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丨10月：短剧最“烧心”（2026年，总第40期）
股狂风似的，围绕“烧心”展开的句式正席卷而来，成为许多生活场景的流行表达。
烧心原本作为医学上的描述，是胃食管反流病的典型症状之一。食物过食管进入胃内，在食管与胃连接处有道防止反流的屏障，当其功能减弱，胃里食物、胃酸等内容物反流向食管，刺激食管黏膜，就可能产生烧灼感。
有烧心症状，并不意味着一定患有胃食管反流病，还可能与食管感觉及大脑对疼痛信号的处理异常有关。这类情况被称为“功能性烧心”。
然而，随着短剧台词的反复出现，“烧心”的概念边界已变得模糊不清。
这些高度雷同的餐饮故事中，善良的主角始终坚持原则，拒绝售卖低劣材料做成的包子、鸭腿、盒饭等等食品，哪怕价格降不下来；而坏人不择手段，欺骗大部分食客，此时或是主角自白，或是一两个老主顾发声，“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于是，“烧心”便等价于不健康，并由此扩散，将不靠谱、不顺意等种种负面评价包罗进来。
诞生自短剧，尤其是AI短剧的“烧心文学”，试图用玩笑的口吻，消解单调苦闷的日常。可吊诡之处在于，这种风靡的表达与其说是对生活美好本真的强调，倒不如看作我们关于失控的无能为力与沉沦。
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短剧最为“烧心”。
与一些人的期待不同，今天充斥在网络平台的短剧，恐怕并不能和寓言、小说等作品形式一概而论。
例如，餐饮主题的短剧，仿佛只不过做了剧情呈现方面或简化或夸张的加工，讲述的还是劝人向善、诚信经营等道理。可有目共睹，是“烧心文学”的表达，而非值得践行的朴素道理成为迷因。
换言之，短剧所指向的不仅是“短”这一形式体裁，更限制它所能承载的内容本身：做餐饮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作为黑心商家的“别人”，另一种则是道德化身的“我”，而“我”不论如何吃亏，总能反败为胜，证明那些曾低看“我”的人愚蠢至极。
打脸、反转并由此带来的即时快感，构成短剧的本质，进而影响了真实的生活体验。
10月的“结绳”，从短剧切入，却又不局限于短剧话题。实际上，我想要追问，为什么人们会如此沉迷于这些过分简化、片断式的内容——短剧、短视频，甚至说整个社交媒体？
我当然可以在此先提供一个概述，那就是，今天的社会充斥着“被刺激”的欲望，无论感动、愤怒抑或开心，我们的情绪需要时刻保持亢奋，毕竟亢奋是旺盛生命力的主要表现，是人生在持续优化、永远进步、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信号。
下面的内容，将否定这样的一厢情愿。
01丨一个短剧遍地的世界
如果说，从中国走出的TikiTok用短视频重塑了海外用户的观看方式，那么眼下，世界似乎正陷入另一股相似的潮流里——短剧。[1]
作为TikTok旗下新的业务板块，PineDrama从2025年12月上线以来，应用下载量快速增长，尤其在美国、巴西、东南亚等市场。界面新闻梳理，PineDrama的短剧制作方绝大部分来自中国，而这种局面，很大部分由中国市场的竞争加剧所推动。[2]
根据数据平台QuestMobile发布的《2026年短剧营销行业报告》，截至5月，短剧行业去重用户规模达到8.51亿。其中，“红果免费短剧”单月活跃用户达3.56亿，明显领先一众短剧App。[3]
微信小程序的用户数量也不遑多让。知情人士透露，腾讯推出的“绿泡泡短剧”月活跃用户规模在8月时同样过亿，10月首周周活跃用户达8968万，较9月首周提升44.1%。[4]
不过，短剧这种作品形式，并非像前述数字直观展现的那样喜闻乐见。
就“短剧降智”的热议话题，10月，中国蓝新闻记者采访了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邹莹。她指出，对大脑机能来说，观看短剧只是切换一种干活的模式，大脑的疲倦感没有缓解。[5]
短剧的关注度，同样尚未转化成影视剧行业群体的普遍机遇，更遑论从业者在此过程中获得多少成长。
1996版《三毛流浪记》的“三毛”饰演者孟智超转型做了短剧演员。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他回应，这种选择背后是不得已而为之——长剧越来越少，短剧越来越多。科班出身的他认为，短剧无法提供施展拳脚的机会，仅有的价值，大概就在于让新人快速了解剧组的运作流程。[6]
这也许可以解释成剧本欠佳。以人文艺术电影见长的导演贾樟柯，此前就直言自己在看“红果”平台上的短剧。
“一个故事讲两个小时，或者两分钟，是形式问题，不是血统问题。”贾樟柯对比说，“电影、长剧、短剧，未来会越来越深地生长在同一个影视生态里。今天拍电影的人，明天可能拍短剧；现在写短剧的人，也可能转写一部部长片。对的始终是人物、情感和生活。”[7]
简言之，贾樟柯指向的，是所谓的短剧精品化：从粗制滥造的流水线同质内容里，发展出别具一格、打动人心的佳作，于是，短剧的好坏影响，也就成为导演、编剧、演员等参与者的自我选择。
但这里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从业者的处境。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团队的研究显示，对短剧内容质量提升的迫切追求，使得该行业固有的快节奏、高强度运转模式被进一步强化。
至于回报，短剧行业的各岗位平均月薪均在万元以上，不过细究内部收入结构就会发现，不同岗位间的收入差距显著。即使在一部短剧中拿到不错的收入，并不等于就拥有稳定、持续的经济来源。[8]
更何况随着AI的加入，一部短剧能省去真实的摄像、演员等开支，这直接削减了影视行业的工作机会。9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小亮表示，2026年前八个月，国内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AI剧占比超过九成。[9][10]
AI的普及还带来另一个挑战，佐证了贾樟柯的精品短剧设想注定不易实现。
10月，东南网发布的一篇评论文章称，为追逐流量、压缩制作周期，不少AI短剧团队套用同一套剧本框架，上演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11]
不夸张地讲，今天的短剧生产仍未跳出“前AI时代”的模式。2024年，网易旗下数读栏目对短剧的总结是：在逃的霸道总裁，在这里就业；离婚又重生，短剧不养淡人。而“AI短剧时代”，基本上只是用更不受限的故事背景这个“新瓶”，去装那些让观众在反转的爽感中欲罢不能的“旧酒”。[12]
聚焦短剧生产的报道里，BBC采访的一名转行导演感慨，“周星驰和王晶都在拍短剧了，我们也没得选”。他形容，自己的生活“就是钱难挣，恶心自己，成全他人”。
有毕业于“211大学”古汉语文学专业、在环境的各种冲击下只好去当短剧演员的从业者透露，家人对自己的工作“不置可否”。“现在家里人都不告知其他亲戚我在演短剧，只是说我在武汉的一家公司上班，”他说，“可能短剧太多了，他们也有暗暗祈祷、期望亲戚刷不到我演的东西吧。”[13]
我们要如何理解这种心理落差，例如雅俗之辩？
目前的文艺话语体系里，短剧总归是难登大雅之堂。所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汤拥华公开表示自己沉迷于短剧，才会引起舆论的兴奋与回响：“这教授三观很正啊，短剧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14]
《文汇报》的一个专题下，作家蒋在自白，她观看短剧过程中不止一次发笑，随即对被这些毫无逻辑的情节吸引而感到羞耻。
蒋在后来意识到，羞耻感并非来源于短剧，而是“知识分子身份”与通俗文化间的张力。她觉得，这种羞耻涉及文化资本、审美等级与艺术本质的讨论——如果说短剧是低俗的，那么“低俗”的定义是什么？“高雅”的定义又是什么？这些都是由谁来决定的？
故而，蒋在呼吁，是时候把“高雅”和“低俗”看成一场幻觉，毕竟在16、17世纪的伦敦，观看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曾被文化上层视为俗不可耐。
可今天的短剧，恐怕无法与莎士比亚的戏剧进行如此类比。
顾名思义，短剧最大的特点就是短，受限于篇幅，它缺少像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样展开故事的空间。就像另一位作家陈润庭谈到的，“人生往往是长时段，意味着复杂曲折与厚重，这些特质都与短剧的爽感背道而驰”。
陈润庭发现，短剧虽然数量庞大，分类繁多，所表达的欲望却很单一。许多短剧的剧情简介中，“人生”作为关键词频频出现，要么逆袭，要么幸福，总而言之，短剧里的人生总是相当轻易。[15]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轻易”有时会十分危险。一篇署名“王无”的评论认为，短剧正在把将暴力扩散到所有人的生活。
现实里，难以解决的挫败，被短剧转换成可辨认、理解、报复的个人冲突；原本弥散在制度、资源与社会关系中的不满，也借此重新组织成夸张的形态：哪怕真实的“我”再怎么唯唯诺诺，但进入虚构的故事，每个人都得叫我一声“参见龙王”。
短剧的反派往往恶毒、愚蠢，他的存在只不过为了证明“我”的善良和聪颖。不安的是，当一个人只能通过这种类型的娱乐疏解内心的不如意，当他已经无法接受任何有智慧的他者的到场，观看短剧的快乐就可能反过来影响主体对现实关系的理解——我被拒绝，不可能因为利益冲突、价值差异、能力限制等问题，唯一的真相就是，我被敌人轻视、针对了。
最终，那些沉浸在打脸叙事的短剧的群体，将越发依赖明确的敌我关系来组织自身经验，进而制造出更多的现实与网络暴力。[16]
那反过来说呢？要是不看短剧，我们的生活就能够自然变得更好吗？
10月，发布于Scientific American的文章，可以从神经学的角度为短剧的流行做一番解释。
伦敦大学学院成像神经科学教授Karl Friston，曾提出一个名为“主动推理”的理论。该理论声称，试图减少不确定性——本质上，即努力避免不愉快的意外——是大脑的首要目标，是几乎所有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
一个高度不可预测的世界，无疑是大脑最可怕的噩梦，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很快带来身体上的损害，比如长期的压力容易引发糖尿病、心脏病和中风等疾病。
但该文章提醒，若只顾着减少不确定性，人们便容易掉进另一个陷阱：退回一个最能预测的地方，它可以是一间属于自己的封闭房子，或者被虚构出来的高度同质化、程序化的短剧世界。
长远来看，这种策略是行不通的。你最终还是要走出那个狭小安全港湾，到那时，外面的世界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因为你缺少任何关于它的新信息。相反，更合理的做法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寻求积极的惊喜。
文章作者比喻，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像锻炼肌肉一样，要从小的挑战开始。正如坦普尔大学儿童和青少年焦虑症诊所主任Philip Kendall教导患者，要把引发焦虑的情境分解成一项项小步骤，并做好相应的问题策略。
换言之，尽管今天的世界处在高速变动、充满未知的状态，我们与其拒绝承认并切断和真实生活的联系，不如保持乐观，用一种“挑战导向思维”看待环境。
一个人越能将不确定性视为机遇而非威胁，就越能积累成功应对压力的经验，也就越有可能更好地化解极端的现实危机。[17]
02丨苦命小海，贩卖同情
短视频平台上，名叫小海的年轻男孩形象变得备受关注起来。
10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一位79岁的老人独自乘车远行，神情焦急，说不清具体目的地，只知道自己要去山西运城走亲戚，看望天天在手机里喊她“姨妈”的苦命小海。
“姨姨妈妈，我是小海，同学们都去吃饭了，我躲在教室里面吃馒头。姨姨妈妈，我有好好吃馒头，我还买了个肉包是给姨姨妈妈的，小海想把好吃的给姨姨妈妈们……”一段发布于9月的视频中，小海跟频幕外的观看者说。
实际上，无论是声音抑或画面，小海都是由AI虚构而成。但很大部分中老年群体信以为真。
留言里不乏真情鼓励，说自己为优秀的小海而自豪；有的老人表示心痛，询问小海为什么不去吃饭，光吃馒头，是否因为缺钱。
小海确实需要钱。很快，视频账号就添加上商品链接。小海表示：“我发现好多姨姨妈妈平时太顾家了，可轮到自己就总随便对付，您平时操心一家人已够累了，偶尔也给自己备点好吃的。”[18]
2025年，演员靳东就谈及AI技术带来的诈骗问题。曾有违法者打着他的旗号，从老年人群体中博取关注和金钱。靳东称，一些喜欢自己的影视剧作品的观众，被AI换脸视频骗得很惨，希望能建立更好的规则。[19]
可小海的走红表明，AI骗局可以脱离名人效应而运转。只要故事足够撩拨情绪，类似的戏码便会一再上演。甚至在这样的语境下，AI也是多余的。
根据Sixth Tone的观察和采访，中国的直播电商市场里，近年来出现了一个特别的趋势：越来越多曾深陷人口拐卖等悲剧影响的家庭，转身成为电商主播。
解清帅就是其中之一。他1999年被拐走，2023年借助AI人脸识别技术被找到，与家人团聚。这次寻亲成功引起广泛的同情。2023年，解清帅和家人的首场直播收入高达上千万元。同样幼年时被拐卖的谢浩男，2025年认亲后，谢浩男的母亲许健华次月开始卖货，首场直播的销售额超过1亿元。
随着这种“同情经济”的扩大，围绕它的争议也在增加。
一位长期关注拐卖儿童故事的受访者表示，对于这些群体，曾经赢得公众同情的悲痛变为营销噱头。而批评指出，一旦同情心被货币化，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就失去关注，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困境。[20]
03丨如何应对手机成瘾？
“我每天早上10点醒来都感到无比羞愧，但我就是停不下来。我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同样的行为。”在Scientific American的报道里，网络和技术成瘾者匿名协会成员Meg说自白道。
随着网络社交兴起，Meg把生活的方方面面发布到平台上，为此不得不一再熬夜。
正如用于赌博的老虎机那样，社交媒体的奖励机制是不稳定的。每一次滑动，都可能带来惊喜或失望，奖励出现的时间间隔难以预测。而“无限滚动”的页面设置，让人很难看到终点。当日常充满各种困难烦恼，我们更难抵挡诱惑。
通常，手机成瘾可以从六个核心方面来描述：涉及一种显著的行为，这种行为能引起情绪变化，你会随着时间推移对其产生耐受性，出现戒断反应，并在渴求中复发，如此恶性循环将给生活带来冲突。
26岁的Mathilde感觉自己一直在与屏幕时间作斗争。她原本只是希望用短视频让大脑暂时休息一下。为此，她试过很多屏幕限制应用，结果时间一长，她就开始绕过限制。当不断滑动屏幕，她感觉自己的大脑变得越来越不理智。
但研究人员称，不由自主的行为，也可能仅仅表明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这个视角，提供了基于改变行为习惯的解决方案。
习惯与生理或情绪信号相关联，打破这些信号就能打破习惯。倘若习惯在晚上刷手机，那睡前就成了触发点，所以最好把手机放在卧室外。更改应用的位置，删除快捷方式或关闭通知，同样是阻断方式。用自己期待的其他活动来代替刷手机，也能使人更容易坚持新习惯。
此外，主动屏幕时间，与被动屏幕时间存在显著差异。后者，尤其是浏览个性化信息流时，会叫人感到麻木。科学家建议，可以给屏幕时间设定积极的目标：建立联系、获取知识或表达创造力等等。
对很多人而言，完全戒断社交媒体不现实。过分强调戒断，可能导致执念和羞耻感的恶性循环。
相反，诸如辩证行为疗法，已逐渐展现出良好效果。其核心原则，是痛苦耐受、情绪调节和正念。关键在于，要找出让人感到空虚的原因。一个人的生活越充实，就越不想逃离它。[21]
04丨放过“更好的自己”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小伟，在一席的活动上做了一个演讲。
最近两年，王小伟发现，学生看起来特别疲惫：一进大学，就要开始准备GPA、考研、出国或者考公......尽管雅思到了7.0，还是不停地去划分。总之，每个人都想着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个口号背后，存在着隐微的结构问题——永远厌弃当下的自己，总去奖励未来的自己。
我们把当下看成是残次品，只有明天、后天的我，才是更好的我，而现在的我，天然是不完整、不太值得喜欢的。在哲学上，人总是寻求优化的冲动被叫做“技术逻辑”。王小伟表示，“技术逻辑”已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工作方面，当前的优绩社会，极大释放了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它承诺，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智力、体力、性格，去做最大的拼搏以求巨大的成功。照此说，如果我成功，那是我奋斗得来的；如果我失败，我也就活该，因为我不够努力。
如果把自尊完全建立在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形象上，那么受挫几乎是必然的。
情绪方面，“技术逻辑”要求每个人高度稳定，安静、平稳、正常地运转。你不仅要优化情绪，还要优化人格。比如，不同MBTI人格类型被社会排序。为证明自己是一个开放、积极的人，你不得不在酒场等公共场合逼迫自己表现。
我们不应把情绪看成是需要被解决的东西，它可以反过来帮助发现、引领自己。
爱情方面，亲密关系的本质恰恰是反技术的，因为你不需要再去持续优化自己——内向度的、丰富的自我世界，已经被全然地看见却不受评判。这并不等同于有一个完全理解我的人存在。真实的情感关系中，对方必须要具备一种“他者性”。
当一个人可以离开却选择留下，可以冒犯却选择尊重，可以怀疑却选择信任......此时，这种选择就是对你的深度投入，这份爱情才有重量。
王小伟总结说，生命只有在允许被触动的情况下，才会真正地繁荣；置身被持续的逼迫和改良中，它最终可能枯萎。[22]
备注：
科普中国从科学的角度，认真地对烧心跟食材好坏的关系、烧心的干预等问题进行说明：AI短剧里爆火的“吃了不烧心”，真的是好食材的标志吗？
某种程度可以说，今天是个被情绪主导的时代，情绪的重要性盖过了对“他者”的关注，于是，我们尽管看起来内心富足，却鲜有对生活的本真性进行关照，变得越发贫乏。既往的“结绳”系列文章，多少回应了这种困境：
“结绳”系列邮件订阅及在Substack更新地址：yuliqing.substack.co...
“结绳”系列在Matters更新地址：matters.town/@ysmw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