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_唐諾《求劍—年紀‧閱讀‧書寫》_剩多少個讀者你仍願意寫？
五百個讀者，以及這問題：剩多少個讀者你仍願意寫？
一八三五年，年輕的托克維爾交出他《民主在美國》上卷，這本偉大的書不是緩緩被人發現的，而是第一時間爆開來，在彼時的世界首都巴黎，並迅速捲向歐陸各國。依歷史所記述的那般熱火火光景來數字換算，有經驗的出版工作者會講，能夠堆出這種規模的驚動感、大地震撼感，以今天台灣這種size的社會，至少得上達二十萬冊的銷量才行，在中國大陸，則是一百萬冊以上。
《民主在美國》上卷，當時實際上賣了幾本呢？很奇妙——總共五百本而已。五百本的暢銷書？
五百本如今是什麼意思？今天我們會說，這是一個很淒涼的數字，一個雖未必得有人辭職謝罪，但總得好好檢討告誡一番的失敗數字，以及，一個說明這本書根本不能出版的數字。
兩百年前。世界變這麼多了？或，世界真的曾經是這樣嗎？
很明顯，人口數字的變動完全解釋不了如此巨大的落差。或我們乾脆以較恆定的空間大小來看，從巴黎這個點到整個法國再到大半個西歐包括懸浮於大洋之上的英倫三島，兩百年前和今天並沒兩樣，甚至，我們該理解為遠比今天「大」，因為交通配備和傳播工具遠比今天不發達不綿密的緣故。五百本書丟進這麼大一片土地上，應該接近於一粟之於滄海，按理說應該連個泡都冒不起來才是。
同樣是書、同樣是人、同樣是閱讀，要稍微妥善解開這奇妙現象，我們可能得乞援於化學。比方，一定大小空間裡要提高粒子的碰撞總數，取決於這兩者，一是增加粒子的數量，另一是提高粒子的運動能量（即熱量）。因此，我們幾乎可以斷言，當時人對書、對閱讀的心思必定是鄭重的、熱切的，必定有那種「不斷在人心和人心之間熱烈傳遞的東西」，這才克服了人和人的散落，克服了外在傳送配備的缺乏，克服了現實空間的道阻且長。只是，那得要熱切到何等程度才算？對《民主在美國》這樣層級不容易讀、不容易懂還不容易口語傳遞的書，對這樣一本冷書和一個冷人（托克維爾是我們所知最冷那一級的人，從心性到思維方式、思維成果）。
五百本書就完成熱銷、就撼動世界，這個不可思議的歷史事實，再一次（但以某個如此新鮮的視角），把我帶回到這些年我一直觀看、警覺、思省的老問題——一本書，究竟需要多少個讀者？以及，究竟能夠指望有多少個讀者？
需要多少個讀者？這指的是書的被閱讀下限。我不會浪漫的、或哀淒的說可以是零，我以為，書寫根本只是公共性的，即便在某種時代某種特殊時刻那種「澗戶寂無人紛紛自開落」的書寫、那種藏諸名山好像不想讓人看的書寫，仍期待著它的讀者，等待他日或許出現更合適讀它的讀者，這絕不是拒絕讀者，事實上只是更苛求讀者，帶著某種絕望心緒（遂也顯得對當下無比輕蔑）的試圖挑揀讀者。
漢娜．鄂蘭講的很對也很精彩（在她晚期的那本《人的條件》書裡），人的獨特性只在人所建構的人類世界才成立才顯現，這是原來數百萬年如長夜的生物世界沒有的，而公共性，正是人類世界的主要面向之一。
能夠有多少讀者？這指的則是書被閱讀的上限。我也不會樂呵呵的說可以不斷增加，書沒有這樣的彈性，書向上的彈性遠比一般人（尤其行銷人員）以為的要小，小多了。儘管，偌大世界並不存在一個百分之百理想的、密合無間的讀者，再好的閱讀者都有他不及和過之的參差成分，但每一本書仍有它一定數量的「正確」讀者，再多，就愈傾向於只是誤會了，只是增加經濟收益而已。
我自己不成比例的在意下限這一邊，因為下限關乎的才是「生／死」「有／沒有」的問題，決定了人的種種思維成果有沒有機會被看見被承接被保有？至於五萬、十萬、一百萬本的熱賣，我（依我出版和閱讀的經驗和記憶）總會自然的、逐步昇高的心生警覺，最通常的是，這不會是一本好到哪裡的書，因為要符合幾十萬上百萬人的公約數，書非得降低水平不可；要不，就是有些非關書的內容本身、非關閱讀的特殊因素加進來，勾起人們的好奇並蔚為某種「時尚」云云。對書寫者本人而言，讀者「錯誤」的期待和閱讀越過了恰當的、書的內容再無法承諾的界線，這其實不見得划算，尤其在當前這麼個消費者意識社會，不當的、超收的利益往往就是負債，要還的。不見得划算的也發生在書的本身，眾聲喧嘩中，首先被穿透的總是閱讀所必要的、彷彿由書自身所限定、所圍擁起來的沉靜小世界，閱讀很容易變得粗糙而且極浮躁，乃至於縮短了它的生命期，書提前死亡，提前「過時」（這是進入到時尚遊戲世界幾乎一定會感染上的傳染病）。
這裡順帶講一下，較之其他所有商品（藥物、食品、家電、汽車云云），我一直注意到書籍行銷極可能是最多、最嚴重涉及「廣告不實」的一種，包裝上（封面、腰帶）所顯示的往往和內容物差異最大。法律對此的寬容，很可能是，一方面來自於難以規範追究，另一面則是不忍心規範追究，把它移置到言論自由的莊嚴大價值的羽翼之下，這是書這個劣勢商品僅有的優勢。
如此兩百年，書以高倍數的、遠超出人口增加速度的數量成長，這是一個無可懷疑的亮堂堂進步過程，也是一個走向公正的過程。這麼說，不在於人口增加，而是逐漸的、「人人都可以閱讀了」，進步是障礙的一個一個克服，舉凡財富增長、識字率提高、勞動形式改善、社會意識及其結構趨於平等、生活閒暇增加，以及閱讀相關配備如照明、生活起居環境的進步（不必再去抓螢火蟲、不必等下雪、不必冒痴漢罪名去牆壁鑿洞）云云。確確實實的，每一種、一次進步，都又帶進來一大批原來不知道、沒能力、沒資格閱讀的人。
不少人知道，在這兩百年的閱讀歷史裡，有這麼一個辛酸但甜美的故事，那就是「廚房女傭開始讀小說」——地點是西歐尤其是這一波進步核心的英國，事情總是從那裡先發生的。豪門人家幫傭的女僕開始在夜間、在主人已進房酣睡時刻，躲一燈如豆的廚房也看起小說來，當然得犧牲點睡眠時間，也得拖著忙了一整天的疲憊身體。原來不知道、沒能力、沒資格閱讀的人進入閱讀，這個偷取了燈火和時間、在微弱光線下也興奮也忘情沉浸於某本小說的女傭，正是第一顆小石子，帶出來一批一批全新的讀者，從而改變了書和出版的形貌，包括數量增加，售價下跌。日後（一九三五年）英國企鵝出版社著名的「六便士小說」（平裝本、口袋大小）便是承接了這個，從概念到形式。
為什麼是廚房女傭呢？其實事情不是由女傭而是由她的女主人開始的。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歐上流階層人家女主人，極可能就是彼時全世界最沒事做最無聊的人，不方便出門，家事包括養小孩教小孩又全由僕傭包辦，偷情也不是人人、天天能做的，讀讀小說遂成為她們每天生活的主要排遣之一。只是女主人類量有限，不足以單獨拉動書和出版的改變，而且她們本來就有資格有能力，不必書和出版做出改變配合，這一切遂得等到女傭的源源加入。
又為什麼不是其他下階層勞動者呢？因為女傭有著彼時其他形式勞動者難以獲致的閱讀必要條件，或說機會——像是，她接觸得到書（當時書十分昂貴，「一本小說的價錢相當於一個家庭一到兩星期的生活費」，換算為今天台北市，約為驚人的兩萬到五萬元左右），也方便有照明（當時蠟燭也是奢侈品，整個世界夜裡昏黑一片），還有，銜接著主人世界的閱讀氛圍、好奇和想像，在實際打開一本小說之前，她總先聽到一些談論，包括東一塊西一塊的破碎情節，直到今天，我們的閱讀不也都是這樣開始的？
相對的，很長一段時日，人們（包括上階層人士和勞動者自己）普遍認定書對勞動者、對窮人是有害的，占用時間，浪費金錢，還徒亂人心。
如此兩百年，便是由這個卑微但更美麗的閱讀畫面開始（至少我們很樂意這麼相信）。
書的數量突破因此不是全面的、齊頭並進的。大體上，經由兩種書帶頭拉起來，一是小冊子，尖利的對準某一現實熱議題，用來攻擊社會鼓動世界乃至於召喚革命云云，其數量可以一下子衝很高，十八世紀就不乏有萬冊以上的銷售紀錄（如斯威夫特的《街頭巷尾》或普萊斯的《論公民自由的本質》）；另一類則是小說，像狄更斯那樣恩怨情仇的大部頭小說，我們可部分的想成是提前出現的電視連續劇，也正是這部分讓它可以從百到萬的吸來新讀者（這也一併說明了，何以狄更斯總是用那麼重、重到狗血程度的字詞和情節）。事實上，彼時小說的發表和出版也往往是連續劇形態的，會先連載於較廉價、容易取得的報紙上，並採分冊出版的方式，比方《湯姆．瓊斯》一書的散裝本就拆成六冊（這也是分期付款，方便於沒辦法一次拿出那麼多錢的人）。台灣最後一種類似的拆冊出版之書是武俠小說，動輒拆到三、四十冊，一直延續到我讀國、高中時為止。
我們這麼一回顧，問題可不就來了嗎？以小冊子和連續劇式小說為突破書籍數量的領頭羊，今天回想起來真感覺不祥，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兩種如今都已不再是書了，或確切的說，這兩種需求已從書的領域分離出去，改用其他負載形式來滿足，而且不會再回來了——後者是電視和電影，前者則是大眾傳媒（是的，仍包含電視）。當然，載體不同會改變內容，比方由仍有相當厚度的小冊子轉換為雜誌、報紙和電視新聞及其評論，很顯然，兩百年後我們對現實議題的思索談論方式反而「輕薄」了，變成某種三分鐘式的東西，變成某種只需淺淺一層刮起的東西，從事件本身到我們的理知和情感，過多的準備和投注用不上也「不划算」。這再次證實，書原來是太籠統太厚重之物，挾帶著太多人並不需要的東西，其實並非能一整個穿越過大眾化數量的窄門。
不祥在於，也許有太多的書不該跟著走上這道數量增長之路。
數量大幅度增加，價格下跌到幾乎人人買得起，並持續普及向世界每個角落，閱讀變得平等，而且自由（經濟問題一直是自由最沉重的一個障礙，也是人從生物世界進到人類世界的關鍵）。這裡，也許自由比平等更好更富潛力，平等比較是個道德目標，它完成了也就結束了，但自由是一種全面性的掙脫，開向未來，包藏著也激發著各種可能，各種我們還不知道、未擁有的東西和其天地，它好得沒完沒了。總之，這是兩百年前人們夢都難以夢想的事，在所有可知的進步事物，書的如此展開可能是最光朗、最沒不良副作用的一種進步，光朗到幾乎不見一絲陰影——但真的完全沒有嗎？
這麼來看，價格和數量，正常或者說長時間來說，會呈現（或說逐漸調整成為）某種反比、交換關係，兩者的乘積大致上是一個常數，隨現實不斷微調的一個常數，也就是成本再加上利潤。其中，較可削減也隨著競爭下調的是利潤這部分，必要時可以歸零（當然是不得已的），讓這個常數就直接是成本，見底了，再往下就是我們所說殺頭生意都比它可能存在的賠錢生意。
這兩百年，數量和價格的交換消長，係由數量這一側所拉動，這是有資本主義產銷邏輯的。也因此，書的這一趟進步擴張之路同時也是一道不歸路，幾乎是單向的，已撐開來的數量形成新的生產規格、生產條件，把所有的書劃一的納入，從而書價持續下跌（實質的、對比於生活指數的），幾乎完全失去上調的彈性；也就是說，數量成為關鍵，成為終極判準，不只小冊子不只連續劇恩怨情仇小說，而是每一種每一本書都得服從這個數量要求，我們所說「書究竟需要多少個讀者」這個原本參差不齊的下限問題，變得簡單、生硬、一致，而且巨大迫人。這個問題已不再由書自身、由寫它的人來回答（沒資格回答），每一種書都得開始尋求它原來沒有的、不該屬於它的讀者才成立。
問題是書這個很麻煩的東西，大概就是我們舉目可見最難純粹商品化的東西了，一致性和書寫是扞格的、違逆初衷的，人類世界有多凌亂複雜多樣，書就有多少種內容和面貌，除了最終的裝幀形式，一本書和另一本書可以完全不相干不視為同類，從內容到讀它的人沒一絲一毫重疊。書因此不具備相同的、相近的數量上調彈性這理所當然。比較要命的是，這裡大致有個通則，那就是內容愈扎實愈深刻的書其數量上調彈性愈小，理由是這對讀者的要求愈多愈苛厲，也愈難借助時尚性的驟起暴風輕盈飛起來，在沒大事情發生、沒大災變大動亂逼迫，以至於人無需多想的平穩社會尤其如此（比方台灣這近半個世紀），太多書免費送給人家看都沒人要，也就是價格壓低到零都刺激不起需求，湊不到足夠數量出來。今天回看，我們這樣的推斷應該很合理、很接近事實真相的——在這趟書的進步擴張之路上，不覺不察中，不斷有書跟不上來了、半途脫隊了、消亡了；還有，一些書甚至還沒寫還在意念階段就夭折了、知難而退了，仿卡爾維諾的聰明話語來說是，那些「原來可以有卻終歸沒被寫出來的書」。這必定是一直發生的，並沒有多少人會做徒勞無功的事，也不能這麼要求人。
這一書的掉隊、夭折效應，很長一段被幾乎完完全全的覆蓋住了（可不只是抵銷了而已），畢竟這一波浪潮太全面太巨大也太光亮了，從個人到世界，一切都是打開的、增加的，書的種類品項絕對可以用繁花盛開來形容。但這個效應始終是存在的、潛行的，這有更堅實更持久的基本邏輯和基本人性，只等潮水退去，只等水落石出。
這兩百年，我們也可以這麼描述它——進步擴張源自於書、閱讀障礙一一克服，非常成功，成功到今天已幾乎一無障礙了，再沒什麼攔阻在人和書之間，人拿得出買書的錢了（不就幾百塊錢台幣？更何況還有公共的、免費的圖書館閒置著），擠得出時間了（一天一到兩小時已經是很棒的閱讀者了），而且誰家沒照明沒電燈呢（要不，走到外頭街燈下、公園裡，比昔日那種鑿牆壁偷人家燈光或借助微弱傷眼的雪光反射要方便舒適太多了）？以目前台灣社會的景況來說，這幾乎是所有人無一例外的基本事實，人若感覺還有障礙，不過是人不覺得需要閱讀，把它排到生活安排選擇的末端而已。障礙的成功克服，也就意味著這一波數量擴張停住了，無可躲閃的呈現人和書關係的直接事實真相，不再是人能不能夠閱讀，而是人究竟要不要、想不想閱讀。閱讀人數的漲落進退，再說有新的、「外來的」閱讀處女人口一整批倒進來，那些好像可讓閱讀更舒適更方便的工具、配備改良也不再有什麼助益有何意義（但這仍是我們的慣性迷思，或說某些精明的商人一直在利用此一迷思），所以說潮水退去，閱讀的真相畢露。
書寫這一側，究竟有沒有一種新的形式幫我們捕捉、存留這些不斷脫隊掉落的書呢？比方如昔日起居注也似的臉書什麼的？——書寫不是情緒的抒發，不是不揀不擇，不是玩那種朝花夕拾、比打字速度誰快的遊戲。寫一本書是一個確確實實的工作，人把自己浸泡進去，專注於足夠長的時間之中，幾個月，幾年，即使捕捉的、試圖存留的是短瞬如春花如朝露的東西也得如此，在書寫中，它一樣得「長成」比第一印象更飽滿、更富內容才夠資格被書寫，否則皆只是昆德拉所說「只配被遺忘的東西」；它轉成了記憶，轉成了隨身攜帶的東西，轉成了人心裡持續發著光、依依不捨或趕它不走的某個形象，苛求你得想辦法找到一種最恰當的、明顯超出你此時此際所知所會的方式和話語寫出來。書寫因此不是、也不可以是單純的記錄和描寫（這是自然主義的謬誤），書寫是世界再加上人自己，或更確切的說，世界起了個頭，但在書寫進行之中，時光流逝，世界往往已經走過去了、遺忘了、連痕跡都拭去了，只剩人記得。書寫因此只進行於人心之中，並一再的、一次比一次深入一些的折返人自己，所以書寫同時也是人鄭重的、持續時間最久的、累積的自省，超越了平常的、每天重新來過的那個、那一層自己。寫一本書和寫日記、寫臉書文字因此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兩件事，也無法替代（妨礙和破壞倒是有，成為一種壞習慣）。書寫者屢屢有這一經驗，被某個特殊的、戲劇性的心緒抓住所瞬間寫出來的東西是極不可靠的、危險的、日後一想到就噁心一身冷汗的，它包含了還誇大了太多不配被寫下、記住的無意義成分、莽撞錯誤成分和虛假作態成分，那些在真正書寫時輕易可過濾掉的東西，所以太多太多書寫者如此忠告我們，前一晚激動寫的東西，第二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扔垃圾桶去。
但是，要如何湊足原來沒有的、不屬於你所有的讀者數量好符合資本主義的生產要求呢？這真的是個難題，而且有愈來愈難的趨向，不只是因為再沒有一整塊一整塊的新讀者可開發而已，還有，人心緩緩變了，人和書的關係變了，其間某種榮光不再——相當相當漫長一段時日，這個問題被隱藏於、也相當程度消解於進步的耀眼榮光裡，如某種庇蔭。人置身在進步的浪潮之中，會生出對未來、對未知、對不可企及事物的極大善意，也往往樂於嘗試，因此，讀者的大量增加，不會只限定於熱度較高的小冊子和大連續劇小說，有一定比例會「溢」出來，旁及各種書包括那些他們其實不願讀、不能讀的書，我稱之為「嘗試的」和「錯誤的」這兩組讀者。但波赫士講得很對，所有的詭計最終都會被揭穿，進步的源源榮光還是用得完，在此一進步意識不斷被懷疑、已成強弩之末的今天，閱讀的真相畢露，那些帶嘗試善念而來的讀者或會弄假成真留下一小部分，但更多的、以及那些純粹誤解的則只會恍然離開，隨風來隨風去。
只是，這樣並非繞一圈回到原點，因為沒有原點了，永遠不可能再發生那種五百本書就撼動一整個世界的事，新的規格、新的計量接管了世界——進步是美好的，但對某些書來說，回想這一場，卻比較像是上了賊船。
於是，今天的書寫者總是得多做點事，或委屈或欣然，隨人不同心性而定——書寫不再只是書寫者一個人的沉靜工作，像朱天心所說「作者好好寫，讀者好好讀」那樣極可能不夠了（但這仍是最恰當的，我們仍該當它是一個理想）。這裡比較尷尬的是，由於這「額外」的純粹數量補充基本上是面向著嘗試性的讀者和錯誤的讀者，這一定相當程度扞格於書寫者本心、扞格於書的真正可能內容，所以很多真話不好說了，或至少只能輕輕的、含混的說，往往還得把最重要但可能最不安全最冒犯人那部分話語藏起來（這兩種話語重疊性之高非常驚人而無奈），免得第一時間嚇走他們，同時，書寫者也得學會書寫之外的其他種種本事，乞援於其他行業的專業技藝（表演業、政治業、公關業、廣告業……），讓自己更多知多能。
也就是，書寫不再是傾盡所有竭盡全力，而是控制力道。
滴水穿石的，我們很可能慢慢淡忘了，乃至於抽走內容的改變了這個書寫者最本命的、反求諸己的尋求和詢問——書找尋它的讀者，找尋的方式原是遴選和認出，每一本書彷彿都有它獨特的音頻，只有同類、只有某些人接聽得到，如同我們稍前所說的「在人心和人心之間熱切的傳遞」，如同月光下海面上浮起的鯨魚用歌聲召喚牠的同類；讀者原是非常珍貴的，甚至是難得的，用較浪漫的話來說是，這是和你一樣心懷同一個問題，看向同一個世界、聆聽同一種聲音，並作同一種夢的人，這部分，也許你的家人、你三天兩頭相處交談的所謂親友都不見得能夠，所以小說家阿城講，他是寫給那幾個「遠方厲害的朋友」看的。
然後，一本書究竟需要多少個讀者？或者說，剩下多少個這樣的讀者你仍願意寫？而且有責任有義務得寫？
有點像是《舊約》日子裡的耶和華，這世界、這城還剩多少個義人的下限就可以不擊毀它。
一八三五年《民主在美國》的這樁迢迢往事，讓我又想起來這些，復原了這個必要詢問，還附帶給了我喜愛的、堪稱振奮的回答——果然，純就內容和閱讀而言，一本書有五百個讀者就很夠了、太多了，乃至於震動天地海嶽。
好像，就連那些「不斷在人心與人心之間熱切傳遞的東西」都跟著想起來了，看得見了，變得可相信——曾經，這對書寫者而言只是個基本事實，但這兩百年來它不斷被稀釋，被闖進來的人群衝散，被生產線的噪音、被種種叫賣拉客的噪音給蓋住，以至於我們時不時會懷疑它不再了、不這麼來了。而這又實際的關乎書寫能否、應否繼續。
相信這都還在，對我個人非常非常重要，是吧，否則就連號稱萬能的神、連耶和華都受不了，要宣告失敗放棄了。書寫只能就此停止，就連書寫者滿心不捨不放都沒辦法，如果他意識到所有可能性已喪失，如果他徹底的不能再相信世界，如果不值得了，如果就連五個十個義人都找不出來。
我自己的狀況呢？就實際行銷數字而言，台灣已微不足道了（以至於有位極沒品的書寫同業不忘出言譏諷，言下之意是，該自己識趣不要寫了）；在大陸則堪堪還能以一萬冊為基底（總算暫時不必讓出版社朋友老以做善事的方式狼狽工作）。而真正的、符合我並不嚴謹也不苛刻標準的讀者呢？我猜，極樂觀寬鬆的猜想，一百個吧。
其實相當不少（耶和華都只敢奢望十個），也值得認真再寫——至於不達生產條件這個麻煩，事情有輕重先後，有絕不可讓步的和可以想辦法的，我們這裡先確認書寫還值得，再慢慢來想如何讓它可以成立，不管是有效解決，還僅僅只是個緩兵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