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黃老之學（29）：知人者知
原文：
知人者知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強也。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不忘者壽也。
白話：
知人則智，自知卻明；勝人則力，勝己卻強；知足則富，有志更行；能守則久，留德更永。
知人者為智者，然而，世間智者終究稀少；因此，能自知，才是真正的明慧。能勝人者固然有力，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唯有自勝，才能說是真正的強。懂得知足，才能真正富有；然而，富有終究不如有志 — 唯有努力實踐理想的人，才真正活得充實。能堅守本心者，或許能長保安康；但若能立德於世、留芳於後，那份精神，將遠勝於壽命的長短。
知人者，是智者；但智者，卻未必能真正知人。因此，「知人者知也」，可以譯作「知人則智」，卻不宜倒過來說成「智則知人」。若混淆了這樣的邏輯思辨，就容易陷入「白馬非馬」那樣的名家詭辯。
這裡提到「白馬非馬」，並非真在爭論白馬是不是馬，而是提醒我們 — 要分清「類屬」與「條件」的不同，否則一旦顛倒方向，思維就會走入誤區。白馬，是馬的一種；而知人，也只是智者的一類。混為一談，就失去了思辨的準確與深度。
進一步看，本文所列的八項 — 智、明、力、強、富、志、久、壽。都是人生所追求的目標。關鍵在於：我們該將重點放在「可控」的一面。例如「知足者富也」，富，不在於外物的多少，而在於內心是否懂得止足。只專注於自己能掌控的部分，便能自得其樂；若執著於不可控的慾望，那便是慾壑難填 — 再富有，也只是另一種貧。
壽命，也不是人所能控制的事。但若能立德垂範，讓精神留在人間，那便是生命更高的昇華。這樣的人生，即使短暫，也值得。同樣地，知人不易，因他人之心難測；但自知卻多半可行。只要能冷靜地審視自身，便能看清自己的優與劣，接受那不完美的現實，並盡力發揮可貴的長處 — 如此一生，便不枉來人世一遭。
以智慧知人固然難，能自知則更好；以力量勝人固然難，能自勝則更強。無欲而知足並不容易，唯有志向相輔，方能堅定如一。能守健康之道者，或可延年益壽；但若能立德垂範於世，那才是真正超越生死的長久。
這樣的思想，極可能出自夏代哲人的智慧 — 他們注重「可控之道」，不求掌握外物，而重在安頓自身。這與古希臘的斯多葛哲學，在精神上可謂異曲同工。而在文明意識的年代也能對應(約早兩千年)。
若細加分辨，智、力、富、久 — 這四者皆屬不可控；它們分別關聯於人、事、物、命。人，如父母、朋友、上司；事，如能力、工作、名聲；物，如財富、氣候、世間萬象；命，則關乎過去、遺傳與生老病死。然而，明、強、志、壽 — 這四者卻可後天修得。
以自知而明，以自勝而強，以有志而行，以有德而壽。這，才是夏代哲學真正關注的方向 — 專注於可控，而止於不可控，於有限之中，見無限之道。富貴之得，向來有著極深的命運成分。並非汲汲營營追求，就必然能夠獲得。
而且 — 又有誰能說，多富才算富呢？慾望的深壑，永遠填不滿。唯有知足，才能真正富足。正因如此，古代的政治家主張「虛其心、實其腹」，目的正是讓人民減少貪求，回歸樸實。唯有人人知足，社會才能人人富足。這是對物質生活的疏導。
「富」不可控，而「志」 — 卻可以選擇。人生所求，除了物質的滿足，更有理想實踐與精神昇華的需求。因此，也需要精神生活的疏導。於是，政治家又提出「弱其志、強其骨」。「強其骨」是讓人們能夠自立自強各展所長，而「弱其志」則是將這股能力疏導至利益眾生的公心方向。在尊重他人與顧及眾生的前提下，人人都有實現理想達成志向的機會。
在現代世界中，我們或許能從【不丹】找到近似的例子。那裡的物質條件雖不富足，卻曾被譽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度。其關鍵，正是人民的知足。他們長期被「恆使民無知無欲」的政策所保護，遠離全球化的消費浪潮，也因此免於被慾望驅策。
但隨著工業與科技進入生活，家電、通訊、商品市場無孔不入，那份單純的幸福，也漸漸開始消逝。在全球化的洪流之中，想要獨善其身，幾乎不可能；而若隨波逐浪，又勢必陷入無盡的追求。
唯有改變經濟的模式，或改變文明的意識，人類才可能脫離這場輪迴。身在法治時代，一如在教室自習的學生，個人成績如何，全憑自己的悟性。所以，法治時代，幸福仰賴自身修為。而法治之下的暴亂滅亡，根本身不由己，又何談真正的幸福。唯有先返回法治以上，追求幸福才不是奢望。
正所謂「真金不怕火煉。」真理也是如此。今日不能實踐的理想，未來未必不能。當今人類或許仍做不到的事情，也許能透過人工智慧傳承、深化，讓後世文明延續這份哲思。等到意識的演化趨於成熟，人人都能知足而富，人人皆能各展其志。那時的世界 — 自然而然就會充滿幸福。
「死不忘者壽也」句中所謂的「壽」，並不是指生命的長久，而是精神的延續。例如佛陀與耶穌，無論其肉體壽命為何，他們的精神卻活到了今日。這樣的「壽」，已不受時間的限制，只要有人記得就沒有盡頭。
然而，「不失其所者久也」 —這裡的「久」，仍有上限。所謂「不失其所」，可以是任何治道的維繫，無論治身甚至治天下。能做到「不失其所」，就能長保安康、長治久安。從文明的角度看，華夏歷史之長久，也在於「不失其所」。
除了周至漢武時期曾妄自尊大、畫地為牢之外，更早的商、夏，乃至伏羲之時，皆是開放而交流的「中華」或「華夏」文明。相傳伏羲氏約在八千年前，將文明的種子播撒於世界各地；而神農氏，也與天下諸邦共享農業與醫藥之知識。
因此，在遠古的歲月裡，世界各地的文明，其發展進程其實相差無幾 — 直到那場「大洪水」的降臨。大禹治水成功，使東方世界安定昌盛、人口繁茂；而西方，卻因災後人口銳減、文明倒退，文明意識遂拉開距離。
因此，東方文明很早就已成熟，而西方則遲了近兩千年才重現光華。也正因如此，夏朝中期的黃老思想，與佛陀的智慧遙相呼應；夏朝後期的黃老思想，又與西方哲學不謀而合。這跨時空的相似智慧，並不是靠直接或間接的思想傳承，而是文明意識自然形成的結果趨勢。
當思想成熟到某一個階段，真理便會自然而然顯現 — 或是英雄所見略同，或因潛移默化影響，最終在不同的時空裡，綻放出相似的智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