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霸凌、被孤立、被批斗的童年校园经历，教会我比 “乖” 更重要的事
有粉丝留言，想知道我的幼儿园和小学教育经历。说实话，这并不是一段“温馨童年”的故事。
一旦孩子被送入学校、进入集体生活，就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暴力、人性的粗糙，甚至权力的滥用。
一、当你太小、太弱，世界并不会因此对你温柔
因为父母都要上班，没人带我，我一岁多就被送进幼儿园托管。
问题在于，我的同伴几乎都是三岁以上的孩子，而我还不会走路。
一群孩子觉得我像“不倒翁”，撞倒我、看我摔跤，对他们来说只是好玩。放学回家后，我妈发现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摔几跤倒还算小事。人生第一次濒临残疾，是四五岁时的一次午睡。
我左边躺着一个西瓜头男孩，手里拿着恐龙玩具。他不停地动，我哭喊，老师却走过来让我“别吵”。男孩见状更加得意，继续做小动作。
我让他离我远一点，他不听。下一秒，他突然把恐龙尾巴戳进了我的左耳道。
当时没什么明显异常。直到晚上回家，睡觉时我哼哼唧唧、喊疼，原来我的左耳开始流脓。我妈立刻带我去医院，温州的医院不敢接治这么小的孩子，建议转去上海。
后来，幼儿园的老师和校长拎着一大袋旺旺大礼包来我家“探望”。
很有趣的是，我健康的时候，似乎没有一位幼儿园老师如此关心我。
我那时睡眼惺忪，左耳也不太灵光，几乎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所幸，小孩子鼓膜的再生能力强，几个月后长回来了，没有耽误我学习音乐的乐趣。
二、学校并不是净土，而是社会逻辑的预演
熬过五年幼儿园生活，我六周岁上了小学。
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学校某种程度上像一个动物园——当大量个体被密集地关在有限空间里，彼此撕咬的暴力发生概率只会更高。
三年级，一次“胶带纸事件”，让我第一次清楚意识到：懦弱只会让暴力升级。
班主任嫌课堂吵闹，把十多个孩子叫到讲台前，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她掏出一卷胶带，让孩子们自己封住嘴巴。
孩子们照做了。老师又吼：“把嘴巴、鼻子都给我贴起来！” 孩子们一边流泪，一边继续贴。
贴上后，老师吼道：“让你们尝尝无法呼吸的滋味！”
最后，老师警告：谁也不准告诉家长，不然“收拾你们”。
我不在讲台上，但坐在他们的正前方，心里一阵愤怒。我对好朋友说：“你回家告诉你妈妈，这是体罚。” 她摇摇头，说她不敢。
四五年级的时候，暴力体罚越来越频繁。
有位科学老师在课上直接揪住女孩的头，往墙上撞，连着发出砰的两声巨响；有位数学老师，直接拎起一摞书，砸在上课开小差的同学头上。
那一刻，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如果面对不公不反抗，暴力只会变本加厉——对孩子如此，对成年人亦然。
三、小学的我，第一次学会使用法律武器
四年级，体育老师嫌大家集合不整齐，让全班回教室抄书 50 遍。
我没动笔。旁边的班干部问：“你为什么不抄？”
我说：“我没有吵闹，体育课本来就是活动课，凭什么罚我？”
她回我一句：“好大的胆子！我告老师去！”
我被叫到老师面前。她问我为什么不抄。
我说了两点：第一，我没有违反纪律；第二，抄书属于变相体罚。
然后，我把《未成年人保护法》里关于禁止体罚、变相体罚的条款背了一遍，说：“您这是变相体罚。违法了。”
体育老师问我：“你不知道严师出高徒吗？”
我回答她：“时代不同了。温柔的老师，才能培养出有教养的学生。”
结果我是全班唯一被豁免抄书的人。
那一次，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可以、也应该用规则和法律保护自己。至少，我们要敢于发声，表达诉求。
四、当反抗触碰到利益，围猎就开始了
五年级，我们小学推出“强制课后管理”：所有学生下午三四点下课后，必须留校写作业到六点，并缴纳管理费。
我试了两天。半个多小时就写完了全部作业，剩下的时间只能干坐着。
这让我非常痛苦。我只想回家玩。
于是，我开始每天放学“逃跑”。门卫留条缝，我钻；没留，我就翻围栏。
有同学看见我逃跑，立刻举报：“老师！夏雪逃跑了！”
小学班主任（正是三年级贴胶带纸的那位）命令同学们：“给我追！”
我一路狂奔冲出校门，回家，反锁了门。
过了一会儿，我从厨房窗户探出头，看看他们走了没有。一不小心被，这位同学看见了，他大喊：“老师！夏雪躲在窗户后面！”
就这样，一个老师、一个班干部，蹲在我家楼下几小时，想让我回去。我决不妥协。
后来，我爸下班回家，我告诉他：我不想参加课后管理，放学后是我的自由玩耍时间。
我爸全力支持我，和我一起，打电话给温州市教育局。得到的答复很明确：强制课后管理不合规。
教育局联系了我们小学。校长灵机一动，把责任推给了班主任，声称他对此事毫不知情，都是班主任私下发起的强制收费。
那位二十多岁的班主任，第一次经历了职场黑锅，在办公室里大哭。
五、集体的暴力，比个人更可怕
七八个同学看到老师哭了，冲进教室，把我围在座位上，挥着拳头质问我：“你把张老师弄哭了！都是你的错！”
我说：“强制课后管理本来就是违规的。”
一个个拳头在我眼前飞舞，越来越近。我紧张地跳到桌子上，盯着他们说：“我要是能让她哭？你信不信，明天她就消失！”
那一刻，教室安静了。他们散开了。
小学被教育局通报后的第二天下午，我照常背起书包，准备逃跑回家。
身后有一双大手抓住了我的手，我转头一看，是班主任。
她把80元课后管理费塞到了我的手心里，说：“你回家吧。”
这或许是成年人与叛逆孩子之间的和解。
六、被公开“批斗”，享受“无同桌”特殊待遇
六年级，我成绩始终在班级前几，所以成绩方面，无可挑剔。
另外，作文、艺术比赛，班主任仍会主动让我参加，因为乐器弹得好的孩子不多，这会为班级年度评比带来荣誉。
但在服从性上，我是全班最差的学生，这让班主任很头疼。
我拒绝集体广播操，排斥动作整齐、口号统一，却完全不关心个体感受的形式主义。
我拒绝无意义的作业，只做我认为有价值的部分。放学时间，我看动画片，打电脑游戏，在公园里玩泥巴、爬树、荡秋千。我还带着同学们一起抵抗过多作业。
我还以交白卷的方式，抵抗数学老师在午休时间进行考试。在我看来，中午是用来休息的时间，不该被占用。
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和她的四位同事一起“教育”我：“你凭什么不做作业？你凭什么交白卷？你还不知道错吗？”
我说：“中午是用来午休的，不应该考试。我没有违反任何规则，我也没错。”
这群老师被激怒了。她们关上了办公室的门，继续“教育”一小时：“你爸妈怎么会教出你这种东西？如此厚颜无耻？”“你错了没有？”
我没有道歉，也没有改口。争执持续了一段时间，最终，她们放弃了。
班主任冷冷地说了一句：“你很厉害啊，有你爸撑腰是吧？”
这些冲突事件叠加起来，让班主任忍无可忍。
于是，她发起了一次班会，主题是：到底是夏雪对，还是老师对！
一些原本私下抱怨作业多的同学，立刻当场“站队”老师：“我们觉得作业一点都不多！”“我们都看见夏雪放学就上 QQ，还玩电脑游戏，玩物丧志！”
班主任说：“她天不怕地不怕，就是一个女流氓！”
“对！就是！” 全班齐声附和。
最后，老师下了通牒：“谁都不准跟夏雪玩。”
我被安排到最后一排，没有同桌。朋友们不敢靠近我，怕被举报。
就这样，我享受了一年无同桌VIP待遇。很快，结束了我的小学生活。
七、不合群，并不是问题本身
青少年时期，是自我意识萌芽的阶段。
成年人构建的旧秩序，必然会与正在成长的个体发生冲突。
很多人以为，“乖”是孩子最大的优点。但我认为，真正决定一个人能否思考独立、精神独立的，是他是否清楚：哪里是别人不能越过的线。
校园并不是社会的避风港，而是社会运行逻辑的第一站。权力、服从、暴虐、甩锅、站队，人性的博弈，在小学就已经开始演练。
当世界充满不公时，人其实只有三种选择：要么反抗，要么欣然接受，如果无法接受，却不敢反抗，最终会变成向内的自我攻击。
很多伤害，并不来自暴力本身，而来自一种持续的暗示：“如果你反抗，你有意见，说明你有问题。”
八、这些经历，塑造了我后来的人生
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感激小学时期的这些经历。它让我很早就对被否定产生免疫。不是所有的不同，都需要被纠正。
这也让我在成年后，走自己的路，很少纠结和犹豫。
在身边同学都追逐高薪的金融学专业时，选择我喜欢的新闻学，刨根问底追问真相；在采访药物成瘾者、枪支受害者等边缘群体时，不回避、不噤声，让他们被看见；也让我在工作中遇到同事试图捏造虚假案例用于企业宣传时，当场拒绝参与。
历史规律早已告诉我们，在面对人人都说对、群体狂欢的时候，总要有人敢提出疑问，做出独立的判断；在价值冲突中，依然愿意对自己的良知、事实判断负责。
你可以说这些经历是童年创伤，但我把它看作成长中的“精神免疫训练”。
挫折就像是人体必然会碰到的“病原体”。孩子无法与“病原体”完全隔绝，他们是在一次次接触和感染中，产生强壮的抗体，建立起完善的精神免疫系统。
即便小时候被保护得再好，成年之后，也终将面对人云亦云的抉择时刻以及人的攻击性和暴虐。
如果你是家长，我想说一句并不讨喜的话：无论学区多好、学校多优秀，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权力结构和暴力。
真正重要的，不是把孩子送进一个看起来安全的温室，而是让他知道，当不公发生时，他可以求助、可以反抗、可以被相信、值得被倾听，而不必压抑、忍耐和自我怀疑。
教育的终点，从来不是让孩子学会服从。它真正应该完成的，是让一个人清楚地知道：当权力越界、规则失效、集体失声时，他依然有权说“不”，有能力保护自己，心中有正义感，也有勇气承担不随波逐流的代价。
一个敢于独立思考的孩子，才可能在成年之后，既不卑微，也不残忍。带着边界、良知与创造力，站在世界面前。
一个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靠所有人变得“更听话”，而是来自越来越多的人，被允许思考、表达、质疑与不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世界创造价值。
而当我们从曾经的孩子，走到今天的成年人位置上，我们有责任不再复制那套熟悉却伤人的权力逻辑，而是为年轻人留下一个更有人性、也更能容纳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