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异见者的困惑、失落和微小胜利

4月份，朋友X约我去公园散步。中途走累了，我们坐在草坪上休息。不到十分钟，保安来了，说不能坐在这里。

”为什么不能坐？还能坐坏不成？“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不让坐草坪的情况，只感到莫名其妙。

保安支支吾吾说不出原因，只强调不能坐。虽然在心里翻了白眼，但想着朋友也许不想为这种小事发生争执，我拿着包准备起身。但X没有挪动身体，继续问“为什么不能坐？”

我连忙帮腔，“我们坐一会儿就走了，很快”。保安看说服不了我们，转身去找另一个保安，不知道说了什么，没一会儿，又回来催促我们离开。X说这样他好像会被领导找麻烦，所以我们还是起身离开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当我们想反抗些什么，却又不得不顾及牵连无辜，只好做出退让。但对方真的无辜吗？作为一个掌握着微小权力的人，作为整个系统中的一环。

走到街上后，我说“幸好你多坚持了一会儿”。以往遇到这类情况，非要执着争个对错的往往是我，也因此跟不少朋友分道扬镳。

01 学校到底想给我们提供怎样的新闻教育？

大三的时候，正值疫情期间，我们在一个18线城市，几乎没有病例，但学校还是施行封校措施。出校必须要在小程序上申请，由辅导员审核，非必要不能出校。其实很多同学都只是想到附近的小吃街吃饭，但这个理由肯定没法通过审核。

于是，校内渐渐出现了几个翻墙点，同学会把共享单车搬到低矮的墙边，踩着车座，翻过围墙。吃完饭再以同样的方式翻进来。

刚好当时有门专业课，需要做一档新闻节目。我们就想着报道翻墙现象，准备邀请几个有过翻墙经历的同学来上节目。同时，考虑新闻的平衡原则，还派同学去邀请辅导员。结果，辅导员不仅没有答应采访，反而要求同学写检讨书。

虽然写检讨书的不是我，但我还是为此忿忿不平。我们不是想搞事，只是想做客观的新闻报道。而且这也只是一档校内的节目，不算公开报道，为什么连这个范围、这个程度的报道都不可以呢？

于是，在另一门涉及“新闻伦理与审查”的课堂上，我隐去辅导员和同学的名字后，分享了这件事。我说，这种做法让我感到困惑，为什么新闻学院告诉我们要对抗审查，要争取新闻自由，但是一到了实践中，甚至还没走出校门，就会遭到处罚？学校到底想给我们提供怎样的新闻教育？是新闻理想主义，还是迎合大的宣传方向？

最后，我引用了柏拉图的一段话：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那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是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说完之后，很多同学鼓掌了，至少在理念上，TA们也认可需要争取新闻自由。但是那个被罚写检讨书的同学不认可，他希望这件事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不是进一步扩散。

后来，我点开他的朋友圈，已经变成一条横杠，应该是拉黑了我。原来我们关系还行，有时候去学长的剧组帮忙，拍摄结束后，大家一起去聚餐，他还会主动给我烫牛肉吃。但这件事发生之后，我们就彻底断联了。

我一度挺失落的，不明白这种匿名讲述会给他带来什么伤害。而且这也不是他的私事，而是新闻学生的普遍困境。我不希望学校变成一个黑箱，掌握权力的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人提出质疑。那就由我来当这个质疑的人。我以为我是在为他发声，但原来不是。至少对他来说不是，反而觉得我在一意孤行。

02 大不了就闹到教育局去

无独有偶，检讨书也落到我头上了。毕业答辩前一周，导师突然说，不让我们答辩，理由是”从来没看过我们的片子“。

在微信群里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怀疑自己的眼睛，懒得多费口舌，直接把三个月前的聊天记录截图发到群里。那时，我们通过邮箱，把纪录片发给他看后，还开了线上会议，听他的反馈意见。

我本以为事实胜于雄辩，却没预料到，他被我当场反驳，下不来台，反而更坚定了不让我们好过的想法。自那开始，他拒绝沟通，消息和邮件一律不回，铁了心要让我们延毕。

我着急到在图书馆忍不住掉眼泪，又不甘心处于被动地位。于是，直接把聊天记录分享到朋友圈，要让大家都来看看他的嘴脸。

纪录片是我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拍的，但是只有我采取了激进的策略，她们都更想通过示弱、求饶来顺利毕业。那会儿只有我在学校，她们还在外地实习没回来，就在电话中劝我代表小组去找老师道歉。

我肯定不愿意，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要道歉，这样是在纵容导师滥用权力。她们就急了，说我故意要把事情闹大，不顾她们的处境。

这样的指责是我不能忍受的。首先，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我。其次，如果她们想示弱，可以自己去，凭什么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我的身上？既然大家的想法不一样，那就按照各自的想法做好了。我都没有嘲笑她们软弱，怎么能反过来指责我？

她们见劝不动我，当天写了邮件到学院，措辞诚恳，主要是希望学院能从中斡旋，缓和矛盾。没多久，书记来找我们开了线上会议。他先询问了情况，她们把责任都揽到我们身上，说没有跟导师做好沟通之类的。只有我不认错。书记当然更愿意认为是错在学生，所以最后的决定就是，由我们写检讨书，书记帮忙跟导师说好话，她们立马应下。

结束会议后，开始分工，她们问我写哪部分，我说我不写。我已经下了决心，如果在学校内部不能解决的话，大不了闹到教育局去。我就不信他们能一手遮天。

她们交了检讨书后，导师给我发消息，说得很含蓄，大致意思是，只要我肯认个错，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也许他自己觉得给了我台阶下，但我不吃这一套。

于是，他把我们的沟通情况发到群里，说答辩的时候，再好好谈。她们大惊失色，害怕被我拖下水，立马割席，说”这只代表她的看法，跟我们无关“。

好，我倒要看看他准备怎么为难我。答辩那天，进教室之前，我提前开了手机录音。想着万一发生什么，还能留下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导师就是上文提到的教授新闻节目课程的老师，在同学为完成作业，被罚写检讨书的时候，他完全隐身了，不曾伸过援手。同时他还是（代）系主任。

在等待答辩的时候，她们百无聊赖，举起手机想拍合照。我默默挪出画面框，她们还惊诧地看着我。我在心里冷笑，在关键时刻果断割席后，怎么还能期望我们还会是朋友？你们根本不明白，或者不想明白，这是一种多么大的背叛。

介绍完纪录片的拍摄情况，及各自的思考后，到了提问环节。学院新来的老师念出了一个名字，“XXX，这是谁？” 我举手走上前，心里还在猜测，这是准备找什么麻烦。

“你的论文是三篇里面写得最好的，逻辑清晰、情感也细腻。写出了那种夹在拍摄对象之间，左右为难的心情，挺真实的。”这些话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虚惊一场之余，又挺直了腰板。我到底有没有认真完成毕设，明眼人自然看得出来！

不知道导师出于什么心理，后来竟然没有找茬。只是在台下给我们拍照留念的时候，故意略过了我。我只觉得好笑，这种小事我根本不在意。

我只为自己打赢了这场战役而开心。我庆幸当初没有选择屈服，不然也许会永远顺从下去。只有胜利，能让我拥有继续反抗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