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政治

东亚的政治传统来源于中国，中国的政治来源于黄河流域的集体农耕社会。在这样的集体社会中，政治不是个体觉醒，然后自愿进入一个契约社会，而是一种不声明，不清楚，不契约的天然的集体的形成。

可能当人们面对外来的威胁，才会发现，他们和我们不同，只有这个时候，人们才会有这种集体存在的知觉，因为融入的前提就是，放弃思考。

契约社会，独立的个体，通过宗教，或者商业关系，凝结为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通过某种契约达成。这些个体，在这个团体中，并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个体性，依然保存了自己的部分个体性。

这种清晰划界，才形成了一个具有刚性的整体，所以，自治才得以产生。这种从小个体凝结成自治的小团体，一个个小团体，再契约，理性地凝结成一个大的社会，我认为，这就是西方的政治，哪怕最后个体太多，人们选择代议制，他的本质是不变的。

政治来源于个体的理性，独立性选择，他的源头是作为人的个体，具有天然的平等性，要不然选举就无意义了。

反之，东亚就不是这样，来源于黄河流域的集体，本身就不重视这种个体性，甚至说，这种个体性是文化倾向于抹除的部分。

一个小群体，即便说是家庭，也是男性地位高。当然，即使是雅典，那也是男性公民才具有政治权力，但是从家庭放大到家族，家族中的远近亲疏，更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不知觉的个体，形成一种无意识团体。团体当中，不是大量独立个体，编织成的集体。

放大到国家，更是一种权力下的金字塔结构，这种结构的支配方式就是暴力，到了秦代，就是所谓的典型东亚集权结构了，也即是权力精英形成的官僚体系，通过集中社会资源，对社会进行强有力的控制。

第一，日本

隔着大海，日本从来没有被大陆的权力，纳入过版图，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保持一种，中国秦以前的战国秩序。

日本全国，没有一个硬性，统一的，层级的官僚体系，不能实现全国性的资源集中。即便日本有天皇，但是天皇没有控制整个社会的资源，掌控资源的是将军，但是将军也没有那种帝国式的，对全国的控制。

明治维新，就是这个官僚体系的形成，日本学习中国的郡县制，加强中央集中权力和资源。

我想这一次的改革，对日本人来说，具有一种远超战国的影响，日本从一个小国，在这种权力集中的集体社会发展中，仅用几十年，突然就转变为东亚强国，甚至在二战的势力巅峰时期，占据了东亚大量的土地。

这种强大，不管它是怎么来的，大众受了什么苦，相对于以往，这种集权深深烙印在日本的记忆当中。

二战后，日本战败，被美国驻军，美国担心共产势力外扩，把日本当成一个桥头堡，迫使日本进行改革。

对日本，为了减轻这种集权社会的影响，美国强迫日本在政治体制，教育，社会组织，经济等进行改革。例如，美国强迫日本的大财阀分家，担心这些大阀会通过经济对社会进行影响。

当然，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考虑的，没有进展到我认为有用的程度，也就是公民社会，必须建立在公民个体性充分健全的基础上。

日本的确发生了改变，但是毫无疑问的，这种改变不够彻底，公民的个体性，没有被充分激活。

整个日本文化，依旧沉溺于东亚的集体社会中，最致命的一点，表现在政府权力上，政府掌控了巨大的权力，这些政治精英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深度的干预，例如给经营不良的企业持续放贷。

这种干预，最后导致了日本经济泡沫的产生，大众不知觉地跟着政治精英们跑，结果就是日本迎来了持续的经济低迷，所谓的失去的三十年。

九十年代后，跟着精英们狂奔的大众发现，未来根本没有保证，哪有一直的上坡路，于是他们都不敢消费了，社会经济进一步恶化。

于是日本的御宅族之类的出现，社会压力极大。

在这种情况下，大众的生育率还不是太低，相比于东亚其他地区，这就是更悲哀了，当环境变差，个体连这种不生的个体觉知都没有，依然在集体的生活中，折磨自己。

第二，韩国

相比隔着大海的日本，韩国受到这种集体的东亚文化的影响更大。

韩国的古代，可能和中国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在韩国的世宗之后，搞了韩语。

二战之后，半岛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在西方和共产世界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两个国家，这里成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分界线。

相较于日本的幸运，二战之后，日本在表面上就成了民主国家，而韩国美国没有对韩国进行这么大的干涉。

韩国进入了漫长而高压的社会，实际表现为，所谓的几个共和国时期，就是披着民主皮的帝国。

韩国民众在这种高压下，长出了坚硬的骨头，终于在1987年，完成了持续至今的民主改革。

相较于东亚各国，韩国人对民主社会的追求，可以说是付出最多的，所以他们有《出租司机》这些电影可以拍。

但是，不得不说深度依然不够，正如我上面提到，民主社会需要个体的觉醒，没有个体觉醒就没有小单位的自治，没有小单位的自治，民主就是游戏。

韩国有这种个体的觉醒，但是勇气不够，不足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也就是现在财阀控制韩国的贵族制度。

在韩国的前几个共和国，政治强人们虽然贪婪，他们也想要大家过得相对好，提供自己的合法性。

要过得好，必然要发展经济，强人自己不便于下海经商，养了一群商人小弟，这些小弟在大哥的支持下，越长越壮，到了朴正熙时期，这些小弟已经羽翼丰满了。

朴正熙被刺后，新一轮的政治变动开始，新成立的政府，担心经济下滑，没有勇气面对改革的阵痛，只能向这些财阀妥协，慢慢地，政府几乎就是个为财阀服务的摆设了。

韩国人已经厌倦了，持续几十年的民主努力，没有让民主社会真正来临，于是韩国独立的个体们，虽然沉溺于流行文化，但是真的选择不婚不育，把生育率干到全球倒数，也算是刚烈了。

第三，台湾

相比于日本和韩国，台湾在二战后，作为国民党最后的退路，没有经历什么对民主的奋斗，就得到了民主，台湾人的骨头是软的。

他们经历的社会压力太小，就像温室，这种民主，说实话不过是来源于皇帝审时度势的开恩，台湾人才捡到现成的民主生活。要说国民党在台湾，也杀了一些人，但是那些人，大多是犯了皇帝的家法，他们很多都是左派。雷震这种人默默死去，其实是在打台湾人耳光。

到了现在，那些所谓的社会精英，还把这种捡来的民主，当成是他们的努力结果，骨头没几根，脸皮倒是挺厚的。

台湾民主化之后，经济得到了发展。

1987年，台积电成立，不知道开始几年发展得怎么样。但是两年后，大陆的政治运动传来。

可能就给了台湾人提供了不少焦虑，大陆自49年来，运动不断，死人不少，当大陆试图融入社会，这种集权的重力，才被两岸三地，有点视觉上的体会。

台湾的精英，孤注一掷投入半导体，期望融入世界，成为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环，能够得到西方人的保护，让他们能继续玩这种低压低重力下的民主游戏。

而半导体，绑架了整个社会，成了唯一的顶梁柱，半导体得到发展，非半导体从业的大众，能得到好处吗？得到的多半是水涨船高的压力吧，据说台湾的其他行业，很久没涨工资了。

整个东亚，在文化没有得到再定价的前提下，是无法产生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