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与东莞女工的手提包
按：此文首发在我当时的新浪博客上（不久后那个博客就更名为“阶级斗争学研”了），写于2013年1月1日。
（2025年6月1日凌晨2点上传）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与东莞女工的手提包
——观TED演讲《当代中国工人的声音》的争辩
黔进派
近日我看了一个TED演讲视频，主讲人Leslie是一位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华人面孔女士，她可能是美国劳工NGO之类的工作者，在那个只有14分钟的视频里，她试图通过她访谈获得的当代东莞女工故事，颠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她花了两年时间访谈了一些东莞女工，这些女工生产名贵的美式手提包并且还能够消费、并且理解她们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这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关于工人劳动与其劳动产品的抽象关系。Leslie演讲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她（指工人）做了什么赚了多少钱，她在那个地方学到了什么，它如何改变她，这些东西才重要。工厂在做什么不是关键，工人们根本不在乎谁购买她们的产品。”
（What she does with the money she earns, what she learns in that place, and how it changes her,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matter. What a factory makes is never the point, and the workers could not care less who buys their products.）
该TED演讲在线视频（英语，中英文字幕）：vod.kankan.com/v/68/...
看完这个视频不禁让人想：马克思真的错了吗？东莞女工真的与她们自己生产的手提包和谐共处了吗？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这里没有必要解释全部异化理论以及关于它的复杂争论，但批评一种观点之前至少应该大致了解它。演讲者Leslie似乎故意想给人一种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玄奥复杂、脱离现实生活的印象，其实马克思自己的解释也并不难理解。让我们看看马克思自己怎么谈论工人劳动异化的：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及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这种现实化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至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靠最紧张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间歇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其实很简洁：因为劳动的对象和产品都是资本家私有的，都不属于工人，工人既不占有劳动产品，也不能控制劳动过程，因而工人劳动的实现就成了工人对生产资料（也就是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丧失、被生产资料奴役，于是工人对他自己劳动的“占有”就越来越成为“异化”“外化”，通俗地说就是：工人越来越不拥有自己的劳动，工人的劳动越来越不属于他自己。这个理论乍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工人双手做出的劳动难道不是工人自己做出的吗？为什么说出“工人的劳动不属于他自己”这种奇怪的话？然而这种异化论，不正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吗？不正是流水线上的工人的切身感受吗？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虽然是自己在发挥出劳动的各种动作，然而时间越长，他们就越感到自己只不过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劳动越来越不是自己意志和意愿的结果，而是私人资本工厂生产奴役的结果。
这就是一直以来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劳动现实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证实。
时尚品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然而，TED邀请的演讲者Leslie似乎提出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反证，而且是来自当代中国东莞女工的真实故事。这是怎么一个故事呢：Leslie讲到她访谈的东莞女工卢庆敏（音），这位女工把价格不菲的美国名牌手提包送给自己的多位亲朋好友，而这些手提包正是她所在的工厂生产的。其中一个细节是，敏的姐姐说到其中一种手提包将要升值到6000元，其男友质疑这个价值时，敏的姐姐就嘲笑他：有人会识货的，你不懂算个屁。讲到这里时，在座的都市听众们不禁大笑，Leslie又摆出一副发人深思状讲道：“在敏的世界里，Coach手提包有一种古怪的货币价格，它们并非完全一文不值，只是没有接近实际价值，因为他们认识的人都不会想要买这样的包，甚至不知道它的市场价格。”
Leslie似乎以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想过如此复杂而有趣的工人现实生活。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实在不是什么新鲜有趣的问题。无论是奢侈品的“价值”，还是时尚品牌商品的“价值”，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考虑过的，这些有产阶级社会派生的问题，也不是工人眼中的什么独特认知。认为某种时尚品牌的奢侈品具有很高的价值，这种观念显然不是源自工人，而是工人受到资产阶级主流文化宣传的影响，甚至工人自己也不理解它为什么会被赋予那么高的价格（Leslie的故事里，那些东莞女工们倒是如实地承认了这一点）。
时尚的品牌商品，其价值除了一小部分是工人劳动决定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人们所认同的上流社会等级的象征性的价值。只有当人们肯定性地认同其存在时，这种上层等级的价值才存在；而人们认同的基础，则是我们的确身处在一个等级分明的阶级社会中，而制造这些商品的厂商占据了该领域的相当的市场地位，以及在这种品牌上花费了相当的广告宣传费用。而这些市场地位、广告费用都是货币可以衡量的，它们都参与决定了相关时尚品牌商品的价值。正如Leslie讲述的那些东莞女工无法解释这些商品价格、但却又认同它一样，众多消费者在周围强大的主流时尚文化鼓动下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关于这些商品很前卫、很时尚、很值钱的宣传，就像接受投向她们的种种都市生活消费方式，这种千篇一律、毫无新意可言的现代广告逻辑，却被Leslie说成了好像是来自中国工人阶级的与众不同的独特高明眼光似的。
Leslie借助东莞女工对资产阶级流行文化稚嫩的模仿嘲笑中国乡下的“土包子”，博得在场的有教养的美国都市绅士女士们的开怀大笑。然而真正可笑的是谁呢？
东莞女工的劳动与她们的劳动产品
Leslie在这个演讲中得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观点，却倒是说了不少事实。她试图证明东莞女工的劳动与她们的劳动产品之间，的确存在着奇特的抽象关系，却不是马克思所谓的异化关系，而是一种更具有人性、更能融合的关系。她却也说出了工人们甚至不明白自己在工厂车间里究竟在做什么，虽然她举的例子并不是很有说服力（她说到一个QC，即质检员，似乎那个QC并不明白“QC”这两个字的意思，但其实很多工人也知道QC这两个字大致是质量检查、质量管理的意思），但这倒的确是一个事实。
有些例子更具有说服力，比如有的工人只知道自己所做的产品的料号简称，甚至不知道自己每天接触的那些东西究竟叫什么、具体用来干嘛的，这种例子非常多见，还有比如说，有些工人是做流水线上一个扫描条码的工站，但他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扫描这个条码、这是在测试产品的什么性能，甚至也看不懂电脑屏幕上出现的那些提示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在哪些情况下应该做哪些动作，却不知道做这些动作具体是什么意思。
这一切恰恰说明了工人的劳动根本不属于工人自己，根本不是工人自己的意志和意愿所控制的，而是简单地服从于生产管理。工人与自己的产品没有直接关系，甚至工人根本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产品。这种现象事实存在着。这使工人越工作，就越觉得自己被忽略了，自己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附属物件。Leslie就是这样告诉了我们，马克思的异化论仍然在当今中国南方——广东东莞的女工身上重演着，尽管她自相矛盾地否定了这一点。
工人得到汽车和房子了吗？Leslie的转移问题，却转移得很失败
Leslie在反驳一些舆论看法、提出自己观点时，她的话混夹着一些错误，其实是想转移问题，但她的转移却很失败。
首先，她举出了中国媒体的一种典型质问：生产iPhone的工人要工作多长时间才能购买他自己生产的iPhone呢？为了反驳这种算法的意义，她就打比方说她为美国杂志《纽约客》撰稿却不能支付该杂志上的一个广告（又引来了美国都市绅士们女士们的一些欢声笑语），她紧接着说“但，谁在乎呢？我不想在《纽约客》上打广告，正如大部分工人并不真想要iPhone”。先不说这种类比和观点是否真的恰当。她接着说“工人的算法是不同的”，她说工人想的是：
“我应该在这个工厂待多久？我应该存多少钱？买一套住房或一辆车要多少钱？还有结婚，以及送我的孩子上学要多少钱？”
（How long should I stay in this factory? How much money can I save? How much will it take to buy an apartment or a car，to get married, or to put my child through school? ）
然而，工人真的通过在工厂劳动获得的那点可怜工资买到汽车和住房了吗？普遍来看，汽车是工人没有的，一套在城市的住房也是绝大多数农村出身工人的奢望，甚至相当多工人也难以凭自己在城市的积蓄在乡下盖一栋房子。我接触过的许多80后工友，他们虽然出资修建了在农村老家的新房，但还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是靠其他家人的积蓄，以及借债，他们至今还在打工还债。工人在工厂里打工越来越难存到钱，现在很多工厂工人一年只能存1万多一点，干上五六年还不能在城市里买一个厕所大小的住房面积。
再回头看Leslie的那个类比，其实是不恰当的。如果只是看生产iPhone的那些工人，他们大多数的确不想买iPhone，但是这个比喻并不是只针对生产iPhone的工人才有意义。数以亿计的中国工人并不只是生产iPhone，他们还生产其他千千万万种商品，一个中国工人，也不只是需要某种通讯产品，他要建造一个现代化水平的家，还需要电视机、电脑、电冰箱、洗衣机等其他大件，谁能说这些不是日益成为中国普通工农家庭的必需品呢？如果要选一些质量更好的，这些商品未必就比一部iPhone更便宜，难道工人就不配去考虑这些商品了吗？难道工人只要买一套住房就好了、里面什么家具什么电器都不用买了？Leslie看似巧妙高明的演讲，却抽掉了工人的具体生活内涵；然而她的转移问题，却正好转移到了她观点的反面，反而驳斥了她自己。
少数人的命运与大多数工人的命运
Leslie的演讲最后提到，她访谈的那位18岁东莞女工只经过两年的打拼，换了5个工厂，就做到了一家硬件工厂的采购部的不错的职位。她刻意说这位女工是1.5亿农民工之一，然而应该补充一个关键事实：这个女工只是1.5亿农民工中的百分之几的那个少数人。而且成为工厂白领的远远不只是少数农民工，还有来自城市中产阶层和大学生、研究生以及更高学历的人的竞争，所以农民工要成为工厂白领乃至高管，准确说是少数中的少数。
Leslie最后在主持人给予的“如果有一分钟要对苹果公司生产负责人说些什么”时强调了工厂应给予工人教育培训的机会，教工人学习计算机和英语的基础实用知识。她认为工人来到城市并不是为了有更好的劳动生活条件，而是为了有更好的向上提升空间。从现实生活角度看，她的说法似乎有些道理。然而不管这个或那个工人的想法如何，事实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提升，甚至未必与受教育程度、知识水平有关，只是与偶然的机会有关（但就是偶然机会，也只降临到很小比例的少数人身上），大多数工人的命运无法通过这个社会的既定渠道得到实质改变。Leslie说她在东莞的两年，乃至她遇到的十年前就来到这里的工人，她感受到整个工人生活是向前进的，然而我所了解到的是，80后、90后的所谓第二代农民工比他们的父辈更难赚到钱、存到钱，社会看起来是向前进了，货架上的商品看起来也更丰富得多，但大多数工人的生活却是更难了。究竟哪个是事实呢？我想，要不了多久社会就将给我们一个答复，——那将是千百万工人迸发出来的群众性阶级斗争。
[1]马克思：《1844年哲学与经济学手稿》第一手稿“异化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