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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嘴巴的日常生活抵抗:獨立音樂祭中的女性主義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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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獨立音樂祭的性騷擾事件可明顯點出男性中心主義蒙蔽了女性所受到的異化壓迫,呈現出以革命、抵抗為名的狂歡活動頻頻出現再度壓迫、自打嘴巴的荒謬景象。

前言

日常生活是每個人生活的循環,連接著我們的一舉一動,從刷牙、烤麵包,到走路上學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Lefebvre認為現代性和日常生活共同構成了一個深層結構,並引用了馬克思主義對於“異化”的觀點,認為“商品、市場、貨幣,以其無情的邏輯,抓住了日常生活使人們逐漸工具化而失去人的本質意義,但可以透過革命或la fête(節日或狂歡節)來尋找日常生活中去異化的能量。Certeau則認為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會發展出對應的戰略與戰術,來達到日常生活的抵抗。本文以獨立音樂祭作為Lefebvre所提出的革命場景,探討人們以獨立音樂祭作為消除日常生產過程中異化的方式,從革命、反叛性質的休閒活動得到再生產的動力,再度回歸日常生活生產的行列;接著從女性主義批判觀點描述女性在獨立音樂祭的性騷擾經驗,並試著以Certeau的戰略與戰術討論女性面對性騷擾的應對方法。

 從la fête(節日或狂歡節)來看獨立音樂祭(縮減或分段)

台灣的音樂祭在近年逐漸繁盛,台灣許多縣市皆出現各式主題的音樂祭。音樂祭可大致形容為來自“相信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的初衷,詳細研究一下各獨立音樂祭的舉辦理念,像爛泥發芽音樂祭的理念是“城市邊緣的自由搏擊戰“、“唱著生活唱著厭煩,唱著你我心頭上最柔軟的那塊;離開繁忙的城市去晃晃吧,文化就在生活,文化就在街頭。”漂流者森林音樂祭的理念則是“漂遊在森林的洋流中,未來最大規模的光合作用。”將表演空間帶到森林中,以搭帳篷及接觸自然的方式享受音樂現場。獨立音樂祭除了在音樂產業中抵抗主流商業文化的音樂生態結構,追求獨立音樂的行動者自身也都背負著各式的議題,像是情感、政治、土地、意識形態等等的堅持及追求。回顧台灣獨立音樂祭的歷史,專案評論人劉悉達(2019)說明這股反抗勢力從西元1989年的“黑名單工作室“開始,一反當時流行台語歌老舊加以東洋小調的悲情印象,以底層小人物的心聲出發,帶著調侃及批判語氣,一首首直指解嚴後政治與社會動盪的現象;西元1990年,台灣龐克先驅趙一豪強烈的性暗示、頹喪及充滿自殺意象的歌詞充滿的強烈生命力,是對戒嚴社會下遭箝制身體不平的吶喊;西元1995年發生在板橋酒廠的第二屆”破爛生活節“,來自各國與台灣的噪音團體、行動藝術團體演出各類畸形性虐場景,觀眾則回報以當眾性交、砸毀物品、狂歡起舞,種種身體自由性的探索與呈現,公然挑戰著官方的空間治理秩序。西元1996年,兩間在獨立音樂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女巫店、地下社會接連開張;西元2000年後,Live House漸與Pub、Dance Club做出區隔,發展出演出者與觀眾間緊密的關係,在表演過後樂迷逗留與樂手一起喝酒、聽歌到深夜的特殊場景,發展出自己人才會懂的親密感及與主流文化的距離感。筆者同評論人劉悉達皆認為”參加音樂祭本身就是反抗“,反抗主流音樂、資本入侵、中國政治勢力等等。然而發展至今,王丹青(2016)也指出:

大大小小的空間,必然逃脫不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即使是被聲明為「自由」、「叛逆」的各類搖滾樂、獨立音樂場景,也同樣深刻著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烙印。只要稍微動一動思緒,我們便不難回憶起那些大型戶外音樂祭中彌散在各處的贊助商廣告,也不得不歎息那些小型Livehouse裡因地租昂貴而不得不標得嚇人的酒價。

儘管如此,還是有些許無籌舉辦的“巨獸搖滾音樂祭”、”愁城鬧事音樂會“、”車庫搖滾派對“、”蛤寮搖滾音樂祭“,雖然以上音樂祭接無法年年舉辦,卻打破販售座位遠近票價分級的門檻,僅以幾個破舊音響、自發表演的龐克樂團以及無人看管的場地進行免費的表演及意識形態的自由表達及宣洩。

從獨立音樂祭性騷擾事件看女性主義批判

以Lefebvre(1988:79)延伸馬克思主義的“異化”觀點看待日常生活的抵抗,可觀察出人們持續以不同的方式打破資本主義循環造就的異化程序,商業及消費形式隨著抵抗而變化,而抵抗也隨著資本的變化而有日新月異革命形式;然而在看似生生不息的抵抗異化之流動下,存在著另一平行時空的異化隱憂。女性在音樂祭狂歡(la fête)活動中的被性騷擾經驗是抵抗異化的同時,另一結構(父權結構的構造?同一結構?)下的異化,父權壓迫女性的異化並不因狂歡的抵抗而消失。以下表格為西元2020年部分獨立音樂祭所發生的性騷擾事件整理。

2020年音樂祭性騷擾事件表

日常生活不論在現實與理論中皆存在著男性中心主義,Langbauer(1992:48)指出勒斐伏爾認為女性既承擔著日常生活中最沉重的負擔,又最無法將其視為一種異化(Lefebvre 1984:73)。根據Highmore, Ben(2002a:118)指出Lefebvre使用“total man”或“total person”(人類不再異化)的概念,堅持la fête(節日,尤其是中世紀的節日)作為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另一個”時刻,對審美與社會(或藝術與生活)的分離進行了批判,喜慶和狂歡化的“全人”是人類未知的潛力;這不僅會改變日常生活,而且會從“自下而上”——從日常生活中改變。然而 Lefebvre對於日常生活的批判所提出的“異化”與“全人”的概念來自於馬克思主義,對於“全人“的定義隱含著賦予異性戀男性、種族中心主義和資產階級自我的特權;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Jaggar(1983)也批評馬克思提出的“異化”來自於階級、資本主義、勞工處境的壓迫,但卻忽略的性別壓迫的事實,僅認可生產活動的異化,不認同再生產活動的異化之存在;親密關係(情感及性生活)便是再生產活動的定義之一,卻在以抵抗之名的音樂祭狂歡中以性騷擾(不被同意的親密關係)的形式出現。從獨立音樂祭的性騷擾事件可明顯點出男性中心主義蒙蔽了女性所受到的異化壓迫,呈現出以革命、抵抗為名的狂歡活動頻頻出現再度壓迫、自打嘴巴的荒謬景象。

女性日常生活去異化的可能性

日常生活的轉變是透過對日常生活的去異化而來的,人類的異化必然也表示存在非異化的人類生活狀態,在非異化的生活狀態下,儘管可能是變動且不連續的,日常生活仍然可以作為理想生活。然而在男性中心主義的社會中,是否意味著女性不存在“日常生活可以作為理想生活(去異化)”的可能性?在獨立音樂祭的性騷擾事件中,其實存在著令人振奮的抵抗力。當獨立音樂祭發生性騷擾事件時,觀眾們不分性別皆積極尋找犯案者,主辦單位也會主動進行報案程序,這也是性騷擾事件被認為在音樂祭層出不窮的原因之一,因為被揭發的機率也相較於其他活動場域高上許多。根據自由時報報導(何宗翰,2020)可見主辦單位的積極度以及指認時間的細膩描述:

主辦單位(漂遊者森林音樂祭)也在臉書上發文表示,案件發生時間在滅火器(樂團名稱)第2首歌,大約晚間9點至9點20分,位置在恆山舞台中間3到5排……主辦單位指出,一個音樂祭不論是在衝撞或是任何的情境之下,都沒有任何理由容忍或是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不論性別、年齡或是任何的族群,當你們碰到這個狀況,請都不要有任何的姑息,務必勇敢的告知工作人員或是警方。

根據Highmore, Ben (2002a)所整理的Certeau日常生活詩學中,將日常生活透過由上而下的戰略及由下而上的戰術兩者來進行剖析。從“戰略“概念來討論主辦單位處理性騷擾事件由上到下的行動,可發現在案發時間的細膩描述協助觀眾聯想是否有在同時間對表演進行拍照,並清楚地理位置離犯案者的遠近程度;主辦單位的戰略也完美地與觀眾由下到上的“戰術”將性騷擾事件的事件進行縫合,觀眾會以匿名方式將犯案者照片公佈於網路上(圖一),事件當下進行表演的樂團也透過粉絲專頁撻伐於其表演期間進行性騷擾的犯案者。

圖一 性騷擾犯案者指認照片 照片來源:https://www.ptt.cc/bbs/nmsmusic/M.1606773073.A.899.html

從獨立音樂祭性騷擾事件的處理細節可看出,日常生活的抵抗具有足夠力量抗衡男性中心主義的異化壓迫,不分男女、階級都在革命狂歡活動中更加壯大,並巧妙的結合主辦單位的戰略及觀眾的戰術進行抵抗的實踐跟行動。Langbauer(1992)認為Lefebvre對待日常生活辯證法的邏輯應該表明,女性將同時成為最“異化”的個體,也是這種異化的最活躍的“抵抗者”;從性騷擾事件的反抗本身即可驗證“最異化”的個體具有“最活躍“的抵抗。我們可以充滿希望看待日常生活的抵抗,在狂歡與革命的場域中,群起抵抗各種結構壓迫與異化的能量是共同存在的,儘管有著時序及結構上的差異,由以上事件可得知抵抗的意識可能是有志一同的。

凸顯出平常日常活層出不窮的性騷擾事件的反思!說明與日常生活性騷擾的不同在哪。

1. 音樂節反抗日常生活

2. 音樂祭雖然反抗日常生活,但是卻依舊有日常生活的場景(女性被性騷擾)

3. 女性如何在此狀況發展抵抗策略

現在沒有講清楚女性抵抗跟前面的關聯

音樂節作為抵抗場景可以想像,但是女性主義觀點出現的有點突然,如果能講清楚這裡面的關係,應該很棒。誰的抵抗場景?獨立音樂祭中的女性日常辯證


參考書目\資料來源

Highmore, Ben (2002a)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P113-173. New York: Routledge.

顧燕翎, 劉毓秀, 王瑞香, 林津如, 范情 (2019) 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P59-93 貓頭鷹.

Jaggar, A. (1983).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otowa, NJ: Rowman & Allanheld.

Lefebvre, Henri (1984)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1968], 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Lefebvre, Henri (1988) ‘Towards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p. 75–88.

Langbauer, Laurie (1992)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veryday’, Diacritics, 22.1: 47–65.

De Certeau, Michel and Giard, Luce (1998) ‘A Practical Science of the Singular’ [1983], in Michel de Certeau et al. (1998), pp. 251–6.

De Certeau, Michel, Giard, Luce and Mayol, Pierre (1998)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Living Cooking [1980], translated by Timothy J. Tomasik,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 Certeau, Michel, Julia, Dominique and Revel, Jacques (1975) Une politique de la langu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s patois: l’enquête de Grégoire, Paris: Gallimard.

劉悉達(2019)從歷史看現場-擠進2019的音樂祭(上).

pareviews.ncafroc.or... 取用日期:西元2022年1月6日.

劉悉達(2019)從歷史看現場-擠進2019的音樂祭(下).

pareviews.ncafroc.or... 取用日期:西元2022年1月6日.

王丹青(2016)空間與政治 :「東亞大笨蛋串聯Party:愁城鬧事音樂會」初探. www.thenewslens.com/... 取用日期:西元2022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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