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產關於廣東話的知識論述？——讀飯田真紀《廣東話的世界》繁體中文版
「方言」還是「語言」？
現在我們已經直接問：「廣東話是『方言』還是『語言』？」而不再迴避。但要回答卻又不是易事。先說學理，語言學上對「dialect」的定義，一般是指某一語言的系統性變體，但這定義太籠統， 我們還得追問：所謂「變體」，是變了什麼？發音不同？用詞差異？還是句法改變？再者，怎樣程度的「變體」才算「dialect」，而不是變成了兩種不同的「language」。另外，我們還需要研究「變體」的來源，是地域隔閡、是歷史、社會、政治因素，還是有其他成因，這也會影響我們對判斷「變體」是否屬於「dialect」。
但中文裡的「方言」一詞，跟「dialect」並不是完全對等的翻譯。「方言」在漢語中一般是指地域性語言，如官話、粵語、閩語、吳語等。這些「方言」多無法直接溝通，詞彙和句法也多有差異，卻有著共同的文化歷史和漢字書寫傳統，因此才會被放在「漢語」的系譜之下，作為其分支。
一個近年頗流行的說法：因為以粵語和普通話為母語的人，是無法直接溝通，故兩者不是同一種「語言」，換言之，粵語是「語言」而不是「方言」。這「定義」其實是參考自歐洲語言，例如人們會說，以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為母語的人能互相明白，能操幾種北歐語言的群體亦是，但他們所說的，都是不同「語言」，那麼，既然粵語和普通話不能互通，又怎會是同一種語言呢？這說法本身並沒有很強的學理支持，卻包含了鮮明的族群政治恐懼：害怕粵語在中國官方普通話霸權下被消滅。香港人經常舉廣州年輕一代粵語水平急速下滑為例，並引以為「今日廣州，明日香港」之鑑；2015年香港政治寓言電影《十年》，其中《方言》一段就是描述粵語在香港被消失的末日想像。如今十年已過，現實未如戲中描述那樣激烈，但作品並非沒有寓言性，而箇中恐懼，並沒有消失。
日本學者飯田真紀研究廣東話的著作《廣東話的世界》，繁體中譯近日在台灣出版。本書是應時之作，書中〈前言〉亦清楚說明，她的研究起點是自2010年後，香港社會出現抗拒普通話、強化廣東話的風潮；及至2019至 20年的反修例運動和《國安法》實施，令日本和國際輿論突然關心香港起來，對廣東話的興趣也提升了不少。因此，這本書本是寫給日本讀者看，藉此向他們介紹「廣東話」是怎樣一回事。如今將此書譯成繁體中文，在台灣出版，並同時引介給香港讀者，構成了一場頗堪玩味的翻譯與出版旅行。
譯者葉錦龍是香港人，在〈譯後記〉中，他特別提到早前在台灣網絡流傳的一個「防範支語」清單，裡面有很多所謂「支語」（中國大陸用語），其實是香港用語。他對此所用的比喻是，台灣社會討論語文，是「兩個抽屜」，不是台灣用語，就是中國用語。但「香港的中文送到各位面前時⋯⋯在文字書寫沒有口音之分下，卻被撥進了標著『中國』的那一格。」（頁247）。譯者的意思是：在很多台灣人眼中耳裡，可以聽出「港仔」口音，卻沒能在文字書寫上分辨出香港中文與中國中文，便條件反射地將台灣人不熟悉的用語，一古腦兒掃入「中國櫃桶」裡。
然後，譯者又進一步說，其實台灣人比誰都有條件看懂「廣東話是『方言』還是『語言』的爭論」，因為他們在台語和華語的爭論上，已經「走過一遍」：熟悉的母語被拿去用另一把不合身的尺量度。這是作者在書中描述，也是譯者親身經歷的語言處境。於是，將本書放在台灣的閱讀語境上，就成為了一個給台灣讀者的他者範例，向台灣讀者介紹這群跟他們命運相連，現時亦有不少成員已在台灣定居的香港人群體，他們的母語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另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是黃震遐寫的〈推薦序〉。黃震遐是前香港大學教授、香港殖民時期的立法局議員，典型的香港殖民地本土精英。他先在序中說，日本網民確實因此書才了解到，香港人講的不是普通話而是粵語。然後他又補充了一個背景：「當粵語在香港及華南地區深陷四面楚歌之時」，四面楚歌，不只是粵語，連帶關乎香港人族群的離散經驗。他先讚賞本書是認識粵語的最佳入門書，但更重要的，是此書很適合給移居海外的香港人用作向子女解釋，他們的母語到底是什麼：「是攸關粵語在海外存亡的問題」（頁10）。
為廣東話「正名」
從作者向日本讀者介紹，到香港譯者引介到台灣，再由推薦者向海外港人推銷此書，如此脈絡，儼如形成一條捍衛粵語的想像戰線，這條戰線構成一套簡單論述，主張粵語不是「方言」，而是一種獨立於中國標準中文以外的「語言」，作者甚至聲稱，要「大膽主張」：
中文裡其實同時存在著「北京話」與「廣東話」這兩種標準中文。（頁217）
這一主張的「大膽」之處，首先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學理上。其實這一說法的出發點很可能是政治性的：以另立標竿的方式，先質疑「北京話」的唯一標準地位，再建立「廣東話」作為「另一種標準」的位置。作者還認為，「方言」這概念在用法相當曖昧，它往往是指一種「語言的次類別」及「非標準語」，由此，她便乾脆將廣東話（以及她也特別關心的台語）移出「方言」之列，指稱兩者皆為獨立語言。
而縱觀全書，不論是對熟悉廣東話的香港讀者，還是不熟悉的台灣、日本讀者，本書易讀，淺白，既把語言學學理解說得簡單易明，還摻雜了大量文化社會經驗，作為證明「廣東話不是方言」、「廣東話跟普通話不同」的旁證：日本讀者可以在流行文化中得到答案（如Jacky Chan的名字）、台灣讀者則可輕易在他們的語言經驗中獲得共鳴。 至於香港人，則如前文所述，在集體政治恐懼的影響下，不難接受將廣東話跟普通話分家的觀點。
有必要先簡述飯田真紀的論證方法，從而評估其在學理上是否成立。首先，她認為廣東話是由唐代漢語、東南亞語言，再「撒上一層西方文化的氣息」（頁69），然而她的理據在學理上並不十分嚴謹，例如她說廣東話的雛形「據說」來自唐宋，故用廣東話唸唐宋詩詞特別動聽，口語詞彙也有古風；而廣東話發音方式跟泰語和越南語很多相通之處，但與北京話就不像，同時又跟廣西壯傣語族有著不少發音相似的詞；另外還吸納了「的士」、「芝士」、「忌廉」等音譯自英語的詞。此等雜例，不能說是錯誤，卻摻雜了個人和集體對廣東話的印象，以及未經深入考據的學理猜想，並全都試圖指向一個結論：廣東話具有一種「南方性」和「海洋性」，它跟東南亞以及來自海洋的西方語言比較親近，而與中原漢語較遠。必須注意，這是一種文化判斷，而非語言學判斷，而全書的立場，大都以此方式展開。
書中的另外兩個關鍵論點，是關於廣東話在口語和書面語上的應用。作者強調，廣東話在海外華人圈子裡生命力極強，依賴的已不是舊的廣東話城市代表廣州，而是香港城市的存在感。這種存在感正是來自跟中國大陸之不同。「中文」是香港法定語言之一，但沒有說明口語上是用廣東話，但在現實生活中，廣東話是香港的主流口語，可說是「實質上」的標準語。它不僅沒有被普通話驅逐，反而將如潮州話、客家話、或香港新界原生的「圍頭話」驅逐出主流——作者沒特別分析這些演變，而只借助描述大量如香港電影等流行文化例子，盡可能描述當中的多樣性，同時又表明廣東話確實跟普通話不同。
書中論述亦有轉向用文化和政治角度，進一步強調中港兩地在語言上之「不同」。書面語的「言文不一致」是書中另一論點。香港的書面語既不是用廣東話所寫，亦因為在用詞和句法上的微小差異，跟北京語或普通話的書面語化並不一樣。事實上，香港書面語最微妙之處，是書寫時大體上不以廣東話特有句法和詞彙，但在朗讀時卻用廣東話，因此形成在「讀、寫、聽、講」上的多重不一致，而作者卻視之與北京話或普通話並列的「另一種標準中文」。這一論斷，文化政治上是相當挑釁的，它表面上只為廣東話「正名」，但若放在中港矛盾的文化政治脈絡去理解，作者所要表達的，已不是中文的多樣性，而是要讓廣東話獨立成「語言」，抹掉「方言」的次級分層。
書中更另闢一章（第四章），專門講述廣東話在香港如何被北京話挑戰，以及英語如何「保護」廣東話，免受北京話入侵。同樣地，這判斷既包含了語言學理，又是一種文化策略，香港人的口語的確夾雜大量英文，但與其說英文「保護」了廣東話，倒不如說，英文能力及其使用方式確認了香港人跟內地人的差異。這種帶有土著主義（Nativism）的論斷在香港流行已久，卻被作者提升為廣東話的一種語言特徵。
在此，不難看出書中論述的駁雜之處：書中力圖論證廣東話不是「方言」，而是「語言」或「另一種標準中文」，方法是指出廣東話「讀、寫、聽、講」上跟北京話的不同。可是，作者卻又用上了香港人如何使用英語，作為「廣東話」跟「北京話」的差異之一，這顯然又不是在討論語言學的問題，即：用什麼標準和規範去定義中文裡「方言」的界線，而是在問：我們如何透過辨別香港人使用語言的方式，跟北京話或普通話使用者（內地人）的差別，從而建立香港人（而不是廣東話使用者）的族群身份？
飯田真紀的《廣東話的世界》在論述上具有挑釁性，同時也能拓展我們對廣東話論述的思考。在此，我想引申出三個問題。
「華語語系」與「一種各表」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華語語系」。這是一個跨越文學與文化研究的概念，主要是將「華語」（Sino-）視為一把文化巨傘，包攬著中國、台灣、香港、東南亞、以及海外華人所有使用漢語及中文的群體，其範疇不只以語言為基礎，更強調語言與文化、歷史、政治和地方意識的關係。一般而言，華語語系的問題意識不是無條地接受「使用中文就是中國文化」的前設，而是加以反思，不同學者亦各有迥異的切入點和見解，甚至大有分歧。例如王德威傾向以開放、包容方式理解華語語系，而非為一味簡化為排除中國的去中心概念，並強調各地文學複雜多變，而持續互動的關係。
相對而言，史書美則更強調去中心化，主張以「反離散」（Against Diaspora）挑戰中國中心主義。她認為非中國的華人不應被視為等待回歸祖國的離散群體，而應被理解在定居地上自有獨立文化的主體、因此她所理解華語語系更為鬆散，也比王德威的看法更具挑戰文化霸權的判斷。不過她的主張一直極具爭議，例如黃錦樹就批評史書美僅抱著去中心立場，就片面地把華人與中國歷史、語言和文化複雜關係切割，有理論先行或政治立場先行之嫌。
在此我無意開展關於華語語系爭議的討論，我只是想借論者爭論的方式，考察飯田真紀在《廣東話的世界》中的論述方法。華語語系論述內部的主要分歧，通常不在於考察日常生活的在地文化實踐，而是在於如何想像華語語系的「結構」。「中心化」、「去中心化」以及「反『去中心化』」，已是三種不同結構，在此我比較認同白睿文（Michael Berry）曾提出一個「同心圓」結構：同心圓是有著共同中心、但邊界跟中心的距離各有不同的圓。然而所謂「距離」，不僅指空間上的距離，也指時間上、文化上及心理上的距離。我認為這種「同心圓」結構之所以可取，是因為它不只強調「跟中心的距離」是多維度，也是不斷變化的，因而形成駁雜多變的向心力和離心力。溫和的華語語系論者較多強調向心力，激進的論者則主力陳述離心力，用以抗衡官方大論述中過多的向心力。
飯田真紀正是這樣的激進論者。她對廣東話的論述立場，是主張廣東話跟北京話（普通話）是兩種不同語言，而不是語言跟方言的主次關係。書中反覆徵引歷史背景、語言結構、流行文本和地方實踐方式，全都由「批判中心」的立場出發。無疑，她的說法很能捕捉當代流行於香港及海外廣東話使用者的族群經驗，不過若放在華語語系的框架裡，她的論述會導致一個問題：過早與中國文化決裂，因而忽略了廣東話跟普通話（以及台灣的標準國語）之間的互動變化。其中尤為輕率的論述：主張廣東話跟普通話是中文之下的兩套標準，若換另一套術語，就是「將華語語系理解為一個雙中心結構」，其輕率之處，是它並非按文化批判理解的慣常思路：先承認「中心」實質存在，再去批判其合法性，而是乾脆否定中心合法性。 如此一來，便忽略了「批判中心合法性」所能生產、關於中文／華文圈中更幽微多變的地方知識。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陳冠中所提出的「一種華文，各表共生」的論述策略，如何引發更多關於廣東話論述的對話空間和知識生產。「華語語系」一詞來自英文「sinophone」，此詞由 歐美學術界中的概念如「英語語系」（anglophone）、「法語語系」（francophone）演變而來，也便於國際學術界理解。但陳冠中認為，sinophone（華語語系）是一個語音中心主義的概念，但表述「中文」為何，應以sinoscript，即「華文書寫」這個文字中心主義的概念來完成。漢字是全世界華文書寫者所共用的，自秦漢以來，華漢文化中縱有不同方言，但書寫文字仍是只有「華文」，故他以「一種華文」來表述當中的共同基礎，這是在「華語語系」論述中鮮少強調的。
另一方面，陳冠中也引入語言學上「族群地區語」（ethnological topolect）的概念，以描述中國語言學說法中的「漢語七大方言」：北方、吳、贛、湘、閩、粵、客家，這是因為這七種族群地區語之間，是互聽不懂的，因此不是「方言」；而在族群地區語之下的分支，才算「方言」。陳冠中認為，族群地區語之在語音上不通，但書寫上仍是用大同小異的華文，因此在華文上是「一種」，在語言上就是「各表」。陳冠中這一說法，實際上是拆解了上文所講，關於「方言」跟「dialect」的翻譯差異，將過去「語言」（華語、漢語）跟「方言」（粵語、閩語⋯⋯）的層級關係，改寫成由多個「族群地區語」各自表述所組成的並列關係，將「方言」一詞進一步下降至更低的層級（如粵語內部的地域 方言）。
他又特別提到1949年後中港台三地分裂（或稱為「冷戰結構」），對華文書寫的影響。他指出，我們常說的「白話文」，其實不是「語體文」，它是來自對前現代的華文，即「文言文」的改革，當中揉合了近代國語、大量清初民初的外來語，同時又保留了不少文言文元素。它本來就不是「我手寫我口」——這種對「白話文」的表述其實有帶國族認同建構的意味，它成了標準「書面文」（不是書面語），雖以國語為基礎，卻又不是將國語口語直接書面化，更枉論是對於本來在口語上互不相通的各種族群地區語。
一個最能呈現香港華文特色的例子，就是「三及第文體」。這是一種揉合了白話文、文言文和粵語的書寫文體。陳冠中指出，它是在「想像中的標準白話文」的文法結構裡，加入不同份量的文言文和粵語用詞和句法。
其實飯田真紀在《廣東話的世界》中亦有剖析過港式粵語書寫「言文不一致」，更特別提及香港人在日常對話書寫中大量加入英文，書中所舉電影《志明與春嬌》的例子，可謂其中典型（頁172）。不過，相對來說，陳冠中的論述更能在概念層面表達廣東話或港式粵語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並非如飯田真紀所言，是說明了廣東話跟普通話的決裂，而是保持著「一種各表」的「共生」關係。在陳冠中的說法裡，「共生」是指：
共生，就是大家都存活，live and let live；共生是複數的，分開就不生，同化也不生，是互濟但卻擁有不同主體的一種狀態。（《一種華文，多種諗頭》，頁58）
我認為陳冠中跟飯田真紀的差異，主要不在於誰對誰錯，而在於問題意識：飯田真紀的主張是對抗性的，這是源於2019年前後香港政治動盪的背景；而陳冠中的文章寫成較早，其論述背景則是要討論不同華文書寫者、以及不同地區的華語使用者之間的對話可能。在此引述他的說法，正是要緩和飯田真紀的激進觀點。
標準粵語與「鄉音」的張力
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廣東話內部的「方言」。 先說一個我個人的家族史故事：
我的籍貫是廣東開平。意思是，我祖上自某代開始，就已在開平居住。據我所知，開平一般被歸入「四邑」，當地人講的粵語方言稱為「四邑話」。我是在香港出生，大致上聽不懂「四邑話」，而我這一判斷，是來自童年我聽不懂我祖母說話的經驗。家父在「鄉下」，即開平，出生，他九歲隨祖母來港，在香港成長，他說話完全沒有「鄉音」，是標準港式粵語。但祖母來港多年以後，仍是在說「鄉下話」。在祖母去世多年以後，我曾問家母，祖母的「鄉下話」到底是什麼「話」，因為祖母籍貫並不是開平，而是鶴山（嚴格來說，鶴山不屬四邑，但一般會將鶴山併入四邑而成為「五邑」）。家母的說法是這樣的：祖母十多歲時便從鶴山嫁到開平，長期耳濡目染，說話所帶的，應是「開平音」。
以上說法是來自家母，沒經學術上考證。其實家母跟祖母同姓，籍貫同是鶴山，本來就是親戚。但家母在澳門出生和成長，說的廣東話沒鄉音，卻能分辨「開平音」和「鶴山音」的分別。不過我自小就注意到，家母話中某些發音和用詞，跟我在香港的成長環境中並不相同。舉兩個例子：
一、「巴士」的「巴」（baa1），和「爬上去」的「爬」（paa4），家母卻讀成「巴（paa1）士」和「（爬）baa1上去」。家中一直流傳的說法是，這是「澳門音」，但後來我發現，在一些1950年代的粵語片裡，亦有人將「巴（baa1）士」讀成「巴（paa1）士」，因此我現在很懷疑「澳門音」這個說法。
二、家母有時會把「呢度」（這裡）和「嗰度」（那裡），講成「呢saak3」和「嗰saak3」，這個音是「索取」的「索」（sok3）的異讀音相同。除了家母，我沒聽到過任何人這樣說過，甚至連家母其實也只是偶然用。同樣地，家母的說法也是指這是「澳門音」（意思應是澳門粵語用法），但我尚未考證過，亦同樣懷疑此說法。
——我曾把上述兩個家母的發音方式，在社交網站跟網民分享，卻分別收到「四邑音」、「新會音」、「中山音」、「台山音」等說法，亦有人指香港也有人這樣說，但長居澳門的人則未曾聽過。我暫未再考證下去，我只能推斷：一、它們不是來自家母所說的「澳門音」；二、粵語方言的混雜性是相當明顯的。
我知道像我這類的家族史故事，很多香港出生和成長的香港人都有。這些故事說明了一個關於廣東話的現實：如果我們可以將華語理解為一種「語系」，同樣地，廣東話亦大可以被想像為一種「粵語語系」 （cantonophone）。概念上，「廣東話」跟「粵語」的意思並不完全相同，一種區分是，「廣東話」泛指在廣州、香港等流行，以廣府話為基礎的口語，而粵語則是涵蓋範圍更廣泛，包括多種地域變體的語系統稱。然而，亦有另一種說法是，「廣東話」泛指廣東省內部的語言，主要由粵語、客家話（客家語分支）和潮州話（閩南語分支）共同組成。當然，這兩種說法都相當粗糙而含混，不論是學術論述上還是現實生活中，都複雜得多，在此姑且不論。但我只想帶出一點，當《廣東話的世界》以強烈論調劃分「廣東話」和「普通話」時，所言及的只是標準化後的「粵語」，但在歷史裡，這個粵語標準化的具體過程，以及在過程中如何沖淡粵語內部的多樣性，則被忽略了。
作者在〈後記〉稍稍提及了一句：
廣東話在香港固然享有堂堂正正的標準語地位，但即使如此，近年仍在北京語日益增強的影響下惴惴不安。另一方面，廣東話也曾憑藉其強勢地位，不斷擴張，壓抑甚至驅逐了台山話、客家話等其他地方語言的生存空間。（頁235）
我們大體上知道，這個作者筆下「廣東話驅逐其他地方語言」的歷史過程，跟戰後香港的人口流動、殖民治理和流行文化發展有關。在我上述的家族中，可以呈現其中一種典型「粵語地方音」的驅逐，上代從粵語地區移民來港的群體，其中恰以開平、台山等「四邑」為主，其下一代（如家父及我）漸漸沒能保存「鄉下」的口音（accent），轉而說標準化的香港粵語。
另一方面，一些原生於香港地區的粵語方言，像圍頭話、蜑家話等，則在都市化的過程中被跡近消滅。像電影《我愛扭紋柴》中，周潤發飾演的圍村村長，正是操一口圍頭話。電影表現出圍村身份跟香港城市身份的差異，其中一個關鍵就是口音。可是電影的喜劇基調，卻有將圍頭方言異色化之嫌，反而進一步鞏固粵語標準化的單一性。
尚有一個典型例子，是關於對「鄉音」的歧視。「譚仔話」是近年流行於香港坊間的說法，泛指連鎖米線店「譚仔」大量僱用新移民中年女性作侍應，俗稱「譚仔阿姐」，她們大多操一口帶有普通話口音的粵語。這個本來帶有歧視成份的說法，在網絡坊間流傳後，變成了一種溫和及親切的表述。然而，「講嘢有鄉音」長期以來都是香港社會以「口音」歧視外來人的說法，它已積習已久，並加速了「標準粵語」的壟斷地位；這同時亦是1970年代以後，在流行文化的推波助瀾之下，進一步確立以標準粵語為香港身份認同指標後的狀況。
過去，粵語標準化既「驅逐」了上一代粵語地方音，也慣性歧視非粵語使用者在學習標準粵語時所帶有的不純正口音；但隨著近數十年內地普通話標準化，移居香港的內地新移民群體基本上都是以普通話為主要溝通語言，於是香港坊間對這種不純正口音的表述，就從「有鄉音」轉變為「有大陸口音」，這個階段恰恰與《廣東話的世界》一書所要敘述的文化衝擊接軌。「有鄉音」主要是有關粵語語系（語言學上）或廣東話語系（文化上）內部的標準化和單一化；「有大陸口音」則是關於一種（香港）地方身份認同的建構，《廣東話的世界》中的問題意識，主要是源於後者的後期階段，即：過去香港「標準粵語」群體「同化」內地移民，近年這種「同化」逐漸失效，新移民甚至拒絕學習及使用粵語，香港「標準粵語」群體便感到其文化身份受到威脅，便改以排外態度待之。相對而言，「譚仔阿姐」所操的「譚仔話」反而為粵語群體所接納，因為它隱約被視為粵語語系中的一支，而非另一種語言。
在現今公共論述碎片化的年代，我們可以在社交媒體上找到大量十分專門的語言學知識。例如網民回應我的家族史故事時，有人分享自己類似的家族史，有人試圖以自身的記憶印證家母的用詞和發音，亦有人從學術角度分析箇中的語言學源流。可是，恰恰是這樣一種片碎、分眾而眾聲喧嘩的狀態，我們（包括作為廣東話使用者的香港人，以及作為關注廣東話當前處境的台灣讀者）反而更難生產出一套關於廣東話的知識論述：這套知識論述不應只從語言學角度切入，更應包含社會實踐和文化政治的面向，而後者，對當下面臨不同程度族群危機的廣東話使用者來說，甚至遠比認識自身母語的語言學結構，更為重要。這也是將日本學者飯田真紀以日語寫成《廣東話的世界》，翻譯成繁體中文出版的價值——它不只提供了認識當代廣東話的論述框架，也啟發了我們可從什麼進路，展開並深化關於廣東話的知識論述。
原文刊於此：tangchingkin.wordpre...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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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美（2017）。《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冠中（2018）。〈一種華文：各表、同表、共生〉，載《一種華文多種諗頭》。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36 – 60。
飯田真紀，葉錦龍譯（2026）。《廣東話的世界：全球超過八千萬人使用的另一種中文，不被同化、收編的獨特語言》。台北：八旗文化。
黃錦樹（2018年1月2日）。〈這樣的「華語語系」論可以休矣！——史書美的「反離散」到底在反什麼？〉。《說書 Speaking of Books》，storystudio.tw/ar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