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与Fi的冲突与对话：从阿多诺的《瓦莱里、普鲁斯特与博物馆》谈起
一篇逃离了读后感初衷的读后感（实则是荣格八维分析）
原文：瓦莱里、普鲁斯特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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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笔下瓦莱里和普鲁斯特对于艺术的态度，正好契合了荣格八维中内倾理性判断的两极：内向思维（Ti）和内向情感（Fi）。瓦莱里带有强烈的内向思维（Ti）色彩，他追求一种柏拉图式的永恒形式——那即是客观的精神，纯粹的诗。在他看来，存在与事物都应当是供艺术吞噬的祭品，“世界的存在是为了创作一本漂亮的书并在一首纯粹的诗中实现自身。”所以他能“以无与伦比的权威展示作品的客观性和内在连贯性。”而普鲁斯特则是内向情感（Fi）最典型的代表，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在于陈列自身，而是观看的主体。”他不甚在意所谓精神的客观性，所以他认为人应当消耗艺术，以其为养分而非任由艺术吞噬人事物。艺术品的使命就像某种光学工具，譬如镜子、望远镜之类，唤起人们自身的记忆与情感，供人们探讨自身的深度与广袤。
瓦莱里毫不吝惜地批评博物馆——这一艺术品的陵寝（停尸间似乎是更妥当的形容，毕竟没有陵墓的主人容忍自己的棺椁旁有陌生人酣睡）。他认为它是冰冷的，荒谬的，去情景化的，是有组织的混乱，是四不像的破坏艺术纯粹性与生命力的场所。艺术的遗体在此解体，沦为资本、学术、娱乐与教育，唯独不再是艺术本身。普鲁斯特则不然，他将博物馆比作车站——它所蕴含的“远行”意象诚然带有某种死亡的隐喻，但是它也同时象征着转变、探索与未知，当我们一次次从客体的车站驶离之时，我们也在深入主体灵魂深处一个又一个隐秘的角落。
阿多诺关于两位文学家的精妙分析除了让我们看到Ti与Fi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以外，也让我们看到了荣格八维理论在拓扑维度的延展：Ti与空间性，Fi与历史性（时间性）之间似乎存在着深刻的联系。Ti功能的本质是对概念关系的立体建模，Ti使用者是建筑师，他们习惯于构建思维的脚手架——在他们意识的无垠疆域里，每个命题都是三维坐标系中的向量，每件圣物必须安坐于它的位置。Ti功能的空间性的古老原型可以追溯至《会饮篇》，在其中，狄奥提玛将美描述为“从个别形体逐渐上升到绝对形式”的阶梯——对本质与真理的追寻因而被理解为空间上的位移。而在现代思想中，结构主义的共时性概念网格延续了这一精神：索绪尔有一个极富Ti色彩的比方，他说，在一局对弈里，即便所有棋子的形式被替换，只要棋局的规则（语法），以及棋子在棋盘上的相对位置（能指差异性）保持不变，棋局本质就不会改变。瓦莱里对客体之间的空间关系异常地敏感，他说：“一幅画越美，它距离其他作品越远”，是的，就像“绝对形式”那样处于阶梯的最顶端。因此，他无法忍受埃及、中国和希腊的瑰宝被粗鲁无序地摆放在一起，这绝不会带来价值的叠加，相反，位置关系的混乱只会让意义趋于崩解。他也憎恨“功能性”领域对艺术作为纯粹“沉思空间”的渗透与侵犯——这种污染同样源自“实用”与“美”之间必要空间区隔的丧失。
Fi所自带的个体视角相应地在空间上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限制以及视角盲区，但是，鲜活、独一无二的主观体验却赋予他们的意识以时间的质感与厚度。Fi的使用者仿佛天然具备考古学家的天赋，他们善于在记忆的地层中不断地挖掘自我的本质。他们的情感就像沉默的松脂一样在时光的纵深里突然滴落，将悬浮的觉受碎片牢牢捕获——那些越是炽烈或痛楚的瞬间，越能在个体的历时性结构中形成不灭的琥珀。Fi功能在最为理想的情况下，会成就一种对时间性的超越，我把这种超越叫做Fi“爆破”。当普鲁斯特嗅到希尔贝特手帕上的鸢尾花香时，他高浓度、高强度的Fi如同炸弹，瞬间击穿了时空与因果的屏障，打开了意识的多维褶皱：1895年香榭丽舍大街的初遇、1901年疗养院窗外的暮春气息、母亲梳妆台上的玻璃瓶、中世纪挂毯中的花卉纹样，以及某个未曾发生的未来夏日幻影在此刻爆发式浮现，意义凝结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叠加状态里。
无论是Ti还是Fi倾向，当它们被推往极致时都是有害的。极端的Ti试图把一切历史与环境的杂质排除在理念的空间之外，却忘记了再纯粹的诗，其生命也终有赖于主体的维持与呈现。由于这种隐秘的共生关系，将艺术抬升至至高无匹的地位事实上反而“加速了作品物化和瓦解的过程”，所以对瓦莱里而言，对艺术的幻灭成为了必然。另一方面，普鲁斯特们也绝不可能逆内在规律而行，他们不可能无视客观性对主体的无情限制，不论这种限制来自其他主体，还是作品自身——Fi的艺术表达如要达到极致，则必须将情感的岩浆灌注进形式与结构的模具，与其说这是一种对空间性和结构性的妥协，不如说这种约束与妥协就是Fi创造的本质。
艺术不栖居于任何单一的维度，或者说，艺术从不栖息。所以无论是Ti的手术刀与测量仪，还是Fi的棱镜与时光机都无法真正地捕获它、占有它，艺术的本质深藏于这种”不可能性“的罅隙中。不过看似各打五十大板，阿多诺的天平或许还是隐秘地偏向普鲁斯特，毕竟，他拒绝将艺术固化在任何总体性与同一性的牢笼中，这本身就与阿多诺的“星丛”理念不谋而合。作为一位艺术爱好者，普鲁斯特从来不奢求扮演传统匠人与客观秩序捍卫者的角色。在艺术面前他化身为一个嬉戏的孩子，用自我意识之线把莫奈，维米尔，舒曼，贡布雷教堂串在一起戴在手腕上，是的，和橙汁芦笋，玛德琳蛋糕一起。可能有人认为，这种近乎任性的松弛态度是对艺术与文化遗产的不敬，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对于如今早已屈伸难以自如的纯艺术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松绑呢？虽然阿多诺断言主观主义的企图也会最终失败，但是失败对主观主义者（或是内向情感者）而言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已经及早地看见了万事万物的无常与必死性，他们与之携手同游，同席共枕，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已学会去接纳它、享受它甚至是欢庆它——普鲁斯特这样的Fi人正是靠着“缅怀”逝去之物大口地品尝活着的滋味。从这点来说，普鲁斯特们似乎更得辩证法的精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