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我耗尽了所有的希望。直到2022年初，他们提出给20万CNY作为条件，要求我沉默，要求我放弃对那不公的坚持。我低估了他们的无耻，低估了他们为了维护那虚假的秩序可以丧失人性的程度。我被那虚伪“救助”的幌子，强制送入那令人窒息的精神病医院，我经历了比肉体更深层次的摧残与精神折磨。

逃亡的路上，长期没有稳定收入，机票、住宿、日常开销每一笔都要精打细算，经济压力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接下来的日子，我要慢慢把被偷走的健康和自由，一点一点找回来，也希望能得到各界的善意帮助，帮助我撑过这段最艰难的过渡期。

刚从封闭的疯人院里逃出来时，整个人一直是恍恍惚惚的状态。长期服药留下的副作用像影子一样跟着我，眼前漂浮的黑影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消失，视线偶尔还会发花，连看手机屏幕上的字都要眯着眼盯好久才能看清。腹部的隐痛几乎天天找上门，吃点东西就消化不良，翻来覆去整夜整夜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也全是在疯人院的噩梦。

我连为父亲守完头七的机会都没有，疯人院的电话接二连三地打过来催促，2024年4月4日，我只能强忍着满心的悲痛，转身返回了那座困住我两年的医院。

恳请政府兑现‘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信’的承诺，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保障我的基本合法权利。”该内容，我在中纪委国家监委举报网上，反复尝试提交，最终举报件却只能提交到，阆中市本级的纪检委网站，提交成功之后，如石沉大海，未能盼来任何回应。

后来病房的活动区装上了互联网电视，我靠着它一点点学到了不少基础的健康护理知识，靠着自己摸索的方法慢慢调理，才一点点缓解了眼部的不适，也减轻了腰部以下的放射性痛感、和反复折磨我的右下腹疼痛。

我此前持续反映的相关诉求始终没有得到定论，却平白遭遇跨省非法绑架，被强行送入这家精神病院，被长期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如今还要被索要巨额钱款才能换取自由，和被流氓强盗绑架勒索没有任何区别。就连我短暂出院和家人共度春节的最基本诉求，也被完全驳回。

我常年在北京靠自己的双手维持生计，你们前前后后十几次把我从北京强行押回来欺凌我，现在反倒把我关在疯人院里，还要逼着我签字领你们的“困难救助”，你们自己就不觉得这事儿荒唐吗？

我拨打110报警电话，要求转接七里派出所，接电话的值班民警态度极其恶劣，全程没有一句正常沟通的话。我到现在都没法接受，他们居然要我穿被别的病人穿过衣物，把我彻底当成了连基本尊严都不配有的畜生。

慌乱之中我连提前编辑好的报警短信都没来得及发出去，就被他们像农村杀猪一样硬拖上了车。车开了不到200米就停在小巷子里，有人下来换掉了可能是假的车牌

就连对应的国家相关职能部门，也全程没有任何作为；我到现在都想不通，难道他们全都是一伙的？

从我5月22号在柬埔寨金边卫生部做检测，到最终抵达北京，前前后后花了一万五千多元，折腾了将近两个月才终于落脚。

直到 10 月 25 日左右，他们又将我送至阆中市政府附近的茶馆，在归还我财物时，再次出现多人想动手殴打我的动机。最终，我获得自由。我不得不自行花钱购买车票返回北京，继续控告和举报。

等到我重获自由后，还是只能自己掏钱买火车票，再次返回北京继续我的控告举报。事后我通过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查询此事，北京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应居然是：不构成案件，没有移交。

我就想问一句：堂堂四川省阆中市政府机关，居然要借用村委会的名义，胁迫我签“广东省涉法涉诉息访息诉协议”，这种明着强迫的行为，难道不是在实质性干扰司法公正吗？

当普通人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解决纠纷，不得不采取行动逃离时，政府部门应该反思的是自身的监管职责是否到位，而不是一味地打击维权者。当普通人寻求法律途径维权时，司法机关应该秉持公正，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而不是沦为权力的工具。我逃出来了。但还有多少人没逃出来？

我最终回到广东，将这些经历告诉了女友。她担忧地说：“如果把你打死了，我该怎么办？” 这件事彻底促使我做出了决定：收拾东西，搬到了北京；从那年开始，我就在北京市租房居住。

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行动，一种信仰。它提醒着我们，在物质的诱惑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自己的底线；在权力的压迫面前，要挺直脊梁，捍卫自己的尊严。让我们以先贤为榜样，用行动践行“宁守清贫，拒辱施舍”的信念，让尊严与正义的光芒，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我盼着有一天，能撕下这张强加的标签，能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下，不用再为自己的清醒辩解，不用再承受无端的判定，能做回那个原本正常、自由的自己。

侵权行为，根源系相关司法、行政机关渎职失职，存在官商勾结、枉法裁判、行政不作为及滥作为问题，更滥用职权对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大肆侵害控告人的人身、财产及合法维权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