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碎片 | 现代人最大的悲剧在于失去了重新想象社会的能力
书籍：The Dawn of Everything
作者：David Graeber/David Wengrow
章节：第6章：Gardens of Adonis: The revolution that never happened: how Neolithic peoples avoided agriculture读书碎片 #046
以下内容来自阅读中的随手记录，思想在这里被暂时放下。
点击阅读本书书评：被掩埋的黎明：在父权之外想象文明的可能性
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觉：这个世界好像已经“完工”了。
不是说它变得完美了——恰恰相反，问题到处都是。但奇怪的是，当你想认真讨论怎么办的时候，你的想象力会自动撞上一堵透明的天花板。
你能想到的解决方案，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样：换个领导人、调整一下税率、出台一项新法规、寄希望于下一次技术革新。
你很难在脑海中描绘出一个和现在长得根本不一样的社会，想象一种根本不同的生活方式。
福山在1992年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他的意思不是什么都不会再发生，而是说人类关于“社会应该如何组织”的探索，已经到达了终点。
三十年过去，他的预言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正在自我实现：不是因为现实变得更好了，而是因为我们集体放弃了想象另一种可能性的能力。
这正是David Graeber和David Wengrow在《The Dawn of Everything》中试图诊断的核心病症。
在他看来，现代人最大的悲剧，不在于我们恰好身处一个糟糕的社会，而在于我们甚至无法再想象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
人类曾经拥有非常灵活切换的社会制度
作者并没有从未来寻找答案，而是回到过去。他们试图证明，人类历史不是一条单向演化的道路，我们的祖先曾经以惊人的灵活性创造和切换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
Graeber借用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研究指出，许多早期社会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一成不变的原始部落。恰恰相反，他们会在一年之中切换两套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
因纽特人（Inuit）的例子尤其令人震惊。夏天，他们分散成一个个小家庭，各自捕鱼狩猎。这时的社会结构带有明显的家长制色彩，财产私有，家长的权威几乎是专制的。
但一到冬天，所有人聚集到巨大的公共长屋里，整套秩序就翻转了：财产共享，等级消失，甚至出现集体性的配偶交换，以一种近乎仪式化的方式，彻底打破私有家庭的边界。同一群人，同一片土地，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
同样展现出这种非凡弹性的，还有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Plains Indians）。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以松散的形态分散生活，社会氛围自由且平等，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权威。
然而，一旦到了极度依赖集体协作的围猎野牛季节，整个社会的运转逻辑就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们会通过特定的仪式选出所谓的“警察”，赋予他们维护秩序的特权，谁敢在围猎中抢跑、破坏集体行动，就会受到惩罚，此时的部落短暂地具备了类似现代国家一样的强制力和等级森严的纪律。
但最关键的是，这种“国家机器”仅仅是为了围猎而存在的临时设计；狩猎一旦结束，强制权力便随之烟消云散，人们又立刻回归到那种自由散漫的平等生活之中。
Graeber认为，这些案例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证明人类曾经生活在平等社会中，而在于证明人类一直具有高度的政治自觉（political self-consciousness）。
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在等级制与平等制之间反复切换，那么它就说明人们并非被制度塑造的被动对象。相反，他们能够把制度当作一种工具，根据不同场景主动选择不同的组织方式。
他们知道什么是权威，也知道什么是自由；知道什么是等级，也知道什么是平等。他们像是在不同季节参与不同规则的游戏。
因此，人类历史最大的转折点或许并不是从平等走向不平等，而是某些原本临时性的安排逐渐固化下来。
我们在漫长历史的某个节点上，忘记了自己原本拥有这种制度上的灵活性。我们将某种原本只具有季节性、仪式性或游戏性质的等级制度（比如只在特定季节为了集体行动而短暂存在的权力），固化成了永久的、不可动摇的现实。
历史尚未终结
Graeber在这本书中并不是在做历史考据，而是在做一种政治动员。他想打破的不是某个具体制度，而是人们对于制度的宿命感。
他想告诉我们，现在的世界并不是唯一可能的世界。
国家、资本主义、官僚体系、私人财产、固定的社会等级——这些东西看起来如此坚固，以至于我们很容易把它们误认为自然规律。但人类历史恰恰说明，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是永恒的。
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无数种生活方式，也曾经自由地在不同制度之间穿梭。今天的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体系并非历史的终点，它们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要打破福山“历史的终结”的魔咒，推翻这套让人逐渐窒息的系统，我们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拒绝妥协，恢复我们“激进想象（radically imagine）”的能力。
我们不能再将所有的智慧耗费在对现有框架的修修补补上，而是要敢于在脑海中描绘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运作逻辑与今天完全不在同一个坐标系里的社会。
去想象一个没有老板的世界，一个不需要警察维持秩序的社会，一种不再把人与人割裂成小家庭的亲密关系，一套不让任何人沦为代价的经济逻辑。
我们的祖先曾以惊人的勇气和高度的政治自觉，在专制与平等、私有与共享之间游刃有余地自由切换。今天，我们也依然拥有这种潜能。
人类并不缺乏创造新世界的能力。我们需要重新找回的，是相信新世界能够被创造出来的勇气。
With such institutional flexibility comes the capacity to step outside the boundaries of any given structure and reflect; to both make and unmake the political worlds we live in.
Perhaps all these questions blind us to what really makes us human in the first place, which is our capacity – as moral and social beings – to negotiate between such alternatives.
伴随着这种制度上的灵活性，人类拥有了跳出任何既定结构边界并进行反思的能力；拥有了既能创造也能解构我们所生活的政治世界的能力。 也许所有这些问题都让我们忽视了最初真正让我们成为人类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作为道德和社会生物——在这些选项之间进行协商的能力。
If human beings, through most of our history, have moved back and forth fluidly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arrangements, assembling and dismantling hierarchies on a regular basis... maybe the real question should be ‘how did we get stuck?’ How did we end up in one single mode? How did we lose that political self-consciousness, once so typical of our species? How did we come to treat eminence and subservience not as temporary expedients, or even the pomp and circumstance of some kind of grand seasonal theatre, but as inescapable elements of the human condition? If we started out just playing games, at what point did we forget that we were playing?"
如果人类在我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不同的社会安排之间流畅地来回移动，定期组建和拆除等级制度……也许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我们是如何卡住的？”我们是如何最终陷入单一模式的？我们是如何失去了曾经是我们物种典型特征的那种政治自觉的？我们是如何开始将显赫与顺从不视为临时的权宜之计，甚至不是某种宏大季节性戏剧的排场，而是视为人类境况中不可避免的要素？如果我们开始时只是在玩游戏，我们在什么时候忘记了我们是在玩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