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一場馬拉松式的『國是會議』（下）

（二）「蘇聯式」解體：體制內外共識促成和平轉型

在經濟、政治與社會危機總爆發的情況下，體制內部出現改革派，與社會力量達成共識，和平終結共產黨統治，轉向多黨制與憲政秩序。這一模式可最大限度避免流血與內戰，值得作為首選方向。蘇聯解體雖有戈巴契夫的推動，但缺乏充分的民族協商，導致俄羅斯與周邊國家的持久摩擦。中國可借鑒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透過圓桌會議實現無血轉型：體制內知識分子與企業家與海外民主派對話，逐步放開媒體與結社自由，最終簽署「轉型協議」。國是會議在此情境下可作為橋樑，預先起草多黨競爭法與選舉規則，確保轉型不偏離軌道。

（三）「大清式」謝幕：內外壓力迫使交權

在外部地緣衝突、經濟崩潰與內部分心的三重夾擊下，中共可能被迫「逊位」，交出政權。此時若缺乏制度準備，將可能重演辛亥後政權碎片化的悲劇。清末的逊位雖避免了更大屠殺，但孫中山的倉促北上導致軍閥崛起，破壞了共和體制。現代中國面臨的美中貿易戰與台灣問題，可能加速這種壓力。如果外部制裁與內部罷工罷市同步爆發，政權交權將不可避免。國是會議的應對策略是建立「國際觀察團」，監督交權過程，並立即啟動地方選舉，防止中央真空擴散到省級層面。

（四）「自我革命」路徑：體制內改良势力與社會力量合流

在極端危機中，體制內部分改革力量認識到一黨專政之死路，與民間民主力量攜手，實現「體制內革命」與「體制外壓力」結合，推動憲政新生。這是最具現實可能、最值得努力促成的方案。類似戈巴契夫的「新思維」或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但需更徹底地拆除黨國合一的枷鎖。透過地下網絡與海外平台，體制內「異見者」可與維權律師、知識分子結盟，逐步推動「雙軌制」：一邊維持行政運轉，一邊試點地方自治。

歷史上的西班牙佛朗哥後轉型就是典範：1975年國王胡安·卡洛斯主導的「從獨裁到民主」，透過憲法改革和平實現多黨制，避免了左翼與右翼的內戰。中國版「自我革命」需強調漸進性，如先放開言論自由，再建立獨立司法，以積累改革勢能。因此，國是會議的籌備與方案設計，應針對上述不同結局，提出相應的憲政與法律框架，確保無論何種終結方式，皆有可行的轉型路線圖。這些框架可分為「應急預案」與「長期藍圖」兩部分，前者聚焦於危機管理，後者強調可持續治理，透過模擬演練與國際專家諮詢，提升方案的可行性。

三、後中共時代的六大關鍵議題

後中共時代的轉型將面臨多重結構性挑戰，這些議題相互交織，需要透過國是會議的專題委員會逐一審議，確保方案兼顧公平與可行性。以下六大議題不僅是制度重建的核心，更是社會和解的試金石。

共產黨組織與黨員的處置問題·

核心原則：區分組織與個人、政治責任與刑事責任、惡意犯罪與一般服從。這種區分避免了「一刀切」的極端主義，體現了法治精神。應建立「真相調查+司法審判+和解寬恕」三層機制：

真相調查委員會：公開歷史事實，追溯責任鏈條，透過公開聽證與檔案解密，重建設歷史敘事；

司法體系獨立審判：針對重大人權犯罪（如六四屠殺、法輪功迫害、新疆集中營）進行國際標準的司法裁決，可引入海牙國際法庭模式，確保程序正義；

和解與寬恕機制：對非核心作惡者與普通行政人員，實施有條件赦免，保障他們在新體制中的生存權與職業權，例如透過社區服務或職業再培訓換取豁免。

歷史借鑒：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模式，不僅揭露了種族隔離罪行，還透過懺悔換取寬恕，促進了黑白和解；東德對前史塔西官員的甄別與重用政策，則透過背景審查與心理評估，實現了人才的連續利用，避免了人才流失的代價。

潛在挑戰在於受害者家屬的抵觸，可透過受害者代表參與委員會，增強透明度。

民族問題與宗教自治挑戰：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地長期處於強制同化與高壓治理，民族與宗教問題複雜。這種高壓不僅激化了分離主義，還破壞了文化多樣性。

原則：尊重民族自決權與信仰自由，實行真正的區域自治。可參考：加拿大魁北克模式：在聯邦框架下享有高度自治，透過語言法與公投機制，化解了獨立危機；

瑞士聯邦：多語言、多民族共存，透過直接民主與比例代表制，確保少數派聲音；

設立憲法保障的民族自治憲章，確保語言、教育、宗教的自治權，包括建立雙語教育體系與宗教法庭。必要時可透過公投決定未來政治地位，但前提是確保自由、公正、無恐懼的環境，例如國際觀察員監督投票過程。轉型中需警惕漢族中心主義的反彈，可透過跨民族對話論壇，培養共享的國家認同。

港澳台關係的制度安排

香港與澳門：可參考歐盟「成員主權+統一市場」模式，維持高度自治，保留「一國兩制」的經濟優勢，同時加強民主選舉的國際監督；

台灣：作為事實獨立的民主政體，可透過聯邦或邦聯談判，探討聯合體或和平共處機制，例如建立「東亞共同體」框架，共享防務與貿易利益，而非強制統一。

核心原則：自願、平等、互不干涉，絕不以軍事手段強迫統一。這不僅符合國際法，還能化解地緣緊張。透過國是會議，可設立「兩岸三地圓桌」，邀請民意代表討論互惠協議，避免歷史恩怨主導未來。

歷史人道災難的昭雪與補償涵蓋：土改、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新疆等各時期受害者，這些災難累計造成數千萬生命損失與創傷。

建立「國家人權檔案館」，公開歷史真相，透過數位化平台與教育課程，確保年輕一代了解事實；

制定「國家賠償法」，給予物質與精神補償，例如一次性經濟援助與心理康復服務；對重大歷史罪行設立紀念館與國家懺悔日，確保「記憶不被抹去」，類似德國的奧斯維辛紀念館。實施中需平衡財政負擔，可分階段推進，並鼓勵企業與社會捐贈，形成「補償基金」。

被剝奪的私有財產追償

土地國有化、城市拆遷、集體化等造成的私產侵害，涉及億萬民眾的權益缺失。建立國家財產清查委員會，由獨立專家、法官與民間代表組成，透過衛星影像與檔案比對，核實歷史產權；採取「補償優先、恢復次之、談判替代」的方式，例如現金補償或土地互換；防止新一輪「掠奪性清算」，確保社會穩定，可設定追償時限（如20年）與上限，避免經濟動盪。借鑒波蘭的私有化改革，透過拍賣與補償並行，實現了財產正義與經濟增長的雙贏。

中央—地方關係的重建

確立聯邦制或高度自治制，以化解中央集權的弊端；建立憲法法院裁定中央與地方權力糾紛，確保司法中立；保障地方立法權、財政權與司法獨立，例如地方稅權占比不低於50%；透過參議院機制體現地方政治參與，類似美國的聯邦參議院。轉型初期，可試點「地方憲章」，從經濟特區起步，逐步擴展到政治自治，防范地方分裂的風險。

四、海外反共力量的角色：

建立「正義與和解委員會」

海外民主力量應超越分裂，建立統一協調的機構，提前開展以下任務：徵集案件與證據：收集人權迫害、財產剝奪的具體事實，透過全球資料庫與證人訪談，形成鐵證如山的檔案；

起草制度藍圖：提出司法獨立、憲法框架、民族政策等具體建議，例如借鑒歐盟憲章，設計「中國轉型憲章」；

國際聯絡：

與歐盟、美國、聯合國等機構合作，尋求法律與道義支持，如推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決議；

培養人才：

建立未來民主中國的預備行政團隊，儲備法治、財政、外交、軍政專家，透過線上培訓與模擬政府，提升實戰能力；

輿論建設：

形成國際共識，強調「光榮轉型」而非暴力革命，利用社群媒體與智庫報告，塑造正面敘事。歷史先例如波蘭團結工會海外分支，在冷戰末期透過情報共享與資金援助，加速了本土變革。「正義與和解委員會」既是歷史清算的機構，也是社會療癒與重建的起點，確保後中共時代走向和平、公正、團結的新秩序。透過年度峰會與線上平台，這個委員會可成為全球華人民主運動的「燈塔」，吸引更多青年參與。

五、光榮轉型，走出歷史的循環 一黨專制制度已走到盡頭，假裝在河中摸石頭的遊戲應該結束了，回头是岸才是正途。後中共時代的任務，不僅是結束一黨專政，更是開啟政治文明。這種開啟需要全社會的集體智慧與國際支持，從教育改革到文化復興，都應以人權與法治為導向。中國應從「黨國—專制—暴力循環」中解脫出來，走向「憲政—法治—和解」之路。這條路雖布滿荊棘，但歷史證明，和平轉型的回報遠超暴力革命：看看韓國從軍閥到民主的躍升，或智利從皮諾契特到自由市場的轉型，它們不僅實現了經濟奇蹟，還贏得了全球尊重。 我們必須以理性、包容與制度為基石，以國是會議為平台，以正義與和解委員會為橋樑，實現從極權到民主的和平轉型。這要求每一位關切中國未來的華人，不論身在何處，都行動起來：從簽名請願到知識分享，從資金支持到人才儲備，共同織就轉型的「安全網」。歷史的悲劇不應重演，革命的勝利不應帶來新的壓迫。唯有尊重每一個群體、每一個受害者、每一個前體制成員的尊嚴，中國的未來才能真正屬於全體國民。

展望那個新紀元，我們將看到一個多元、繁榮、自由的中國，在世界舞台上以自信而非恐懼屹立。光榮轉型，不是夢想，而是透過集體努力可及的現實——讓我們從今日開始，邁出第一步。

吳祚來　獨立學者　專欄作家　現居美國洛杉磯　

自由钟杂志 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