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碎片 | 我和女权主义，共享一段厌女史
书籍：Enemy Feminisms: Terfs, Policewomen, and Girlbosses Against Liberation
作者：Sophie Lewis
章节：第1章：The “Enslaved” Englishwoman Goes Abroad读书碎片 #035
以下内容来自阅读中的随手记录，思想在这里被暂时放下。
我有一段一直不好意思提起的黑历史：我曾经非常厌恶自己的女性身份。
我的父母一直想要一个儿子，多次进行性别选择的流产，但最终没能如愿以偿。这让我觉得，我是那个“不该出生”的女儿。我不是他们真正期待的孩子。
我痛恨自己的女性身份，恨自己不是父母想要的那个儿子。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陷入了一种扭曲的“女权主义”：我开始疯狂地排斥、贬低一切女性化的事物。
粉色是肤浅的，少女心是可笑的，女生之间聊八卦、嬉笑打闹是低级的。我觉得只有男性特质才是好的。我开始剪短发，穿男装，强迫自己对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产生兴趣，假装自己是那种能跟男生称兄道弟的“酷女孩”。我不屑于当女孩，我想当儿子。
这是我羞于启齿的黑历史。但没想到，读到Sophie Lewis的《Enemy Feminisms》时，我才发现，女权主义本身，也有一段一模一样的黑历史。
Lewis在这本书里做了一件非常得罪人的事：她把西方女权主义的开山鼻祖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推下了神坛，并向我们展示了“女权主义”内部深刻的厌女症。
作为公认的西方女权主义开山鼻祖，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2年发表的《女权辩护》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Lewis借用女性主义批评家苏珊·古巴（Susan Gubar）的术语，直白地指出了这本书中深藏的“女权主义者的厌女症”（feminist misogyny）。
作者认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女性争取理性教育权的同时，对“女性特质”展现出了极度的鄙夷、恐惧甚至自我厌恶。
认同男权哲学家的“女性堕落”论
在18世纪，以卢梭、亚历山大·蒲柏和乔纳森·斯威夫特为代表的左翼或启蒙思想家们，常常无情地鞭挞女性，认为女性天生狡猾、软弱且受制于欲望。
但沃斯通克拉夫特不仅没有驳斥“女性具有过度感官化和堕落的特质”这一观点，反而将其作为事实全盘接受。
她甚至公开承认自己同意那些作家的观点，即女性是这个物种中“最软弱”也“最受压迫”的一半。
“女人受压迫，是因为女人太软弱”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来，女性之所以遭到压迫，固然有男性暴政的原因，但女性自己也难辞其咎，因为她们“主动”迎合了这种奴役。
她的书中带有强烈的“恐女/厌女（femmephobia）”色彩，声称无论是白人贵妇还是黑人，他们之所以深陷被屈从的地位，是因为他们自身存在一种“被动、懒惰”的倾向，并且过分“偏好打扮和享乐”。
她痛恨英国妻子们主动培养情感和身体愉悦的做法，并不断向那些喜欢晕倒、哭泣、奉承、在学术上不求上进、甚至沉迷于“放荡的审美观念”的女性倾泻鄙视。
她断言，如果女性不努力提升自己去追求理性，而是培养自己的奴性，她们就找不到任何借口。
成为“像男人一样的女人”
因为对“女性气质”深恶痛绝，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书中极力将自己与普通女性划清界限。
Lewis戏称，《女权辩护》堪称历史上第一份公开宣称“我跟其他女生不一样”的宣言。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书中吹嘘道：“我曾像男人与男人交谈那样，与男医生们探讨解剖学问题”。
她并没有以女性的身份向女性同胞喊话，而是以一种男性的口吻，呼吁“有见识的男性”去要求女性变得更好。
她将历史上少数杰出的女性（包括她自己）定义为：“被错误地困在女性躯体里的男性灵魂”。
学者推测，这种对坠落女性的厌恶，其根源可能恰恰是她深深的自我厌恶（self-disgust），因为她否认了自己本性中对食欲、性欲和情感的渴望。
沃斯通克拉夫特所奠定的这套“启蒙女权主义”基调，其内核是慕强和向男性标准看齐的。她争取权利的逻辑是：只要剥除掉女性身上那些“软弱、情绪化、爱打扮”的阴柔特质，赋予她们理性和教育，女性就能变得和男性一样拥有美德。
这种将“女性特质”视为原罪的厌女症，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许多主张与弱势群体割席的“女权主义”。
父权制最恶毒的规训就在于，它不仅剥夺了女性的权力，还让我们从心底里相信“女性气质”本身就是低劣的。它让我们以为，只有剔除掉身上的阴柔、情绪化和脆弱，变得更像男性，我们才配得到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重。
但真正的女权主义，不应该要求我们长成一个“被困在女性躯体里的男性灵魂”。它要求我们停止对女性气质的污名化，停止背叛同类，停止自我厌恶。
我们不需要通过证明自己“不像个女人”来换取牌桌前的一个座位。我们不需要把自己改造得“更像男人”，才能获得尊重。
真正需要被推翻的，不是女性气质，而是那个将“男性”定义为更高级人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