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碎片 | 心理治疗不能代替政治行动
书籍：We've Had a Hundred Years of Psychotherapy – and the World's Getting Worse
作者：James Hillman & Michael Ventura
章节：第2部分读书碎片 #056
以下内容来自阅读中的随手记录，思想在这里被暂时放下。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美国，“支持小组（support group）”（如戒酒匿名会AA、各种12步康复法），几乎代表了一种文明进步。
过去，人们独自承受羞耻、成瘾、创伤和痛苦；现在，人们可以进入匿名戒酒会、心理互助小组、创伤支持社区，在那里获得倾听、理解、接纳。
一个社会能够让人公开谈论脆弱，似乎说明它更加人性化。
但心理学家James Hillman和Michael Ventura在《We've Had a Hundred Years of Psychotherapy – and the World's Getting Worse》中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拥有越来越成熟的心理治疗体系，为什么它依然充满了不平等、异化和剥削？
他们的答案是：因为现代社会正在用“治疗”替代“政治”。
我们越来越擅长帮助人适应一个糟糕的世界，却越来越缺乏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
从公民到患者：心理治疗如何占据政治的位置？
过去，人们聚集是为了讨论公共事务，例如工人组织、社区协会、街区政治会议，人们因为共同利益、权利和资源分配而联合。
但Hillman观察到，美国人的集体生活正在发生变化。
1991年《新墨西哥人报》的社区活动列表里，大量空间被各种支持小组占据：债务人匿名会、成年酗酒者子女支持小组、情绪障碍支持小组、自杀者家属支持小组。
这些组织当然提供了真实的帮助。许多人在那里第一次获得了理解和支持。
但Hillman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人的集体生活，越来越围绕“个人痛苦”组织，而不是围绕“公共问题”组织？
Hillman提出了一个关键变化：过去，人们作为公民（citizen）聚集。现在，人们作为患者（patient）聚集。
公民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如何改变它？”
患者的问题是：“我哪里出了问题？我如何恢复正常？”
当一个人成为公民时，他面对的是一个需要参与和改变的世界。当一个人成为患者时，他面对的是一个需要被适应和管理的自我。
Hillman认为，现代社会最大的转变之一，就是政治语言逐渐被心理语言取代。
过去，人们可能会说：
“这个制度伤害了我们。”
“这个社会分配不公平。”
“我们需要联合起来改变现状。”
而现在，人们更容易说：
“这件事触发了我的创伤。”
“我需要提升自己的边界感。”
“我需要学习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
这正是“从公民到患者”的核心含义：人们依然在聚集，但他们聚集的目的，已经从改变现实，转向修复自己。
康复文化制造了一种没有政治的社区
在Hillman看来，支持小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它没有温暖。恰恰相反，它非常温暖。
问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连接。例如酗酒者匿名互助会：“我是一个酗酒者，你也是一个酗酒者。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帮助彼此处理我们的酗酒问题。”
这种关系是真实的，但它缺少一个公共维度。人们因为共同症状而聚集在一起，而不是因为共同的世界观连接。
Hillman认为，这种模式类似于“单议题政治（single-issue politics）”。每个群体围绕自己的伤口形成身份：肥胖者讨论肥胖，受害者讨论受害，成瘾者讨论成瘾。
但他们很少继续追问：为什么越来越多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文化环境和政治制度制造了这些痛苦？
社会问题被切割成无数个个人问题。一个国家的问题，被拆成几百万个人的小问题。
一个病态社会需要健康的人，还是顺从的人？
心理治疗经常追求更好的适应能力，更稳定的情绪，更健康的人际关系，更强的压力管理能力。
但Hillman提出：如果一个社会本身是不健康的，那么适应这个社会是否一定意味着健康？一个人在充满不公的环境里保持“良好状态”，可能只是意味着他已经学会接受不公。
因此，他区分“适应良好的应对者（adjusted coper）”和“敏感的公民（intelligent, sensitive citizen）”这两个概念。一个真正敏感的人，面对荒谬世界时，本来就应该感到痛苦。痛苦有时候不是心理疾病。痛苦是对现实的正常反应。
真正的疗愈不是让人适应世界，而是重新连接世界
Hillman并不是要求人停止自我探索，他的目标是改变心理治疗的方向。
他引用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的“公共情感（communal feeling）”的概念：心理健康并不只是一个人拥有稳定的情绪、良好的人际关系，或者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压力。更深层的目标，是让个人重新感受到自己属于一个共同世界，并愿意参与其中。
换句话说，一个健康的人，不只是一个能够独自生活得很好的人，也是一个能够感受到自己与他人、社会和公共生活相连的人。
因此，Hillman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转换：从“个人症状”转向“公共症状”。
例如，不要只讨论“饮食失调（eating disorder）”。还要讨论“食品失调（food disorder）”。
当一个人患有暴食症时，传统心理治疗往往会关注他的个人经历，例如他的童年经历，他的情绪调节能力，他的自我控制能力。
这些因素当然重要，但Hillman认为，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个人层面，就忽略了另一个问题：这个人的身体，已经被卷入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之中。
他的饮食习惯并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它与农业综合企业的生产方式有关，与加工食品产业有关，与广告不断制造的消费欲望有关，与快餐文化塑造的生活方式有关。
因此，问题不仅是“为什么这个人无法控制饮食”。问题还包括：“为什么现代社会创造了一种让越来越多人难以健康生活的环境？”
Hillman提出的“食品失调”（food disorder），正是在强调这一层含义。一个人的饮食失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社会饮食系统失调在个人身体上的表现。
同样，一个人的焦虑、疲惫、愤怒和绝望，也不能永远被理解为个人心理机制出了问题。
当越来越多人在相似环境中产生相似痛苦时，我们需要看的不仅是个人内部发生了什么，也需要看到外部世界如何进入人的身体、情绪和生活。
不要让疗愈成为放弃改变世界的方式
Hillman真正想要挑战的是现代社会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只要每个人都管理好自己，我们就会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
这种信念让我们相信，社会问题最终都可以通过个人成长解决。焦虑的人需要学习调节情绪，痛苦的人需要修复创伤，疲惫的人需要提升韧性，无法适应环境的人需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但一个社会的问题，不能靠每个人更加努力地调整自己解决。如果所有人的痛苦都被解释为个人心理问题，那么社会就失去了面对自身问题的机会。
当一个人在贫困、不平等、剥削和异化中感到痛苦时，我们需要问的不只是：“这个人为什么无法适应？”还需要问：“为什么这个环境正在制造越来越多无法适应的人？”
因此，真正的康复，不只是让人重新适应世界，而是重新获得改变世界的能力。
当一个人意识到，我的痛苦不仅属于我自己，它也来自我所处的社会环境；我的愤怒不仅需要被控制，它也可能是我对不公的感知；我的症状不仅需要被消除，它也可能是在提醒我，这个世界存在需要被面对的问题。
只有这样，一个“患者”才重新成为一个“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