反，那些努力维护着现行压榨体系并从中谋取好处的成功者们，那些因怯懦苟且偷生而又喜欢夸夸其谈的人应该立即闭上他们的臭嘴！但那些夸夸其谈又能对一个死者如何呢？
“一个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才不在乎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对着他的尸体辱骂呢！他只是把这种做法看作是活人的又一胆怯表现。”
3
对人生来说，生命是最珍贵的吗？
这好像是一句根本不用讨论的废话，但它却是了解人生本质的一把钥匙。理想情况下，比如一个人具备了走向丰裕、自由与和谐的合适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时，那么生命对他来说当然是值得的并且至少是最珍贵的东西之一。但在许多具体的现实生活里，生命并不总是值得的，死比活着要好。只因这个原因，而不是其他任何别的原因，相当多人选择了自杀。这道理其实很简单，很多例子都显而易见，例如一个不愿拖累贫困的家庭、同时也为了使自己不再忍受走向病痛深渊的煎熬而自杀的中年男人，例如许多生活无望的下岗工人和讨薪无果的农民工，等等。
当然，稍微研究过自杀的人都会发现，并且珀歇开头就指出过很多自杀跟贫困无关：
“尽管自杀的最大根源是贫困，但是我们发现，在所有的阶级中，在无所事事的富人以及在艺术家和政治家中间，都有自杀。自杀原因的多样性似乎在嘲弄道德家们的单调而冷酷的指责。”
诚然，生命不值得继续的真实情况不只是贫困。要概括全部自杀情况的根本起因，以我的理解和表述可称为有产社会固有的压迫和异化达到了临界点，并且发生于全体人群（包括各阶级）中那些“神经脆弱的即狂热的和多愁善感的人”（珀歇语）身上——使他们产生绝望，因而寻死。这种情况是最多见的，包括某些声称纯粹为信念而死的自杀者（他们的主观局限性可理解为异化、精神压迫与有产社会特有的各种狭隘性的综合结果，而不仅是表面上的突发奇想心血来潮而寻死）。另一种情况是对于这种压迫和异化的临界点，一些最富有牺牲精神的人（同时他也往往是处于某种真实困境的人）选择自杀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最激烈的批判和否定，可以肯定这至少试图在唤醒人们起来斗争和继续斗争。例如韩国的青年工人全泰壹的公开自焚抗议，以及各国革命时期许多革命者的牺牲。
这种压迫和异化，二十世纪及今日的哲学家用很多概念和理论来谈论，例如萨特所谓“厌恶”（La Nausée），加缪所谓“荒谬”（《西西弗的神话》的副标题就是“论荒谬”）。其实最有概括力的说法还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概念——它有三层意义（以下皆出自全集第42卷的1844年手稿）：其一是“物的异化”：“工人同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同感性的外部世界、同自然对象这个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P94）。表现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P90）。这一点很好理解。其二是“自我异化”：“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同生产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工人同他自己的劳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生殖就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P95）。其三是由前二者推出的“人同人相异化”。自由的创造的劳动本来应该是人的需求（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应是第一需求），但“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P97），这就使得人同自身的本质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P98）。但马克思接着指出在异化劳动中作为异己力量出现的，既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人本身，并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P100），这劳动之外且与劳动相异的人，就是劳动者本身，这里还是在说异化劳动。紧接着他写道：“工人同劳动的关系（引按：即前所述站在劳动之外者与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P100）。马克思在此洞察到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而不是反过来。
1844年手稿值得专门写个读笔，但我在此引用这个概念只为说明本文所理解的自杀的根本起因，把议论只限于这个框架。马克思所谈的异化劳动，衍生了有产社会一切生活中的异化感。异化劳动也只是有产社会才具有——后者应取其更广意：只要私有财产的影响还存在着，只要还谈不上“自由的无阶级社会”。
我想大多数自杀者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但真理的意义就在于众多日常生活着的人，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普遍感受到了真理所反映的东西，因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能够成为我们理解那种笼罩在自杀者头顶、并导致自杀行为的普遍原因。
4
那么，一个寻求最大自身价值的人应该如何面对生和死呢？
这是本文最后一个也最要心思的问题。细想起来这问题仿佛包含着一种定则，即教人对生和死采取某种确定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说出这种确定的态度——或者是寻死或者是避免死。
但这是一个伪前提。
正如我前面所阐述的，生命并不是人生的原则问题，它自身不是目的，而是理解及行为的方式，是为一定目的和意义而存在。
话说到此，我想特别强调，我所主张的生命的目的，决不是抽象的思想观念或历史的影子或只是遥远的未来，而是指一种现实，一种在目前确确实实延续着的、能感触的现实，并且以物质利益作为根基，它有过去有未来，并且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是能够统一的。
社会上各阶级各阶层在它们各自的上升时期都有这样的目的，——包括今天被认为万恶的资产阶级，在它们的历史上升时期，为之理想（自由权、理性、人格独立、男女平权、民主宪政共和等等）奋斗的一些人也实现过自身的意义。
但是今天只有一种阶级的未来才属于人类的未来，那就是无产阶级自主解放的未来。简单说，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首先取得了统治，铲除了私有产权、有产阶级及其影响，并尽快把这种社会革命推向全世界，才能最终使得一切人对人的统治不再是必要的——因为在消灭资本剥削和少数人对大多数人压迫的社会里，广泛的自治将成为自觉有力的需要，自治将深入到每个人，瓦解家庭、学校这些基层权力结构，社会公共集体的、自治的生活消费组织将代替一切权力结构，最终，国家的最后一个形式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随之自然退出历史舞台。这种未来，与无产阶级目前的斗争、过去的斗争都有联系：可以认为是为了总的解放斗争的汇流，历史的准备。每个为着无产阶级解放或只是为了其具体斗争贡献力量的人，不论他们是无产阶级之中还是周围、之外，都在这一历史线索中留下了自己不同的足迹，延续着意义，成为永生的状态。
这样一个极为宏大的问题，当它具体到个人，就触及了本文的论题，即自杀与人的解放。显然，我认为最好的解放是在一个完全革新了的社会里，取得充分发展并且和谐自由的劳动和生活，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使所有人都热爱生活同时幸福生活着。
然而在此之前，死亡仍是一个不能完全避免的选择，当寻死成为强烈渴望时它往往是必要的，——或者因为某种无法摆脱又不断逼近临界点的趋势，使具体个人痛苦，或者因为寻死者对解放运动本身前进需要的自觉，例如历史上的革命就义。
一个本身就是自觉的社会解放追求者的人，应该如何面对对死亡的选择，这并没有必须遵守的确定答案。而且重要的是，这里多数情况不存在道德的边界。例如一个还远远不是全身心投入的解放追求者，也没有充分经历过社会生活，当遇到生活被压抑和限制的无奈情况也可能寻死（我就这么想过），然而如果他有对社会解放的自觉理解，就不会选择去死，而应该会更主动深入生活中自觉开拓生活的前途（这正是我后来为什么没有自杀的理由）。只有在社会解放前景的导引下，死才可能并且才应该被劝阻，从而使“新生”不是盲目的而是多少自觉的，从而使继续活着对社会（首先对解放事业）来说是多少有益和必要的，否则即使强制不让死也没用，反而会增进他继续活着的痛苦（没有考虑过自杀的人也许很难理解这种痛苦）。这是第一种情况。
实际上现世很多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自杀在原因上和上述情况是一样的，尽管现实绝大多数人并不追求社会解放，但社会解放信念在没有充分生活时只会是一种社会前途，在现实中看不见也感受不到，也就是说未经历过斗争生活历练的青年，即使他们有最强烈的革命观念，他们和绝大多数对革命一无所知的青年却无本质不同。目前社会上相当多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和失业青年）生活的边缘性（或感觉自己处于生活之外），与他们中最敏感最热情的因素（解放追求只是其中之一种）发生冲突，就会产生寻死的倾向。然而我对那些并没有自觉追求社会解放的寻死者，仍抱着深深的同情和敬意。不应该责怪那些终于完成了心愿的寻死者没有更多期盼和自觉性，因为社会没有给予人们期盼，理解，和热爱，反而千方百计地打压对解放的追求（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是如何打压的）。这个社会只能激起那些最热情最敏感的人的恨，而不是爱，对于这种尖锐的对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寻死者一边。但如果我能直接与寻死者交流（我常常这样想），我会竭微薄之力将这些寻死者导向社会解放斗争的共同探索中。
然而我们回到本节主题上来吧，即寻求最大价值者——在我看来是自觉追求社会解放者——应该如何面对对死亡的选择。
第二种情况则更复杂，假设当一个人全身心投入解放事业时，对生活和斗争的深入参与会使他认识到，必须先做出最彻底的牺牲，才能使运动向前进。
第三种情况最复杂，但细想起来其实是与第二种情况相对的。假设当我全身心投入解放事业时，当我充分地经历过生活和斗争之后，却陷入了某种对自身所追求的意义的背离的现实状态，我无法自拔，这种背离又不断加深，当这种状态超过了我的临界点，则我会把死亡作为一种可能的选择。但我想问题是这样的：这时的死亡选择不仅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更是对整个社会和解放运动走势的判断和解放运动本身的选择。这样，死亡选择就成为了社会中高度自觉化的那一部分的一种客观趋向，自杀的意义就在于实现这种社会历史趋向，但这毫无疑问是最充满悲剧性的实现方式，它是用毁灭来唤醒新生的；这种毁灭倾向呼唤更投入的社会解决，更鲜明的集体斗争精神，并对寻死者（同时是社会革命者）寄予最大限度的宽容和尊重。这种情况最复杂，也最痛苦，历史上最集中说明这个情况的例子非十月革命后十多年的苏俄莫属。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时并没有人寄望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所有的革命者都在世界革命的宏大而现实的前景激励下共同奋斗。然而当欧洲革命不断失败，并且与苏俄国家官僚化形成越来越糟糕的恶性循环互动（以1923年斯大林等人促成德国革命失败为标志）后，整个局势就陷入了一种泥潭状态，革命不再是突飞猛进，而遇上了深层的问题，革命前的种种丑恶现象卷土重来，很多最敏感最热忱的革命者遭遇了“对自身所追求的意义的背离的现实状态”——新生资产阶级产生、官僚化的种种丑恶、商品交换原则又在腐蚀着人格等等（女共产党人柯仑泰在小说中揭露了革命官员嫖妓的丑恶，她的书因而被禁，虽说她是党内重要干部），最要命的是那种苏俄革命蜕化和国际革命失败的恶性循环在不断加深，而革命者并没有同时自觉，而是一批一批地自觉、分别采取对策。在1920年代，许多革命者（不乏许多正在很高权位上的革命者）自杀。苏俄杰出共产党人、著名外交官越飞的自杀是充满悲剧性的众多例子之一。越飞是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之一，也是老托的亲密战友。在1930年代，老托的女儿季娜在纳粹已经上台的柏林自杀身亡，多伊彻做了详细地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越飞还是季娜，他们在寻死时都被某种难以克服的神经疾病所困惑，但从详细的描述中完全可以认为他们并不是患了纯粹与社会无关的精神病，他们的症状从人体神经系统里表现出来，根基却在社会里，在于社会的压迫、异化和种种狭隘性。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有必要对具体的寻死者加以帮助，使他们减少痛苦，只有当死成为唯一减少痛苦的情况下帮助才是不必要的。但这种帮助必然是来自解放运动内部的帮助，因为一个不理解社会解放的人，是不会对解放运动里的寻死者起丝毫作用的，尽管他们竭尽所能。而来自解放运动内部的帮助，又必然受制于整个运动的总体力量，私人友情不能超越运动的整体利益，如果不是这样帮助者必定不配成为誓言完全献身这个运动的战士，这极为明显的事实我想不用多解释了吧。因而在解放运动本身就相对弱小、而斗争又极为剧烈的情况下（不幸的是二十世纪的革命解放运动几乎都是这样的情况），追求解放的战士对他的寻死的同志更多是采取旁观的态度。而当季娜在柏林自杀前寄给他父亲的几封撕心裂肺的信件里（见多伊彻《流亡的先知》），老托只有在土耳其的流亡地痛苦地旁观和对话着（有时他也会对自己女儿没完没了神经质的纠缠大发脾气），却没有满足他女儿的最大要求——希望到他身边一起工作，而不想呆在局势日益恶化的德国（据说30年代初许多德国革命工人常常聚会忧心忡忡议论政局，却也十分无奈缺乏强有力的先锋队伍）。老托认为季娜在他身边并不利于工作大局——为整个解放运动做工作（老托让他的一个儿子在柏林工作，希望季娜配合其工作，但这俩姊弟却相处得很不好）。在这种揪心的对立中，我们难道能单纯地考虑选择支持老托和季娜中的一方、而不去注视整个社会特别是解放运动所面临的问题吗？在这种对立中，人是非常无奈的，即使老托这样杰出伟大的人也不例外，但革命者有更高更有价值的考虑和追求，那就是对社会解放的追求。然而这种情况下当革命者最终还是选择了死的时候（季娜也应是一个热忱的革命解放追求者），我们决不应该指责她或他放弃了革命，或是给他们贴上其他可耻的标签，或认为他们不够觉悟。
我之所以要谈论这么多，是因为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同道青年关心生命和死亡的意义以及“对死亡的选择”这个问题，却不一定能最好地理解它。因为我们思考过分地多于生活，——我说的是矛盾斗争碰撞的生活，而不是校园生活和庸碌市民的日常生活。但一个最终选择了死的解放运动战士，由于充分经历过现实的解放运动和斗争生活，他一定是经过了对个体和解放运动的关系的充分考虑了的。
我倾向认为，在解放运动还弱小的时候，
（——文稿到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