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50：休刊的社會悼詞
《九十年代》1998年4月宣告將在5月號之後休刊，無論在香港、台灣和外國，都激起竟月熱烈的迴響。香港電子媒體追踪，報刊社論、專欄評論、名人發表感想之多，超乎我的想像。連時尚雜誌「Esquire」也出了關於《九十》休刊的專輯。《九十》也收到了歷年來許多作者的回憶文章，和雪片般的讀者來信。
香港電台的鏗鏘集以幾乎整個月追踪的方式，跟拍我和方蘇在那個月的活動，拍成題為「從那條路走過來了」的記錄片。壹週刊的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不僅在香港採訪，還追隨我去台灣，為了寫一篇關於《九十》休刊的報導。這位文字記者是屈穎妍。她是我香島中學的小師妹，那時她還沒有走上另一條路。
社會對休刊的迴響，有點像追悼會人們的講話：都是溢美之詞，沒有批評亡者的聲音。實際上我主編這雜誌28年多，怎會沒有錯誤或不足之處呢？
我們的作者、旅日的劉黎兒（筆名黎婉）在文章中說，日本報紙和許多長年讀這本雜誌的日本朋友問：「沒有《九十年代》，香港怎麼辦？」劉黎兒這位日本通說，這句話所表達的意思，就是日本人常說的「貴重的存在」，「這種存在彷彿是空氣，一旦沒有了，人們才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她說：「關心香港的日本人長年把《九十年代》視為香港的象徵，新聞界經常引用《九十》的報導，最具權威的學術機構和媒體邀請李怡來日本參加研討會，或到香港採訪李怡。這在一、二十年前就開始了。」
我在日本被翻譯出版的書，記憶中至少有七本。也常為日本刊物寫稿。在日本邀請的多次訪談中，有一次NHK以頭等機位安排我去座談。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頭等艙。
另一位作者陸將姬，講到《九十年代》的國際影響。他說以哈佛大學為首的多間著名大學，與台灣教育部聯合創辦了「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學生不少後來都成為美國官員。1997年該所出版了一本《從精讀到泛讀》供學生閱讀，共收錄52篇兩岸三地書刊的範文，其中有15篇來自《九十年代》，是收錄最多範文的媒體。
台灣的報刊也有很多報導評論《九十年代》休刊。著名評論家司馬文武撰文說，這本雜誌是華人社會的言論重鎮，從左派轉變為一份善盡知識分子言責、評論中國時政的刊物；它「關心台灣黨外運動，當時仍在戒嚴高壓之下的台灣，必須從這本香港雜誌中才能了解台灣發生什麼事」。
休刊號刊登了4月10日我們在台灣舉行的「兩岸關係新框架」研討會。與會者包括主席沈君山、時任政大教授的馬英九、民進黨前副秘書長陳忠信、民進黨立委林濁水和台大教授周陽山。當時這些重量級意見領袖，都談到他們和《九十年代》的淵源。陳忠信說他在美麗島事件受審時，其中一個重要罪狀就是看《七十年代》；周陽山說他高中開始就看《七十年代》，幾乎每一期他都翻閱過；馬英九說他在美國念書時是看《七十年代》長大的，儘管他們曾經辦過批判《七十年代》的學生刊物，但也因為它的刺激，使他思考很多問題，發揮很大的啟示作用；沈君山則在開場白和結束語中，說了一些感性的話，他說：「辦雜誌是艱苦行業，辦有原則的雜誌是更艱苦的行業，辦有原則而以探討中國或兩岸問題為主旨的雜誌，就更更艱苦了。李怡先生堅持了28年，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但它的貢獻，歷史自有公論，路永遠沒有白走的。《九十》有它歷史性的角色，我想在座各位朋友，無論政治立場，都會同意這點。」
時任高雄市長的吳敦義來函，對《九十》停刊「不勝扼腕」，稱《九十年代》「善盡言責，評論時政均本知識分子之道德勇氣，向為香港言論獨立、崇尚自由的重要標杆」。
香港《明報》發表社評說：「《九十年代》是一份立足香港、放眼中國的政論雜誌。許多關心中國和香港政治發展的人，不管是否認同該刊的觀點，都曾經是它的讀者。」政界的司徒華、張文光也都在報章寫了文章。
最特別的是中聯辦前身新華社的前台灣事務部部長黃文放，不用說他既是中共黨員更是負責台灣事務的幹部，他寫了一篇「李怡和共產黨的三十年恩怨」。文章說：「不管人們是接受它、認同它還是反對它，都只能實事求是地承認，李怡和他主持的《九十年代》，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海外一整代知識分子的政治思維。關心政治、關注中國發展的海外知識分子，從大學校長到一般留學生，很少人是全然沒有看過這本雜誌的。」
他提到七十年代保釣期間，多批台灣留美學生去北京，黃文放曾陪同其中一批與周恩來談話，周「多次提到《七十年代》和李怡，都是肯定的話」。後來的分裂，他認為是我和海外知識分子不了解共產黨，而黨對海外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化也不了解，缺乏寬鬆、寬容政策，所造成的結果。他深以這種決裂為憾。
另外，當時負責新聞界和統戰文化界的中共黨員羅孚，也寫了一篇文章，說中共香港工委曾經派他做「說客」，勸我不要轉向。他說「奉命去了，但無結果覆命」。他說：「初時尚覺惋惜，最終則承認《七十年代》的自立而獨立是一條『出於幽谷，還於喬木』的正道，而不是邪路。若繼續在矮簷下，會成為引入注目的《九十年代》嗎？」
這裡錄下這些悼詞般的評價，只想說明：在特殊的環境條件下，一份只是正常社會下盡責的刊物，也會獲得如此廣泛的掌聲。是我們的幸運，還是社會的不幸？
（原文發佈於2022年5月25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 題記
- 闖關
- 圈內圈外
- 殺氣騰騰
- 煎熬
- 傷痛
- 動盪時代
- 抉擇
- 那個時代
- 扭曲的歷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後一擊
- 我的家世
- 淪陷區生活
- 汪政權下的樂土
- 淪陷區藝文
-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 李伯伯的悲劇
- 逃難
-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 古國風情
- 燕子來時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樹倒猢猻散
- 豬公狗公烏龜公
-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 自由時代的終章
-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 確立左傾價值觀
- 「多災的信仰」
-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學的青蔥歲月
-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 談談我的父親
-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 父親的挫傷
-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 畢生受用的禮物
- 文化搖籃時期
- 情書——最早的寫作
- 那些年我讀的書
- 復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 歸處何方
- 劉賓雁的啟示
-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記憶
-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 伴侶的時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 福兮禍所伏
-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 脫穎而出
- 覺醒，誤知，連結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 極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極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開始
- 太歲頭上動土
-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 九七覺醒
-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 「庚申改革」的流產
-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 守護我們的心智
- 江南案的考驗
-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 「李匪怡」和《香港1997》
-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 「基本煩」和霎眼族
- 與勞思光的交往
-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 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 第一道晨光
- 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 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 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 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
- 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 內幕之外
- 《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 江澤民施計過關保位
- 我的愧疚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中）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之三）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終章）
- 與黃永玉的交往
- 真有「九二共識」嗎？
- 俄羅斯歷險記
- 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 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
- 共產黨不會再有羅孚
- 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
- 永遠的港督彭定康
- 別了，無法再「複製」的英治香港
- 董建華開頭不是這樣的
- 回歸前的保釣鬧劇與悲劇
- 一生事業與心路所繫
- 余英時與《九十年代》
- 台灣人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
- 告別《九十年代》
- 休刊的社會悼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