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1990·冬：离开

陈思飞走的那天，北京下了一场小雪。

雪不大，落在路面上就化了，只留下一层湿漉漉的印子。胡同里的泥地被踩得一片狼藉，脚印叠着脚印。天灰蒙蒙的，低得很，像是要把屋顶压塌。

陈晓源站在北京站的月台上。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领口磨得发了白。他站在风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对面的车轨。轨道在冬天里泛着铁灰色的光，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沈桂芳站在他旁边。她没有看轨道。她看着陈思飞。

陈思飞十八岁了。穿着一件新的灰夹克——沈桂芳用纸盒厂攒了半年的钱买的。他比陈晓源高半个头了，肩膀也宽了，站在那里已经有了一点大人的样子。他背着一个旧军用背包，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那本翻烂的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几件换洗衣服、一张去广州的火车票，还有一封信——陈建中写的，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收信人是他在欧洲的一个老朋友。

火车来的时候，汽笛声很响，像是一头铁做的动物在叫。

“到了给家里写信。”沈桂芳说。

“嗯。”

“钱不够了就说。”

“嗯。”

“冷了多穿衣服。”

“嗯。”

沈桂芳停了一下。她伸手把陈思飞夹克的拉链拉上去——他一直忘了拉，风吹得夹克的下摆一掀一掀的。她拉好拉链，没有松手，拉着拉链头，停了好一会儿。

陈思飞站在那里，让他母亲拉着那根拉链。他没有动。

火车在催人了。

陈思飞拿起背包，转身往车门走去。走了三步，他停下来，回头看了沈桂芳一眼。他没有说再见。他又看了陈晓源一眼。

“爸，”他说，“《蝼蚁的世界》我带上了。”

陈晓源点了点头。

陈思飞转身上了火车。车门关上了。火车动了，很慢，很重，像是一头不肯走但最终还是被拖着走的牲口。

陈晓源和沈桂芳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越走越远。车窗里那些模糊的脸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点，然后消失了。月台上剩下他们两个人，和一阵被火车卷起来的风。风停了。轨道上空荡荡的。

这是1990年11月23日，星期五。

半年前，陈思飞拿到了一个机会。

事情是从陈建华那封信开始的。1988年春天，陈建华从台湾寄来了一封信，信里夹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招生简章——比利时KU Leuven大学工程系，针对亚洲学生的奖学金项目，学费全免，生活费自理。招生简章是英文的，密密麻麻的小字。

陈思飞把那张剪报放在桌上，看了三天。

第三天晚上，他走到陈晓源面前：“爸，我想试试。”

陈晓源看着那张剪报。比利时。他在地图上找过这个国家——在欧洲的中间，很小，在地图上不仔细看都找不到。

“生活费自理是多少？”

陈思飞把招生的信封翻过来，背面有用铅笔算的数字。房租、吃饭、交通、书本。他把每一项都写出来了，加起来，然后除以二。

“省着花的话，一年大概要一千二百美元。”

一千二百美元。陈晓源没有换算成人民币。他知道换过来是多少——大概四千块。他在学校一年的工资加补课，满打满算两千出头。沈桂芳糊纸盒一年能挣一千多。加起来，刚好够一个人去比利时一年的生活费。

还不够。因为家里还有陈思原，还要吃饭，还要交学费。

陈晓源没有说话。

半夜的时候，沈桂芳推了推他：“你醒着？”

“嗯。”

“那件事——你怎么想？”

陈晓源在黑夜里睁着眼睛。

“钱不够。”

沉默。

“我可以多糊一点。”沈桂芳说。

陈晓源没有回答。

那之后的日子，沈桂芳开始接更多的纸盒回来。原来一天糊三百个，现在一天糊五百个。她的手指上贴满了胶布，指甲边上全是裂口。她早上天不亮就起来糊，晚上糊到十二点。陈思原开始帮她的忙——她十二岁了，手比陈思飞当年还巧，糊得又快又好。母女俩蹲在走廊里，面前堆着一座小山似地纸板。

陈晓源没有说"别糊了"。

三个月后，沈桂芳的手已经不能伸直了——握拳的时候，手指弯不到底。但她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

陈思飞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那天是1989年7月，街上的事刚过去不久，到处还是安静的。邮递员把信送进来的时候，陈思飞正在听英语。他撕开信封，看了一眼，然后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

沈桂芳正在切菜。

“妈，我考上了。”

沈桂芳的刀停了。她转过身，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接过那张纸。她不认识英文，但她看见纸上有一个红色的印章，圆形的，盖在角落里。她看了很久，然后把纸还给儿子。

“那得给你爷爷看看。”她说。

陈思飞拿着通知书走到院子里。陈建中坐在槐树下面，腿上摊着一本书，面前放着一壶茶。他看了录取通知书，从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掏出眼镜，戴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完，他把通知书递回去，摘下眼镜，没有说什么。

“爷爷，你不说点啥？”

陈建中想了想。然后他说：“比利时有个大学，叫KU Leuven。出了很多科学家。你去那里，好好学。”

陈思飞点了点头，正想转身走，陈建中又叫住了他。

“你过来。”

陈思飞走过去。陈建中站起来，走进屋里。他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不是新的，信封已经有些旧了，边角磨毛了。他从里面抽出一封信，递给陈思飞：

“这是我年轻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后来去了欧洲。几十年没联系了。你到了那边，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他。”

陈思飞接过信。信封上写着一个地址——比利时鲁汶大学历史系，收件人：许闻天教授。字迹是陈建中的，一笔一划，很端正，但已经有些旧了——信写了有些年头了。

“他还活着吗？”陈思飞问。

陈建中停了一下：“不知道。但地址没有变过。”

这是1989年8月的事。

从那时到出发，又过了一年。这一年的时间都用来攒钱。

沈桂芳每天糊五百个纸盒。手指弯不下去以后，她就换了一种握法——不是用指腹捏着纸板，是用手掌托着。这样慢了一些，但能继续干。她早上比鸡起得早，晚上比狗睡得晚。

陈晓源把补课从周六下午增加到了周六全天和周日半天。他收了四个长期学生，每个学生每周补两次。一个月下来，补课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工资。

刘老师来串门的时候，看见陈晓源的课表和沈桂芳糊纸盒的手，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

“你儿子有出息。”

“还早。还没走呢。”

“会走的。”刘老师说。他坐在凳子上，两只手握着膝盖。“我家那个——上学期退学了。不上了。说想去南方。去了广州，在电子厂里干活。一个月挣的钱，比我补一年课还多。”

他笑了一下。不是真的笑，是嘴角动了一下。

“他说学历史没用。说历史是——‘已经死了的东西’。”

刘老师说完这句话就走了。走的时候背影很直，像是一根绷紧了的弦。

走的那天早上，陈思飞去书房找爷爷告别。

陈建中把他叫到书房里。说是书房，其实就是院子东边那间小屋子，墙上钉着几排木板当书架，书堆得满满当当的。陈建中从书架上取下两本书——一本是《蝼蚁的世界》，另一本也是很旧的书，封面上画着一只鹰。

“这本给你。”他把《蝼蚁的世界》递给陈思飞。

“另一本呢？”

“另一本不是给你的。”

陈建中把那本旧书放回书架上，拍了拍书脊。

“等你回来了再说。”

陈思飞走了。

火车上的陈思飞，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冬天的华北平原。地是灰黄色的，收割完的庄稼地里只剩下一茬一茬的茬子。偶尔有一棵树孤零零地站在田埂上，叶子早就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像一个人伸着手。

他把那本《蝼蚁的世界》从背包里拿出来，翻到扉页。上面有一行字，是陈建中前一天晚上写上去的。陈建中的字还是一笔一划的，很端正，但比年轻的时候抖了一些：

"给思飞。此去三万里。看完了，就回来。"

他合上书，看着窗外。田野在后退。房子在后退。山在后退。天空在原地，不动。

车过郑州的时候，他站起来，在车厢连接处站了一会儿。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很冷。他想起陈建华说的那句话——“英语学好了，以后可以来台湾玩。坐飞机，两个小时就到了。”

他坐的是火车。四天三夜到广州，再从广州坐火车到香港，从香港坐飞机去欧洲。他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车过武汉的时候，天黑了。他在座位上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蹲在走廊里，跟沈桂芳一起糊纸盒。地上一摞一摞的纸板，他的手上涂满了胶水。沈桂芳坐在他旁边，没有说话，只是糊。一个接一个。糊好的纸盒堆在她脚边，越来越高，像一座塔。

他醒来的时候，脸上有眼泪。

他用袖子擦了一下。看了看窗外。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火车前进的声音——哐当，哐当，哐当。

他拿起那本《蝼蚁的世界》，翻开第一页。

他看了起来。

（第十二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