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現代香港和開國年份的張愛玲

在油管（YouTube）遊牧時，偶然看到了柴靜的新影片，標題是「周恩來為甚麼沒留住張愛玲」，內容是講張愛玲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如何一步步走向離開。

我很有感觸，看到才女，「祖師奶奶」在那個時代的經歷，好像看到了香港。香港自二零一九年後，逐漸向中共靠攏，就似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地被共產黨統治一樣。許多對於文藝界的限制可以直接對應香港。

數月前，獨立書店被保安局徹查，此前局長鄧炳強更說話不會提供具體禁書名單，以免有人走灰色地帶。我喜歡逛書店，卻從來沒逛過獨立書店，只怕以後也沒機會逛了，由政府下令，法律為工具，執行了一場對於文學的噤聲。就像張愛玲的赤地之戀，柴靜的看見，以及數月前的唯紅花綻放，書籍一直都在變，要罰的一直不變。我忽然理解了局長的說話，他當然不想列書單，那麼多書籍，怎麼禁得完？禁的理由光彩嗎？就是要禁不利於那個偉大同志的一切，禁了書籍，也是人。

方法同原則一直沒變，一切都是為了磨滅某些聲音。對此，大陸人如魚得水，他們很順從偉大領袖的指示。從娘胎起就聽著教誨，來到越趨紅色的香港，一切和大陸只有語言的不同。他們也瞧不起香港人，我們曾經是英屬香港。看到越來越多大陸人在港，寫中國的文學越來越少，彷彿歷史在重現。我們連語言都被批評，更何況文學？大陸人和香港人越來越相似，就像血緣一樣，被外來的沖淡了，香港人的濃度就少了。新香港人們說「新話」，似乎所有香港人都欠他們一筆舊帳，他們很英明神武。也有港人想做新香港人，用職權去討好他們，所以香港也有了種姓制。

我在一間很「紅」的大學讀書，身邊大約一半人是大陸人，透過聯招渠道入讀的是本地生，非聯招則是國際生，其實都是大陸的，說普通話的，沒有什麼不同。我們不談政治，但我們用微信討論；我們不談偉大同志，但我們說普通話；我們不歧視人，但大家都會問你是本地還是內地。一切都在變，往另一個方向。

最近韓麗珠的新作在台灣獲頒文學獎，我想看，但買不到，因為我生活在中國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