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號美洲豹》—張藝謀的最大敗筆，35年前的中國劫機電影！|電影評論
35年前有一部電影在國內的上映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從演職人員表上看, 導演張藝謀，主演葛優、鞏俐，攝影顧長衛，這四位的陣容完全稱之為豪華，這幾位大師後續幾年在歐洲三大的地位稱一聲華人頂流也不為過，可謂是譽滿全球。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這部影片在上映後卻並沒有取得任何成功，無論是票房還是口碑都跌入谷底，甚至變成了張藝謀導演數十年都不願意提起的敗筆之作。這便是上映於1989年的電影《代號美洲豹》。
作為一部80年代末的電影，《代號美洲豹》的劇情和元素稱得上是前衛，一夥叫做“亞洲黑色特別行動小組”的恐怖分子登上了台灣富翁的專機將其做為人質，要求釋放小組組長。但是飛機因故迫降在了大陸軍區，於是大陸和台灣立刻建立合作關係，兩岸的軍方突擊隊共同嘗試多次反劫機行動完成了解救。
無論是驚心動魄的劫機題材，還是兩岸合作這種“政治正確”的噱頭，更不用提那豪華的主創陣容，於情於理都應該有較好的效果，但使人意想不到的是本片的內核幾乎可以稱之為貧瘠。本片的開頭直抒胸臆，由一段粗獷的手持鏡頭拼接而成，劫匪們在狹窄的飛機中伴隨着動感十足的背景音樂劫持了富豪一行人，低機位以及槍口鏡頭盡顯攝影功底，本段鏡頭動感十足，放在當年完全是媲美商業大片的開頭，但遺憾的是這便是全片唯一一段可以稱得上“刺激”的畫面。
由葛優飾演的恐怖分子頭目在片中的設定是恐怖組織小組的副組長，不僅是高學歷罪犯，也盡顯其嚴苛的底線，但是大抵是因為缺乏這類角色的經驗，作為一名犯罪分子，其在劫機的全程均以一種都市劇的情緒和對話示人，作為一部理應以“驚險”為特徵的電影，觀眾絕無可能被這種平淡的情緒所感染，這位主要人物的形象便由此落入平庸。
巩俐在本片中扮演一个带领劫机分子登机但依旧心存良知的护士，而尽管她凭借这部电影喜提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但其在影片中的表演也近乎是边缘的，无论是对于剧情的作用还是人物的表现力均乏善可陈。影片中其他人物也基本只为角色存在而服务，对于剧情和故事推动毫无作用，台湾和大陆方面的军方人物也仿佛只是为了这个地位而强行设定的。
儘管劇情漏洞百出、人物毫無生氣，但這依然不是一棍子把這部電影打死的充分理由，《代號美洲豹》的出現是特定年代下的產物，對於身處商業片隨處可見時代的我們而言，本片作為類型片電影的先驅也應特殊看待，而在本片拍攝上以及題材上的選擇也值得探討。
1. 為何是劫機電影
如果將劫機這一事件用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作為錨點區分，那麼在前911時期所發生的劫機案件和影響受眾都有根本性的差別。在911發生之前，劫機偏向於“手段”，更可以被視為一種冷戰時期政治要挾的衍生品，且大部分發生的劫機案件都普遍將整個機組挾持為人質，向政府傳達某種政治訴求，通常是要求釋放恐怖組織的相關成員。但是在911事件之後，劫機變成了一種“武器”，人們發現飛機變成了一架滿載數百人和數千加侖汽油的巨型炸彈，並且可以以民航的身份穿梭於世界任何主要城市內。很明顯後者對於普世的震攝性與前者不是一種量級的，因此我們也在影像作品中看到了諸多帶有“911幽靈”痕跡的事件出現，甚至過去十餘年我們都依然能看到如《特別響，非常近》此類911療傷片的存在，這正是主流聲音對這類事件的反饋。
而在前911時期，普世所理解並經歷的劫機，實際是冷戰的局部熱斗和帶有恐怖主義元素的政治訴求的變種。在局部鬥爭不斷的八九十年代，大部分犯下劫機案的個人及組織普遍帶有政治訴求，這一點在影片中和被葛優所飾演的“亞洲黑色特別行動小組”副組長形象所映襯得宜，這是國際範圍內的現實基礎。
全球彼時的情況如此，而在我國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劫機事件也並不罕見，但其實大部分劫機的原因均伴隨着敏感的兩岸關係，而鮮少有組織性的政治訴求。劫機的新聞並沒有距離我們太遠，1993年我國的劫機甚至達到了一個高峰，這一年大陸民航共發生劫機事件21起，成功劫機10架航班，目的地均為台灣的桃園國際機場，海峽兩岸的劫機潮令全世界都膛目結舌，甚至有媒體將台灣稱之為劫機天堂。
因此當具體的環境落在了海峽兩岸時，本片劇情的突兀性便油然而生，出於商業性和娛樂性的目的所選擇的“劫機”題材在當時的確別具一格，但是將國際上常見的“恐怖組織劫機以釋放囚犯”的影片邏輯生搬硬套使人感到難以共情，也許是出於劫機逃亡的題材過於敏感，也或許是因為這是對商業片毫無經驗的初嘗試，但影片的失敗總體始於了原始劇本構造的不可信，對於商業片而言，這是致命的打擊。
在現實中，儘管劫機逃亡這種社會不安定元素在彼時層出不窮，但是在處理這類型問題上兩岸實際保持了一種高度的人道主義，同時也在政治上釋放了許多向好的信號，這也是1988年製作《代號美洲豹》這部影片的先行事實基礎。
影片中的許多細節幾乎都是參考了1986年的華航事件（台灣中華航空公司貨機降落廣州白雲機場事件）的處理方式，該事件起因是台灣華航機長王錫爵因思念祖國而駕機飛抵大陸，但在後續該問題的處理上，大陸和台灣兩方因這一突發事件借道第三地香港開展了四輪談判最終達成了一致，兩岸三地的媒體都稱讚其打破了40年無直接溝通的僵局，也普遍被認為是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開啟“三通”的重要事件，而應對這種事件的處理流程也後來被稱為“華航模式”。
我們可以看到，在影片中，面對葛優飾演的台灣劫機團伙迫降大陸這一事件時，大陸方面也確實是借道香港與台灣當局取得聯繫開展應對措施，而影片中那句以鏗鏘有力的新聞播報音講出的“儘管北京與台北已有40年無音訊，但在人道主義上我們保持着一致性。”也都是對兩年前華航事件的回應。
只是在影片里編劇依然埋下了一個比現實更樂觀的種子，讓大陸派去的特別官員成為了“40年來第一個登上台灣的對岸公職人員”，但實際上直到1991年的“閩獅號漁船事件”才有兩名新華社記者登上台灣的土地，至於官員的訪問則要到21世紀才會頻繁發生。但這種情節上的安排實際表明了在當年的民間聲音中，普遍對於兩岸的未來是充滿期盼的，但也不免使人覺得運用這樣的方式去表達希冀，對於一部影片而已都是過於低級的。
電影與現實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高度一致，劫機問題上華航事件推動了兩岸破冰，影片中的代號美洲豹行動也推進了兩岸的合作關係，甚至是這部失敗的電影本身其實也變成了探索商業電影的先驅，在以第四代導演為主導的厚重的土地和歷史的電影議題之外，我們開始看到了另一條電影道路的可能性。
2. 新聞式說教電影
作為一部商業類型片的先驅，這部電影幾乎可以稱得上毫無商業片邏輯，但這並非出於其前衛性，相反應該只是單純的“沒人懂該怎麼拍”和“沒人懂該怎麼演”。作為一部反恐題材電影，它的節奏可以稱得上是平淡如水。在反派陣營，理應兇狠的台灣劫機犯葛優操着標準且平實的北京普通話發號施令，從動作做到言語毫無狠勁，出戲地甚至讓人感覺略顯幽默。而在營救方這裏，潛伏在機身上第一次營救的大陸軍人（于榮光飾）被恐怖分子殺害的十分潦草，人物的設定幾乎毫無立體感。而台灣方面的指揮官也只是刻板地被設定成了無時無刻戴着墨鏡的形象，其餘人物，比如被劫持的富翁與其秘書，對於劇情幾乎毫無用處，只是淪為了單調的背景板。這些劇情和人物上的硬傷毫無疑問是學走了西方商業類型片的“皮”，而沒學到任何“實”。
全片另一個特點是在宏觀的營救行動推進上，沒有使用任何視頻形式的媒介，而是以嚴格按照新聞標準拍攝的圖片快切，配合了新聞播報音所組成的“幻燈片”加以闡述，說教式的語句和偽新聞畫面來推動劇情的發展這在電影中是聞所未聞的。而關於這個元素的使用，亦有說法是委託了“台灣新電影教母”焦雄屏，由諸位記者所幫忙拍攝的影片中的台灣部分素材，這種形式的運用不可避免地放大了本就存在的政治說教意味，而過於淺顯的兩岸和平訴求也讓觀眾的情緒無法實質性的落地。
張藝謀導演曾數十年對本片閉口不提，在2005年面對採訪時才承認道：“這部電影確實拍得不好，我壓根就不想拍。”。儘管對於當下的觀眾而言，“國師”拍出什麼樣的電影或許都不足為奇，但請不要忘記我們討論的是30多年前的張藝謀導演。
在1989年電影《代號美洲豹》推出之時，前有1988年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捧回金熊，後有1990年至1994年《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活着》等一系列膾炙人口的電影。這幾年毫無疑問是張藝謀的影史高峰，夾雜在這幾部華語經典中的《代號美洲豹》稱得上是他的生涯低谷，是毫無爭議的“污點”。但也正是因為本部電影中葛優和鞏俐的初次搭班，才間接促成了五年後二者和張藝謀的再度合作，完成了那部在康城大放異彩的《活着》。
時隔35年當我們重新審視這部《代號美洲豹》之時，其先驅性是我們無法忽視的，無論是劫機，還是兩岸攜手反恐，放在當下也都是炙手可熱的商業題材，但是在缺乏經驗的80年代末我們的確無法看到由這些元素所搭建的成熟類型片，而是轉變成了說教與平淡動作戲碼糅雜的“四不像”。
電影的結尾是對《現代啟示錄》拙劣的模仿，成功擊斃恐怖分子後海峽兩岸的直升飛機迎着夕陽駛向了遠方，象徵着兩岸和平的希望與閉口不談秘密行動的默契隨着影片落幕而畫上句號。在政治意味對文化擴張逐漸加重的今天，我們在影像里幾乎不可能再看到這種“閉口不談的默契”，它出自於“華航模式”的現實，也來自於一種“我們仍在不斷變好”的時代特徵。
後記：《代號美洲豹》是張藝謀早期電影中極為失敗卻又極為特殊的一部電影，當年對於北京與台北關係的幻想或許基於事實，從當下看這部失敗的四不像電影，也有對現在的民生政治環境有不一樣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