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沉迷黑塞如何帮助我反思现代性

2022年冬天，我发着39°高烧躺在床上，如过走马灯般复盘起往日——我之于父母，犹如狗之于巴甫洛夫。从小到大没有一天为自己而活，即使没有疫情的打击，即使我正常上学考试、走进梦校，那也不是真正的人生。当我时隔八个月重返校园，容忍自己存在成为了一种奢侈。

为什么我无法普普通通地生活？作为人，为什么我连最低限度地活着也做不到呢？

只是坐在教室里就感觉全身有如虫噬，想把书撕了，想把手机砸了，想翻出窗台一走了之……那段日子我读了很多哲学、文学、心理学，其中一本是小说《德米安》。两年后，我看了一档名叫《I-LAND》的韩国选秀节目，开头就引用了书中“鸟破壳而生”的名句，我才知道《德米安》在韩国有多受欢迎。

《德米安》讲述了少年辛克莱从童年到青春期、从觉醒走向自毁的心路历程。就是这样一本篇幅短小、情节简单的成长小说，频繁出现在韩国流行文化的视野内：从十年前创下收视纪录的迷你剧《制作人》，到近几年现象级的《黑暗荣耀》；连BTS成员也表示，热单《血、汗、泪》的创作受到了黑塞思想的启发。

“韩国人和黑塞到底怎么回事？”

在Quora这条提问底下，一位长年居于韩国的Westerner指出，任何一部“旧社会与现代性缠斗”的欧洲小说都深得韩国人喜爱，《德米安》所呈现的19世纪欧洲，与处于转型阵痛期的韩国形成了某种对照。

Chapter Ⅰ  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是我的父宅，它意味着父亲和母亲，榜样和学校。在这个世界中，有一条通往未来的笔直道路，生活明净纯洁，美好有序。

另一个世界也始于我们家中，那里有女仆和工匠，鬼怪故事和流言蜚语。屠宰场、监狱、醉汉和泼妇、分娩的母牛、跌倒的马；偷窃、凶杀和自寻短见。

现代性的形成始于“启蒙”（1685-1815）。“启蒙”作为动词，在英语中写作enlighten，由en这个“使意”前缀与light（光）组成。在欧美语言中，“启蒙”一词含有“理性之光照亮黑暗，一扫愚昧无知”之意。

启蒙时代的文艺作品，常常使用“光明”与“黑暗”这一组比喻：启蒙以前的中世纪暗无天日、混沌无知；启蒙之后的人性日趋完善，前景一片光明。在歌剧《魔笛》中，智慧、理性、自然象征光明，而”世俗化的祭司“们站在太阳神殿上宣告：光明已经战胜了“黑暗女皇”。莫扎特在指挥完《魔笛》之后因病离世，同年，路易十六携王后出逃，革命以惊人的速度滑向深渊，巴黎街头血流成河。未来两百年，人们有关“光明世界”的实验从未停止。

尼采曾借“影子”之口说：“我爱人类发现知识时眼里闪烁的光……但知识的阳光照下来造成阴影，我也是那阴影。”现代化往往以“进步”的名义展开，现代化就是那束光。可光线自然形成的暗部，蕴含着人性受难的种子。

20世纪上半叶，朝鲜半岛刚结束殖民统治，人民穷困潦倒，大地一片贫瘠。一位韩国年轻人偷渡日本，抓住商机做起了口香糖生意。他痴迷文学，读了许多德语小说，其中一本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维特本是一个吟诗作画、情感丰沛的人，为了缓解单恋之苦接受了一份公务员差事，却因坚持个性而遭到达官贵人刁难。他痛骂上流社会的迂腐，同情底层人命运的不公。有人赏识他，却不能使他满意：“他重视我的智慧和才气，胜过重视我的心；殊不知我的心才是我唯一的骄傲，才是我一切力量、幸福、痛苦以及一切一切的唯一源泉！”和《德米安》一样，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美好。维特在对现实彻底绝望之后饮弹自尽。

几年后，这位韩裔年轻人以维特的迷恋对象“夏绿蒂（Charlotte）”为名，创立了自己的品牌Lotte（中译“乐天”）。他所想要创造的，是一个富有理想主义与浪漫气息的企业人格。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1961年，朴正熙军政府上台，他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向工业资本主义进军。同其他几家企业一样，乐天在发展主义政府的庇佑下迅速扩张，逐渐形成了集零售、酒店、娱乐、金属、电子、工程于一体的乐天帝国，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大量被维特称为“傻瓜”的人身兼要职。

80年代，韩国出口大幅增长，中产社会出现。1988年，首尔奥运会顺利举行。1989年，乐天世界开业，成为国民级地标。2006年，韩国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用流行的话来说，韩国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然而，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指出，韩国人的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西方的现代性。

西方古典社会学认为，随着现代化演进，家庭的社会功能和角色将逐一弱化，被更普遍、客观的社会关系取代。韩国通过移植美国模式建立起了现代民族国家，韩国的主要城市复刻了西方的文化、制度场所，可底层人民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的基本结构没有任何根本性改变。为了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韩国政府在财政上最大限度缩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将生育、教育、养老的责任全部转嫁给家庭。

大多数韩国人，无论男女，都难以通过长期稳定的职业生涯获得明确的阶层认同，他们往往无法通过制度化的集体行动（如社群维权、工会组织等）来争取个人利益，而更多依赖父母、亲戚、校友、同乡等人际关系网络。于是工具家庭主义应运而生：一个优秀的家庭应该是促进其成员在社会上成功的主要工具，家庭成员在社会上的成功将反过来提高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

由于各种现代社会机构一夜之间成立，正式教育体系成为填补这些人员缺口的主要机制。大多数公司高管，也都毕业于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这三所top名校。作为阶级向上流动的重要家庭策略，韩国人纷纷以教育投资者的身份入局，热情远超政府的发展需要。人们接受高等教育，不是为了回应宏观经济调控、当前产业结构，而是为了实现一种广泛存在的个人愿望：通过教育获得提升社会地位的职业。

工具家庭主义的最高形态，就是由家庭成员控制的无数关联企业构成的财阀家族。以损害工人、农民、普通股东、中小企业利益的方式，各大家族敛财无数。然而，财阀并不总是胜出的一方。

2015年，乐天家族内斗公开化，引起检方注意。2016年，集团副会长在检方讯问前自杀。同年，时任总统朴槿惠因亲信干政丑闻受到调查，牵扯出乐天曾向亲信财团“捐款”70亿韩元的事实。2017年，在权斗中获胜的次子被检方以行贿、贪污等罪名起诉。也是在同一年，乐天向韩国政府部署“萨德”导弹提供场地，乐天超市在华业务全线停摆，年销售额同比下滑76.9%；乐天免税店营业利润暴跌99.25%，几乎归零。

2018年，96岁的创始人幸格浩身患阿尔兹海默，在轮椅上出席法庭。

“我被起诉了吗？谁敢起诉我？整个乐天都是我的！”

曾经那个酷爱歌德、抱有诗意理想的青年，一怒之下摔掉麦克风，胡乱挥舞拐杖，最终在律师的搀扶下离开法庭。

Chapter Ⅱ  蛋壳外是另一个更大的蛋壳

我生活的目标是成为父母那样澄明纯洁的人，谨言慎行，有条有理。但是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我还要走很长的路。我要上中学，读大学，参加各种考试和测验。

《韩国时报》刊载过一篇题为“跟随你的内心”的文章。作者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她引用《德米安》开篇第一句话，引导读者反思：“我所想望的，无非是试着依我自发的本性去生活。为何如此之难？”

她将矛头直指韩国教育体系：学生醒着的每一秒都在为高考学习，而不是探索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最后，她鼓励大家向乔布斯学习，每天早晨在镜子前自问：如果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我还愿意去做今天打算做的事吗？

韩国社会观察者Colin Marshell指出，韩国社会对西方国家存在一种普遍误解，即西方人不会为了迎合世俗标准而牺牲个性，人人都能过上“真正的人生”。

2014年，大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正式起诉哈佛，指控哈佛招生对亚裔存在系统性歧视。组织收集了超过16万份学生档案，最终得出结论：亚裔申请者的学术成绩普遍更高，但在人格、性格评分上普遍低于其他少数族裔，显著降低了他们被录取的概率。哈佛则表示自己的招生机制遵循自“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以来的“多元化”理念，采用的是“整体性评价（holistic review）”。

就表面而言，美国高校追求“平权行动”所传达的“实质平等（equity，通常以结果平等为标准）”，而SFFA要求高等教育回到“形式平等（equality）”。

精英大学是国家权力阶层的摇篮。在美国，谁上哈佛、谁读耶鲁、谁当法官、谁进硅谷，不是简单的“谁更优秀”，而是：谁将被允许进入权力中心，成为制定未来规则的人。

哈佛大学2013年的一项内部研究表明，若仅以学业成绩择优录取，本科生中的亚裔比例将由现实的19%上升到43%。也就是说，如果不坚持隐性的“种族配额”，有一天亚裔在美国精英高校中的占比将逼近50%。对于一个亚裔仅占总人口7%的美国来说，这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初，哈佛就已经用同样的方法将来自欧洲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拒之门外。

这一切并非偶然。 追溯美国精英学校的起源，录取机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择优”，而是服务于社会阶层再生产的目的。

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工业经济爆炸式发展，出现了一批信仰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新钱。与此同时，铁路系统使区域经济演变为国家经济。地方精英为了使自己成为全国性精英，并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开始与其他新贵结交。于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成为富家子弟搭建人脉的重要平台。

20世纪30年代，为了提高生源的学术能力，精英学校开始引入标准化测试SAT，作为录取的考量标准之一。现如今的大学录取机制，只不过是在原来为顶层家庭设计的规则之上（课外活动、体育特长、捐款、校友子女），加入了一系列学术标准（SAT、AP课程、GPA）而已。由于富裕家庭在私教育上的绝对优势，这种看似理性化的改革，却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的门槛。过去三十年，美国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习成绩差距扩大了40%。

事实上，绝大多数顶校申请者都是全能型“超人”。履历成了新的信仰，而信徒们用焦虑朝圣。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可能没有八九项课外活动，但起码有六七项。密西西比大学荣誉学院的学生可能没修过七八门AP课程，但也完成了五六门。虽然这些学生的抱负、天资、痴狂症以及家长的经济背景可能比顶校稍逊色些，但他们的价值观与前者大同小异。

制度的幻觉在于：即使规则改变，信仰依旧。过去五年，纽约、西雅图的精英公立高中陆续取消了重点班，弗吉尼亚一所精英公立高中取消了入学考试，改用“整体性评价”。这几所考试择优的学校曾因亚裔学生占比极高而引发了黑人、拉丁裔的不满。改革后的确出现了亚裔比例下降，黑人、拉丁裔比例上升的结果。但也有批评声音指出，”整体性评价“对贫困家庭学生更加不利。

当我转向韩国，一切都如此地熟悉又无力。从七八十年代的”平准化政策”“全面私教育禁令”，到九十年代的“学生综合记录本”；精英高中随着新钱和全球化的出现而成立，政府宣布陆续取消，引发反弹，下一届政府又宣布撤销之前的决定。

教育改革总是带着救赎的口吻出现，却永远逃不出权力与焦虑的轮回。似乎“教育公平”也只是另一个注定失败的“光明实验”。

如果可以实话实说，富人财富积累的速度就是比普通人更快。资本呈指数级膨胀，把普通人的薪资水平远远甩在身后。今天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甚至比大萧条之前还大，教育根本不可能扭转这一趋势。

只要教育还是阶级向上流动的主要通道（在有些国家甚至是唯一通道），一个公平的教育制度就不可能诞生。换句话说，再公平的制度也不能对抗人心中对“不平等”的渴望。

当然，总有人是例外。乔布斯从大学辍学也改变了世界，我最喜欢的YouTuber没上过大学也坐拥3000万粉丝。有人可以选择不玩这个游戏，因为他们背后是不能够被复制的天赋和运气。

Chapter Ⅲ  认识你自己

我是条软弱而可怜的狗，需要温暖和食物，时常需要同类相伴……有些殉道之人，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们也不是英雄，也没有解脱。

聚斯金德的《香水》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尤其是主人公格雷诺耶的形象，总像某种征兆潜藏于我的意识里。

格雷诺耶是个嗅觉天才，因为厌恶人类的气味而隐居山洞。他靠野草和雨水维持生命体征，靠想象力实现精神富足。可以说，他一个人就是一座孤岛。

有时我觉得自己在模仿他。

2023年，我从熟悉的人眼前消失了。安装steam，购入switch，把中学时代日思夜想的BL、乙女游戏全部打通关，走遍所在城市的地标，还出去交换了半年。

这些尝试本该带给我自由的喜悦，可事实上，我自毁的愿望不减反增——因为它们都没有帮我回答“真正的人生”是什么。

有一次，咨询师问我，所以你所追求的，正是你所反抗的那些东西？我说对，因为从来没有人认可过我不符合那些东西的一面。说完我就哭了。

没错，我不是格雷诺耶。我是社会性自我的对手，有时听从内心，有时背叛自己，循环往复。

死亡是很舒适的。只要去死，人就享有不用思考的幸福。而活着，就就意味着日复一日在外部压力与内心声音之间做出选择——这便是身为现代人的宿命。

于是我没有退学，顺利毕业，还参加了研究生考试。为了准备作品集写下这篇文章。

顺便一提，格雷诺耶的结局是：某天他惊恐地发现，他闻不见自己的气味——他无法认识他自己。于是下山，回到人群中去，用“香水”赢得被世人所爱的能力。然而面对爱，他能回应的只有恨意。他明白这个世界不适合他。终于，他选择了一种退出的方式。

没有社会性自我的人，会从社会上消失。即使在荒山野岭也没有立足之地，无路可逃。

封面来源：한경MONEY

参考目录：

• [日] 宇佐见铃：《偶像失格》，千早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

• [德] 赫尔曼·黑塞：《德米安》，姜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

• [德]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杨武能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

• [美] 童明：《现代性赋格：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 [韩] 张庆燮：《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学》，司炳月、孙彤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

• [美] 德雷谢维奇：《优秀的绵羊》，林杰译，九州出版社，2016。

• Colin Marshall: Why Do Koreans Love Herman Hesse’s Demian?,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2017.

• Choe Sang-Hun: ‘Chewing Gum Tycoon’ of Lotte Group, Shin Kyuk-ho, Dies at 98, The New York Times, 2020.

• Shin Seul-ki: Follow Your Heart, The Korea Times,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