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捺钵（十六）

旅行的休止符 | 遥远的美丽小岛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旅程也终是有个尽头的。在外面时会想家，在家时会想着外头。写这本书时，我就会时常想到一个美丽的小岛。我们去过台湾不久，官家便以“鉴于当前两岸关系”的理由，暂停了赴台的自由行，随后，赴台的旅游团也全部暂停了。台湾的声音似乎并不“统一”，有人认为这让相关的从业者收入锐减，有人觉得既然两岸关系紧张，大陆的善意不再，持续的文攻武吓下，台湾是不应该单方面开放观光的。当然前者的观点更被大陆媒体，自媒体所欢迎，于是那段时间里大陆居民似乎认为台湾已经哀鸿遍野了，只盼着能早日解放台湾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就人均GDP来说，台湾大概排名30余几，大陆则是60开外。这就好像是让小学生结成的帮扶对子，然后硬说学习小组中是末尾的同学帮助前位的同学提高成绩的。

“两岸统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几乎是大陆人的思想钢印一般的存在。这就像是1+1=2的定论，是无需认证的事实，但偏就有人喜欢读历史，好在这类的人不多，有些可以算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他们的作用就是“认知”的分工，比如有的知识分子论证“吸烟有害健康”，你便不必自己吸到五六十岁再去与他人对比心肺功能。他们论证“地球是圆的”，便不必自己来一次环球旅行。他们说“鸡蛋与牛奶比米粥更有营养”，便可以改变传统，享受更健康的生活。既然他们是为某种认知发声，他们就必然不是全对，只是他们更愿意寻找真理，哪怕是去冒犯权威。若是这类具备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愿意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发表批判性意见并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公共知识分子。然而，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似乎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便被划分为了傲慢的精英群体，他们不感念领袖的恩情，不爱党，不爱国，是一群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的教唆犯，是思想的毒瘤。譬如两岸问题，海外孤悬的一个小岛为啥就一定要归于大陆的统治。若说是自古以来，那海参崴，外蒙古，库页岛亦都是大清秋叶海棠图上的一部分。若说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又何不来个公投，共产党，民进党，国民党同场厮杀，各显神通呢，哦，我们是要坚持民主专政，一党专制的。那台湾人民，是不是就可以委屈一下，也被民主专政一下呢？大概还是学生时，读到了一本书，叫做《我们台湾这些年》，书的封皮便被设计为一封书信的模样，大概讲述了蒋介石逝世后，台湾局势的骤然微妙，蒋经国又是在何种环境发动的社会变革，在经济腾飞下在社会风起云涌之中普通的台湾人的点点滴滴，倒像是本邻家叔叔的编年史了。台湾人民是知道什么叫“党领导一切”的，当然，是那个“国民党”，后来，“党”仅是凭着良心就愿意把“一切”交出去，我是存疑的。1979年，一本叫做《美丽岛》的杂志出版了，具体写了什么我未看过，但也应是不容于“一言堂”的“谬论”，后因高雄分社的游行，失控成为了警民冲突。一方面让党外阵营几乎全被投入狱中，另一方面，蒋经国也受其震撼，加快了开放的脚步。似乎这便是台湾的一个转折点，或是“汉人”民主政治的奇点。国民党就算是蜗居一隅，也依然是不肯吸收教训的，在大陆雄踞一方时，便允许民间办刊办报，上街游行亦是自由，退居于此，竟然还是不肯痛改前非，江山易手，自是必然，甚至早些年（1960），《自由中国》还敢批评蒋介石的三度连任……，就好像三度连任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一样。历史的恶趣味就是，同样得益于印刷术的《十日谈》和《金瓶梅》却只有一个引着众人走向了资本主义。相似的抗争却未必能得到相似的结果。“党”说，美丽岛事件的背后，也有“国际阴谋集团”。廖先生的《我们台湾这些年》实打实的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知道台湾人民的民主不是“党”的施舍，或是“美帝”的阴谋，也让我们明白台湾人民的民主，不是闹剧般的嬉闹。反而是我们，却总是故作深沉，似乎除了复杂的历史和人性，就再无血肉，台湾民众似乎对于大陆的印象在很长的时间里还停留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贫困的集体主义之类的印象当中，于是依然有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和涪陵榨菜的“烂梗”。两岸之间的诸多误解，源于彼此都在努力的使用“滤镜”去想象对方。

2019年，我们去台湾，是春节期间跟团游，也就是坐着大巴车，享受一下难得的假日时光，走访一下，原本只在歌声里的阿里山与日月潭，看看痞子蔡与轻舞飞扬相爱的地方，还有“流星花园”里繁华的台北街头，还有千禧年最高的101大厦。跟团游嘛，就是走马观花，走走停停，本以为可以先大致的浏览下，以后再“自由行”的过来，再做深度了解。结果时局又是“骤然微妙”了。倒是对导游“阿仁”的印象颇深，主要也是春节带团是颇为辛苦的，年三十儿也是有家不能回，只能游客都安置好了，才能深夜回去陪伴亲人过年。第二日还带了，他母亲腌制的黄瓜小菜分与众人，他也常直白的劝游客购物，他才好有分成，只是台湾的东西一来已经颇为老气，比如宝石饰品，款式还是十几年前母亲朋友买回去的款式。二来有些产业，比如橡胶制品或是珠宝玉石，大概是台湾的老板已经把成熟的商业模式复制到了东南亚，所以已经在泰国也是见过买过的了。唯有些提成没那么高的乌龙茶或是当作伴手礼的果干买的颇多，台湾的物价还好，书是颇贵的，大概与版税的模式有关。因是回城海关会有抽检，违禁杂志也就是翻翻算了，免得自找麻烦（当时还在国企就职的）。至于风景，自然景观不必说，虽人不能走入同一条河流，但所见所得自然是相似的，但是人文景观，竟然也是不变的，比如日月潭卖香菇茶蛋的阿婆，阿仁照顾她生意，给团友一人买了一个，听说阿婆的茶叶蛋也是卖了一甲子了，至于台北，居然也还是流星花园中的模样，所过城市，皆是一种旧旧的，又很舒服的模样。也去马英九常去拉选票的牛肉面吃团餐（阿仁应是知道“小马哥”在大陆也是颇有人气的）。说起吃食，台湾饮食似乎与隔海相望的福建颇有渊源，又从北到南，越来越甜。且是台湾美食，多是小吃，少有大餐，与新疆相比，是对游客颇为友好的。

我们在云南，便见过摊贩与游客攀谈，知道是台湾人后往往会说，都是中国人吗，台湾游客大多微笑不语，或是，含糊应承，毕竟“人在屋檐下”吗，内心不知道会不会说，“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国人”，而摊贩，大概也会很开心的白送些小心意给“中国人”，这大概就是“一中各表”的妙处。但在台湾，人家可就不客气了，海岸边的游客跟台湾朋友说，“看，那边就是祖国”，大抵上，台湾的朋友是要严肃纠正的。至于今日，台湾人也更喜欢说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什么中国人了。台湾人心间应是早已放下了“反攻大陆”的宏大叙事，只是想着过些恬静日子的小岛居民了。但你若说，中华民国是不是亡了，似乎又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了，说它不存在了，就像是说东汉、南宋、南明都不存在过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谬误。说它存在，共和国的法统与道统又似乎得之不正了，推翻满清的是民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也是民国政府。只是这份荣光，小岛上的居民已经在轻轻松松之间，便不在意了。从1979年至今不过四十余载，但对于人类来说，已经足够漫长了。清朝初年，朝鲜使节的冠服仍是明制，前往北京时，百姓目睹前朝衣冠常会“嘻嘘叹息”，甚至失声痛哭，感叹“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而在几十年后，朝鲜使团仍是那套衣衫，却已被中原百姓，认作是奇装异服的戏子打扮了。且在我们这代人中，尚且知道中国曾有过“新闻监督”，且是追寻民主自由的，但若是几个四十年后，又会怎样。“观念的水位”是否会随着时间褪去，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腐儒，右派，臭老九，公知……，我们不知道在这片魔幻现实主义的土地上还会生长出怎样的词汇。然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似乎又从未断绝。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或者我们这代人能不能听到那么一句“主席书记宁有种呼？”，当然，就是听到了，也是绝望的，“大丈夫当如此”，或是“彼可取而代也”，无非是新轮回的序章。也只有那么一个时代，能熬住几代人的百年孤独，或许，“观念的水位”才能将将及格。然后才是一个新世界的开端。

而未来百年中，最难忍受的不是生命的凋零，而是放下“效率”与“立场”的极致追求。说的具体些，便如“三权分立”的问题，党章和相关政治文件始终明确表达了对“三权分立”的坚决反对。“三权分立”被列为必须抵制的西方政治错误思潮之一。“立法”、“行政”、“司法”皆应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的。三权分立只会导致各部门扯皮、效率低下，是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以此逻辑下，中国每年受理的案件量与结案量都是相当惊人的。与之相比，“三权分立”的司法体系，似乎不过是“程序上的精英游戏”，至于台湾立法院中“八角笼”般的争斗，与人民大会堂全票通过的“全过程民主”相比，更显幼稚。而中国政府，则是拥有了惊人的“执行效率”，没有反对党，没有辩论赛。遗憾的是，这种“执行效率”即可以高效率的去做好事，但也可能是高效率的做错事，甚至是做坏事，而且它们都可能是集中力量办成的“大事”。又因为“立法”、“行政”、“司法”皆出于一孔，谁的错误，都是“大老板”的错误。而这位“大老板”又偏偏所有的决策都是代表了全体人民意志的集体的决策，于是，错误也便是全体人民的，全体的错误都要买单，都要买单的事情，反正都要全民买单，对错便也不重要了。面对集体决议的宏大议题，永远不是决策者的错误，只可能是执行的层面出了问题，于是对于基层而言，议题拆接下来的任务便成了“做多错多”的送命题。怎么办？要么就是严格执行，左的让“老板”也看不下去，要么，便只能无错的躺平，且让“老板”自己着急去吧。倒是台湾这种“幼稚”的争吵，在执行前便将不同利益集团的声音纳入了决策的过程，虽然“低效率”，但较难出现尾大难调的系统性崩塌。责任与问题都被你的对手白纸黑字的写在了准备骂你的小本本上，真的还敢乱来吗？就是这样的社会逻辑，才造就了完全不同的国民，台湾人很可爱，也很呱噪，真的愿意为一点小事吵得面红耳赤，然而归根到底不过是就事论事的好习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便要说出来，而被斥责者要么解释误会，要么知错便改。反而是大陆人，往往便少了这条思维回路，反而是第一时间会想到立场问题：他是不是在搞我，他是不是在歧视中国人，之后又想，他有执法权吗？没有的话他算个什么东西。唯独就事论事，承认错误是无比困难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就好似监狱中的囚徒，谁文明谁便是懦弱，定要把搞事情的人打服，才不会有更多的麻烦。故而，宏大的叙事不过是被包装过的黑帮逻辑，拜了码头，敬了关老爷，便是讲义气的，讲义气，讲帮规，只要立场正确，烧杀抢掠便都不是问题了。

“效率”与“立场”的问题，诸君又有何解呢？

袁世凯曾是风流人物，本应以中国近代化奠基人身份配享太庙的。他逼迫清帝退位，避免了大规模流血内战和国家分裂。同时，他主持边疆军务，维护国家主权方，建立起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新式陆军（北洋新军），同时，他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创办巡警制度，兴办新式学堂，推动了废除科举制后的近代教育发展。而偏就是独夫之心不死，他本可把问题交给时间，“功成不必在我”，若是能托举出几代人“新陈代谢”的时间，或许，1915年后的同室操戈亦可避免，中国也不必处于1949年之后长期分裂。然而，历史经不起假设，从前种种，皆是中国人注定的劫数，从后种种，便是中国人争来的正果。言尽于此，诸君散去吧，亦祝各位，东成西就，南通北达，莫要忘了咱们的《四时捺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