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集_《文化大革命》兩個獨裁者
兩個獨裁者
在北京市中心，一棟有大理石梁柱的龐大建築在天安門廣場上投下陰影，一如中國的政治生態籠罩在共產黨專政的陰影之下。這座人民大會堂以空前的速度完工，以便在一九五九年十月熱烈慶祝中國共產革命十週年慶典。這是一棟雄偉懾人的建築，由於深受蘇聯影響而擁有一個能夠容納超過一萬名與會者的大禮堂。數百盞燈光圍繞著一顆巨大的紅星，從天花板往下照耀。從講台上的橫幅與布幕到與會者座席和旁聽席的厚地毯，一切都是紅色的。大會堂內還有數十間以中國各省分命名的大廳室，整座大會堂的樓層總面積比紫禁城還要大。紫禁城面對著天安門廣場，占地廣闊，內有亭台樓閣、庭院及宮殿，是明、清兩代的朝廷所在。
一九六二年一月，大約七千名幹部從全國各地來到人民大會堂，出席中共史上規模最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他們之所以被召集到北京，是因為領導階層需要他們的支持。好幾年來，他們都在沉重的壓力下工作，因為毛主席所定下的工作指標愈來愈高，從鋼鐵到糧食的產量皆然。無法達到指標的人被打成右派並逐出共產黨。取代他們的人冷酷且不擇手段，為了私利而迎合北京高層的激進風氣行事。許多人謊報成就，捏造虛假的生產數據呈報給上級長官。也有人實施恐怖治理，導致他們管轄下的農民過勞而死。在這個時候，大家普遍都認為這批人必須為毛澤東實施大躍進而引發的災禍負責。
四年之前（一九五八年），毛澤東使國家陷入了狂亂；各地農民被集中到龐大的人民公社裡，宣告這將是從社會主義進入共產主義的一次大躍進。人民變成一場持續進行的革命裡的卒子，被迫連續不斷地勞動；冬天的農閒期有大型水利工程要做，夏天時又得土法煉鋼。大躍進有一句口號：「苦戰三年，改變中國的面貌！」大家都憧憬著一個豐饒富足的世界。還有另一句口號是「超英趕美」。儘管所有的政治宣傳內容都說要拋棄資本主義經濟，但是毛澤東真正的目的卻是讓中國快速超越蘇聯。自從史達林在一九五三年去世之後，毛澤東便一直想要取得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
即便是在史達林生前，毛澤東也已經自視為更勝他一籌的革命分子，一九四九年將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帶進社會主義陣營的人是他，不是史達林。一年後在韓國使美國陷入苦戰的也是他，不是史達林。然而毛澤東也是莫斯科老大哥的忠實追隨者，而且有他的理由。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依靠蘇聯的金援與政治指導而生存下來，史達林個人則協助毛澤東取得大權，雖然兩人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很融洽，但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北京政權後，毛澤東便立刻模仿蘇聯，實施嚴苛的共產制度。一部近年出版的毛澤東傳記指出：「他仰望全世界望之生畏的史達林和蘇聯作為他的導師，以他們為效仿的楷模。」毛澤東信奉史達林主義，因而實施農業集體化、無限制的領袖崇拜、廢除私有財產、無孔不入地監控百姓生活，也付出了龐大的國防開支。
諷刺的是，正是擔憂鄰國強權（中國）崛起可能會威脅到其統治地位的史達林本人，限制了中國全面「史達林化」的腳步。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史達林展開了冷酷無情的反富農運動，導致數千人被劃定為「富農」並遭到處決，另有將近二百萬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和蘇屬中亞的勞改營。但是，在一九五○年，史達林建議毛澤東完整保留富農經濟體系，讓剛經歷過長年內戰的中國可以早點復原。毛澤東對此置之不理，執意要求所有農民參與批鬥傳統鄉紳，有時候則殺害他們。鄉紳的財產全數交由群眾瓜分，土地則在測量過後分給窮人。共產黨謀殺謹慎挑選出來的少數民眾，並將大多數人牽連在內，因而得以將人民永久與黨聯結在一起。沒有可靠的數據可以證實土地改革期間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被殺死，但是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二年間被殺害的人數應該不會少於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另外有好幾百萬人被劃定為壞分子和階級敵人。
一九五二年土改運動結束後，毛澤東立即與史達林接觸，要求借貸一大筆經費來協助中國工業化。一向愛唱反調的史達林斷然拒絕，表示中國企圖達到的成長率是「冒進」。史達林大動作地縮減對中國的投資、否決了幾個軍事防禦相關計畫，並且減少了蘇聯協助建設的工業園區數量。不過，史達林自己曾經主導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蘇聯農業集體化，把從農村集體農場榨取來的糧食拿去供養日益壯大的工業勞動人口，以及換取從西方進口的機械。這種作法導致烏克蘭和蘇聯其他地區出現大規模饑荒，死亡人數估計有五百萬到一千萬人。
史達林是唯一能牽制毛澤東的人。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去世後，毛澤東便加快了集體化的腳步。這一年年底實施了糧食壟斷政策（統購統銷），迫使農民以國家規定的價格出售其作物。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中國引進與蘇聯國營農場相似的合作社制度。這些合作社從農民手中收取土地，把農民變成了唯國家之命是從的奴僕。城市中所有商業與工業亦轉入國家管制之下，政府強徵民營企業，從小商店到大工廠皆無法倖免。毛澤東稱之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
然而在一九五六年，毛澤東的急速集體化政策卻遭遇了重大挫折。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最後一天，赫魯雪夫譴責了史達林統治時期的殘酷整肅、大規模流放、未經審判的處決。他在克里姆林宮——昔日沙皇的莫斯科住所——滔滔不絕地演說了數小時，批判史達林的個人崇拜，並且指控他在一九三○年代初期摧毀了國家的農業。他說史達林「沒有去過任何地方，也沒有會見過工人和集體農民」，對於國家的理解全數來自「為農村真實狀況粉飾太平的影片」。毛澤東將此舉解讀為赫魯雪夫在攻擊他的權威。畢竟毛澤東是中國版的史達林，而赫魯雪夫的祕密演說必定會引發對毛澤東個人領導地位的質疑，尤其是以他為中心的個人崇拜。不出數月，周恩來總理和其他人便以赫魯雪夫對國營農場的批評為由，減緩集體化的腳步。毛澤東看來似乎遭到了排擠。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對「去史達林化」做出回應。他在一場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致詞時，積極捍衛一般百姓。毛主席裝出保衛民主價值的姿態，目的是奪回黨內精神領袖的地位。他超越了赫魯雪夫。兩個月之前，他被迫採取守勢，像是一個與現實脫節、並且緊抓著過去早已失敗的範本不放的年邁獨裁者。此刻毛澤東奪回了主動權，言詞遠比赫魯雪夫還要開放且令人放心得多。一週後（五月二日），他鼓勵知識分子自由發表言論，要黨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不過，毛澤東仍然被迫對他的同志做出很大的讓步。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九月舉行，旨在選出自一九四五年以來第一個新的中央委員會。會中，社會主義高潮被悄悄放棄，黨章中提及毛澤東思想的部分全數被刪除，個人崇拜也受到批判。集體領導則得到讚譽。毛澤東被赫魯雪夫的祕密演說逼到了牆角，不得不勉強同意這些做法。儘管毛澤東繼續擔任黨主席，但他表示想要從國家主席的位置退下，他並不喜歡這個通常只是徒具形式的職位。為了考驗同僚的忠誠度，他暗示可能會因為健康因素而退居第二線。但是劉少奇和鄧小平非但沒有請求他留下，反而設立了「榮譽主席」這個新職位，想讓毛澤東辭去黨主席一職後立刻擔任。毛澤東為此勃然大怒，私底下毫不掩飾自己的憤怒。
匈牙利起義給了毛澤東重新占得上風的機會。十一月初，蘇聯部隊鎮壓布達佩斯那些叛亂分子的同時，毛主席則是指責匈牙利共產黨因為沒有傾聽民怨、放任其惡化失控而害了自己。他認為，中國的危機並非民心動盪，而是人民對黨的政策絕對遵從。「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他在一次重要的演說中表示要共產黨欣然接受外界的批評眼光：「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由於毛澤東在五月時呼籲大眾進行公開辯論，已有許多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大聲表達不滿。匈牙利起義更進一步引發民間騷動，學生與工人開始以布達佩斯為借鏡從事反對國家的行動。數百名學生聚集在南京市政府前高喊爭取民主與人權的口號。全國各城市都有工人罷工，抗議實際收入減少、房舍簡陋，以及福利金縮水。上海有一些示威活動吸引了數千名支持者參與。
騷動不僅限於城市。到了一九五六年跨一九五七年的那個冬季，農民開始退出公社，高喊反對共產黨，並且毆打制止他們的地方幹部。在廣東省與香港鄰接的部分地區，多達三分之一的農民強行奪回土地並開始種植自己的作物。中國其他地區也有農民帶著自己的牲口、種子和農具成群離開公社，一心一意要自食其力。
由於主席以人民的支持者自居，並且捍衛他們的言論自由，所以共產黨沒有立場去鎮壓民眾的反對運動。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更進一步鼓勵原本抱持觀望心態的知識分子暢所欲言。他以誠懇的言語列舉共產黨犯下的嚴重過失，並以「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這些嚴厲的字眼譴責共產黨。毛澤東呼籲一般民眾表達自己的不滿，藉以協助黨內官員改善其工作，糾正社會不公的現象。他利用全國各地罷課、罷工的學生和工人，當作一種警告同志的手段，這也預示了他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作為。
很快地，一股批判浪潮爆發開來，但毛澤東嚴重失算了。毛原本希望群眾會爭相擁戴他，激進分子會遵照他的提示去懲罰那個排擠他、並且把他的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刪除的政黨。沒想到民眾卻只是寫出支持民主與人權的標語，有些標語甚至要求共產黨下台。自一九五六年夏天起，便有零星的學生罷課及示威事件，但此刻走上街頭的學生已有數萬人。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大約八千名學生在北京會合，紀念五四運動週年；那場一九一九年爆發的學生運動以失敗作收。這些學生打造了一面「民主牆」，上面貼滿譴責共產黨「打壓國家教育機關自由民主」的大字報和標語。在上海，地方幹部遭到憤怒的示威群眾斥責、羞辱與嘲弄。數以百計的企業發生了大罷工，參與的工人多達三萬名以上，規模為中國歷來之最，甚至超越一九三○年代國民政府全盛時期所發生的罷工。
群眾不滿的程度激怒了毛澤東。他派鄧小平負責一場運動，把五十萬名學生和知識分子打成意圖摧毀黨的「右派分子」。許多人被流放到偏遠地區接受勞改。
毛澤東的賭局產生了反效果，不過至少他和他的戰友再度聯手，決意鎮壓人民。毛澤東回到黨的決策中樞之後，一心想促成極端的農村集體化。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他和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主席受邀到莫斯科參與十月革命的慶祝活動，這時他稱赫魯雪夫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以此表示對他表面上的忠誠。但是他也會刁難這個對手，不放過貶低他的機會。赫魯雪夫終於宣布蘇聯在肉、奶及奶油的人均產量將會追上美國之後，毛澤東也大膽聲明中國會在十五年內超越當時仍被視為工業大國的英國。此時大躍進才正開始。
回到中國後，數年前並未對社會主義高潮表現出充分熱情的周恩來等領導人物，在私下會談與黨內會議上都受到毛澤東責難、羞辱、刺激與操控。在大肆進行的政治宣傳下，好幾名黨內領導和他們的許多部下被開除，由毛澤東的親信取而代之；他們將農民集中到人民公社裡，這是從社會主義躍進到共產主義的象徵。農村地區的人民失去了住家、土地、財產和生計。在公社食堂裡，按照工作量多寡來分配的少許食物成了用來迫使人民遵從每一道黨命令的武器。加上民眾的私人財產和牟利動機都沒有了，於是這些實驗導致糧食產量銳減，然而地方幹部為了應付上級施加的壓力，不但沒有發出警訊，反而向上呈報愈來愈高的虛假產量。他們為了保住工作，便將大部分的作物收成上繳給國家，使農民只能挨餓度日。
一九五九年夏天，黨內領導幹部聚集在廬山開會，彭德懷元帥和其他人謹慎地發言批評了大躍進。與此同時，赫魯雪夫則在出訪波蘭的波茲南市時公開批判史達林統治下的人民公社制度。一切看起來就像是針對毛澤東精心策劃的攻擊。毛主席懷疑有人密謀推翻他，便將彭德懷與其支持者打成反黨集團，共謀背叛國家和人民。
一場針對「右派分子」的獵巫活動隨後展開，三百萬名以上的幹部被毛澤東積極的爪牙們取代；他們為了達成毛主席所定下的指標，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由於持續面臨達成計畫、甚至提前完成計畫的壓力，許多人便訴諸更加高壓的手段，造成毫無節制的暴力操控，而且情況隨著工人的工作動機消失而愈演愈烈。在某些地方，村民和幹部都變得粗暴乖戾，不得不持續擴大高壓控制，暴力也不斷加劇循環。工作不夠努力的人被吊起來毒打；有的人則被丟進水池中。也有人被潑灑尿液，或者被迫吃下糞便。到處都有凌虐致殘的現象。一份傳到最高領導階層——毛澤東也收到了——的報告，記載了一個名叫王自有的男子被割掉一隻耳朵，有人用鐵絲綑綁他的腿，還用一塊重達十公斤的石頭重壓他的背，然後以燒紅的農具烙他——只因為他偷挖了一顆馬鈴薯。
此外還有民眾被活埋的案例。一個男孩在湖南的某村莊偷了一把穀糧後，當地領導熊長明強迫男孩的父親將他活埋。這名父親在數天後因悲傷過度而死去。
最常見的武器是食物，同時，挨餓也成了最先採用的懲罰。在全國各地，因為生病而無法工作的人都會被斷糧。病殘老弱者禁入食堂，遭到蓄意餓死，一如幹部引述的列寧名言：「不勞動者不得食。」由於地方幹部背負的壓力是產量數據而非人命，要確保他們達成北京那些決策者定下的指標，因怠忽而間接被害死的人不計其數。這場政治實驗以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集體屠殺之一告終，至少有四千五百萬人因過勞、饑餓或遭受毆打而死。
到了一九六○年底，這場災難的規模之大，使毛澤東不得不允許周恩來及其他人削弱公社對農民的掌控權。地方市集恢復了，人民再度獲准保有私人土地，國家也從海外進口糧食。這是大饑荒尾聲的開始。但是，一旦減輕了農村上繳糧食、煤及其他商品給國家的壓力，有些大城市便開始面臨大規模的物資短缺。一九六一年夏天，財政部長李先念宣布，國家糧倉空虛是黨所面對最急迫的議題。
農村徹底切斷了北京、天津和上海的糧食供給，迫使中央不得不傾聽農村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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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光環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會議的名稱源自與會人數——來到最黯淡的時刻。若說有任何時機可以罷免他，無疑就是這場大型會議了，因為來自全國各地的幹部終能齊聚一堂，比對彼此的記錄並批評大躍進所引發的災難。甚至有傳聞指出，在會議舉行之前的幾個月，一臂行動不便的北京市長彭真已經要他的屬下鄧拓——他是黨內的知識分子——將批評大饑荒，以及毛澤東在其中所扮演之角色的文件資料彙整起來。劉少奇和鄧小平都知道這次調查行動，而且曾經避開公眾耳目，在北京動物園中為慈禧太后興建的行宮暢觀樓開過數次會議。有人斷言，彭真有意與毛主席當面對質。
數十年前，史達林也曾面臨過類似的挑戰。一九三四年在克里姆林宮大會堂舉行的勝利者代表大會上，二千名代表齊聚一堂，慶祝農業集體化成功與工業化突飛猛進。表面上他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史達林，私底下則對他的統治方法怨聲載道，也對他的野心感到憂懼。幾名黨內領導對毫無節制的史達林個人崇拜相當不滿，私下密會商討如何將他換掉。傳聞指出，有太多代表投票反對史達林，不得不銷毀部分選票。基層的不滿有許多是饑荒所引起的，普遍認為史達林必須為此事負責。然而，無人直接公開批判他們的領袖。
在北京，毛澤東同樣受到熱烈愛戴，許多代表很珍視與毛主席合照的機會，
就連高層領導也沒有直接質疑毛主席。但是劉少奇向座無虛席的聽眾發表報告時，以很長的篇幅談論了大饑荒。劉少奇生性嚴厲拘謹，鬆弛的臉上滿是皺紋，經常工作到深夜。多數領導已經不再戴帽子，他卻總是戴著無產階級的布帽。一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一年四月，劉少奇和其他領導幹部被毛澤東派到農村調查大饑荒，他對自己家鄉村子裡的悲慘狀況感到無比震驚。劉少奇在會議上說，湖南的農民認為這場災禍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使用「人禍」一詞，震驚全場，聽眾發出驚嘆聲。劉少奇還反駁毛澤東在強調成就多過失敗時最喜歡用的說法：「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緊繃的情勢顯而易見。「總的來說，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呢？……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毛澤東顯然十分惱怒，他打斷劉少奇，說道：「根本不是一部分地區，像在河北就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地區減產，而在江蘇則有百分之三十的地區產量連年增加！」劉少奇堅不退讓，繼續說：「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只是三個指頭。」
不過劉少奇倒是為大躍進做了辯解。正如三十多年前的莫斯科，當時每個與會代表都急著表明「總路線」是正確的，只是執行過程出了差錯。
尤其有一個人更是力挺毛主席，這個人就是林彪；他被視為內戰時最傑出的戰略家之一。他骨瘦如柴、面色蒼白，對於和水、風、寒冷有關的許多事物都相當恐懼，光是聽到流水聲就會腹瀉。他完全不喝流質食品，只靠妻子餵他沾水的饅頭來補充水分。多數時候他都戴著軍帽遮掩他皮包骨的禿頭。林彪經常稱病缺席各種場合，但是一九五九年夏天，他一改隱匿作風，在廬山會議上捍衛毛主席。他得到的獎賞是接下彭德懷的工作，成為軍方首長。此時他再度讚揚毛主席，將大躍進捧成中國歷史上的空前成就：「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毛澤東對林彪很滿意，但是對其他人都心存猜忌。他盡可能表現出不在意的樣子，以慈祥、親切的長者形象示人，宛如「一位善於講述中國歷史的文雅巨人，能夠引經據典；這位奧林匹斯山上的神明樂於承認，就連他也可能會犯錯。」
他嘗試讓會議代表解除戒備、放下心防，鼓勵創造開放民主的風氣，讓所有人都可以毫無顧忌地暢所欲言。他這麼做是為了查明每個人的立場。在黨內主要演說之外進行的小組討論中，一些代表發表了相當危險的批判觀點。幾名省級領導幹部認為大饑荒自始至終都是人禍；有人則在對比各自所代表的省分所提出的記錄時，納悶究竟有多少人喪命；也有幾個人認為毛主席難辭其咎：「這麼大的問題，毛主席要負責任。」
一名代表指出，人民公社是毛主席的主意。毛澤東讀過這些討論的文字記錄，深感不齒：「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乾一稀，完全放屁。這就是他們所謂的馬列主義。」
不過毛澤東還是表達了極微小的歉意，他坦承自己身為黨主席，也要負起部分間接責任。這是一記高招，逼得其他領導不得不跟進，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們接二連三地坦承過失。比方說，周恩來為過度徵糧、誇大產量、從各省搜刮糧食及增加食物出口量負起了個人責任。他相貌出眾、濃眉大眼，舉止帶著些許陰柔，是毛澤東忠誠且能幹的左右手，讓自己成了一名不可或缺的最高級官員。在他的革命生涯早期，他就已經決定永不質疑毛澤東，不過毛澤東還是偶爾會當著其他領導面前貶低他。例如一九五八年的頭幾個月，毛澤東批評周恩來對農業集體化不夠熱心，周恩來在大躍進時便毫不懈怠地工作，以示忠誠。此時他又宣稱：「這幾年的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於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
擁護毛澤東，並且總是對他阿諛奉承的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坦承，他所管轄的湖北省誇大生產數據，欺騙了北京。劉子厚也承認自己轄下的河北省有幾個被北京宣布為模範的縣分，其大豐收的數據是捏造出來的。貴州領導周林更進一步說出，在他的領導下，村民曾因疑似私藏穀糧而遭到不當迫害。
這些人坦承有罪的行為，把眾人的關注焦點從毛澤東身上移開。更重要的是，彭真打擊毛主席威信的力道也被削弱了。北京市長據說花了好幾個月準備的那份長篇報告從未公開。事實上，共產黨並沒有採取手段確保其黨主席不會再釀下災禍，反而讓他保全了顏面。
毛澤東熬過了七千人大會，但他也比以往更加擔憂自己會失去對黨的掌控。蘇聯在一九三四年召開的勝利者代表大會，最後淪為一場失敗者大會。會後的四年間，當初參與會議的兩千名代表中，超過半數不是遭到處決，就是被送進古拉格。史達林在大恐怖時期清除異己的成果非常突出。歷史學家羅伯特．約翰．瑟維斯（Robert John Service）曾經指出：「他的殘暴有如誘捕籠般冷酷無情。」後來的毛澤東則隨興得多，他故意把社會搞得天翻地覆、助長數百萬人毫無秩序的暴力行為，藉此摧毀政敵，讓自己留在黨政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