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面的消费者：日本经济没有掉下去但也升不起来的关键力量

穿一件500日元的二手衣服是否体面

2nd street是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二手零售商，运营一个八百家门店的庞大零售网络。在2nd street宽敞的门店里，500日元预算足以购买一件二手衣服，甚至还能挑挑拣拣。穿着这件500日元的二手衣服走在东京街头，几乎不会引起异样的目光。

在消费文化中，体面是一件微妙的事情，有时它与价格并不直接相关。使用苹果手机通常是体面的消费行为，但在某些场合，拿出一部 iPhone SE 可能会被认为“不够体面”，尽管这款手机并不算便宜。

相比之下，一件 500 日元的二手衣服在一些日常场合不会有损体面的原因有三方面：

1. 2nd STREET 是一家受尊敬的上市公司，品牌形象稳健可靠；

2. 2nd STREET 的商品与服务正是为包括预算有限者在内的广泛消费者群体设计，500 日元的衣物并非“例外”，而是其商业模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 2nd STREET 并不被视为“穷人的店”，它的顾客群横跨最低时薪工人、中产阶级乃至富裕人群，在社会上被广泛接受，属于日本主流零售生态中的一环。

2nd STREET不是日本零售商业的特例，而是主流。日本所有的零售巨头，例如，优衣库，无印良品，大创，711等等，全部都围绕着同一个客户侧像来设计产品和服务：时薪1000日元的最低工资工人。这些商家占据了市中心和地铁站租金最贵的旺铺，时薪工人可以眼神正常的光顾CBD黄金铺位。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低收入人群在街区角落低调购买低价物品，热闹街区的漂亮店铺可能会让他们感觉到压力。因为日本不存在最低时薪以下的收入群体，理论上，日本人不太可能感受到这种压力。当韩国姑娘周密地计算上周米兰新款和她的信用卡额度之间的匹配度，日本姑娘扒拉着衣柜里堆成山的二手衣服，设计自己风格的搭配。

体面的消费者的意思，就是消费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不担心商店高不可攀，不担心商品太贵造成经济压力，不担心攀比。我不想造成一个美化日本的印象，时薪1000日元的生活非常辛苦，压力如山，我意在指出如山的压力里面不包括特定的这一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与日本经济的现状直接相关。

泡沫破裂下的日本雇佣制度

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于1990年，在那之前，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时薪工人。昭和时代的雇佣形式叫年功序列制，现在的官方称呼是正式雇佣，以区分于后来出现的非正式雇佣。年功序列制是终身制，员工为企业长期服务，职级与薪酬按年逐步上升。

正式雇佣制在经济衰退时期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这个制度没有设计失业这个选项。失业不仅仅意味着收入中断，而且社会身份同时崩解：银行信用、租房资格、子女升学评分、社区关系，乃至日常交往的正当性，都会瓦解。这又衍生出来另一个弱点，再就业之路几乎不存在。正式雇佣体制建立在强烈的人身依附和企业忠诚文化之上，类似战国时期武士和领主的关系，职场封闭、文化排他，是几乎不可逾越的“二次入场”壁垒。日本地铁上，最频繁出现的广告是人才中介广告，在中国，这曾是房地产广告的专利。因为日本人不跳槽，所以猎头的收费高昂，广告预算就多。

从统计数据上看，日本的失业率在泡沫破裂后并未出现暴涨，这是因为，面对员工的难处，企业采取了非常务实的对应，包括：冻结新员工招聘、压低薪资以保留岗位、鼓励提前退休，甚至出现了“幽灵雇佣”现象，即员工名义上仍属在职，却既无实际工作安排，也不领取足额薪资。

泡沫破裂后的不景气长期迁延，企业的招聘计划相应的长期冻结，失业的人和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根本无处可去，他们只剩最后一个选项，时薪结算的零工。

最低工资

在任何一个社会，无门槛的低薪零工都充当着吸收失业的社会安全网功能。但是这类工作容易受到供应冲击，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薪酬快速走低到无法维持基本生存尊严的程度。

最低时薪制度便是在破产工人的反复抗议中，最早于1894年在新西兰诞生，现在已经全球普及。最低时薪的理论主要基于道德和公平，往往和左派政治主张契合，经常被归类于社会福利体系，但是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则存在争议。米尔顿·弗里德曼批评最低工资导致结构性失业，阻碍整体经济增长。他是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学界，部分因为他的学说，部分因为最低工资制度在实践中出现的弊端，最低工资制度遭到广泛的政治性削弱。

美国有些州设定的最低时薪长期数额过低，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中国的最低工资制度遭遇广泛的选择性执法，形同虚设。德国是个显著的例外，最低工资结合了工会制度，基本达到了最低工资劳动者也是体面的消费者的效果。

日本于1959年设定最低时薪法，明确归类为社会福利制度，设定了非常低的数额，每年调整一次。1990年的最低时薪是516日元，在泡沫时代，这个薪资几乎无法维生。从业者主要是学生和家庭主妇，利用碎片时间工作，补贴生活。

随着失业者和社会新鲜人涌向时薪劳动，用人单位也来了。在正式雇佣成为高风险决策的情况下，企业倾向于用零工方式临时补充劳力。随后，企业进一步将其用于填补长期岗位缺口，催生出派遣制度。派遣员工从事全职工作，与正式员工一起工作，工时一样，工作内容一样，工作条件也一样。但他们与派遣公司签约，由派遣公司支付工资。

参与最低时薪劳动的人数快速膨胀，长期在总劳动力中占比30-40%，日本政府将这一市场统称为非正式雇佣。两个平行的劳动力市场适用两套平行的薪酬体系。正式用工除了薪资之外还有各种福利，福利总额不是小数目，好的时候甚至高于薪资，而薪资折算的时薪也普遍大幅高于最低时薪。非正式用工基本按照最低时薪乘以工作时间的模式。两套薪资体系之间的格差在派遣员工身上体现的最充分，两个劳动者从事同样的工作，以计入福利的总报酬方式计算，派遣员工的报酬有可能不到正式员工的一半。

新收入阶层，新商业

消费市场天然是高度分层的结构：奢侈品市场、中产阶层市场与低价市场泾渭分明，各自拥有不同的产品逻辑与文化叙事。泡沫时代的日本消费市场的低价部分很不发达，长期处于叙事链的底端，缺乏声音和尊严，是不得已的选择。

但从商业逻辑来看，奢侈品虽然单价高昂、利润可观，但是规模受限、周转周期长，整体利润率未必优于低价快消品。如果可以选择，企业最理想的顾客群体永远是那种数量以百万计、侧像高度一致、行为可预测的最低时薪阶层。

突然之间，这样一个理想的低端消费市场就从不存在变成了现实。动作迅速的商家率先识别出这个新消费群体，快速开发出完整的产品体系。市场反应形成分水岭，能理解并拥抱最低时薪消费者的商家获得了巨大的增长红利。

Don Quijote（唐吉诃德，Donki）是这一结构转型的标志品牌。它在泡沫时代只是东京一间折扣小店，在1990年代爆发式成长，跃升为零售巨头。Donki 的成功不止体现在规模和利润上，还体现在文化合法性的获得。Donki对经营模式进行美化，创造了低价叙事，削弱了低价商品与低品质、低社会地位之间的固有联想。

像Donki Quijote一样获得成功的低价品牌还有很多，形成了低价叙事挑战高价神话的协奏曲，共同扭转了‘低价=低质=低地位’的文化联想。随着炫耀性消费崩塌，大型高端卖场迅速退场，Donki Quijote、Daiso、7-11等低价场域却逆势扩张，占据城市日常生活的核心位置。在泡沫时代后崛起的零售业巨头是一个很长的列表，优衣库，无印良品，sukiya，实际上，列完就是日本零售业今天的全局。如果反过来数一下消失的品牌，包括西武，三越，大荣，正好就是中高端零售巨头。

中高价叙事的退出，标志着最低时薪经济完成最后拼图。价格不再是社会地位的标签，而是理性选择的工具。低价商品摆脱“穷人选项”的羞耻符号，转而成为全民可接受、广泛采用的消费常态。这一心理门槛的瓦解，奠定了“为所有人设计”的商品哲学，使低价成为新日常。

这个低价重构的波及范围远超零售业，波及几乎所有行业 从医疗系统中的自助挂号与短时门诊、娱乐产业中的快餐式漫画与卡拉OK包间，还有汽车家电产业的微型化、低功耗、长寿命产品的普及，都体现了一个核心原则：用“最低时薪”作为定价单位，重新组织供给结构与服务节奏。就连传统意义上的奢侈项目高尔夫运动，也完成了彻底的平民化改造，打卡式练习场与短场九洞体验普及开来，几千日元即可进行一次完整的高尔夫消费。

庞大的时薪收入消费者和低价零售巨头都是泡沫经济时代不存在的经济部门，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亚经济体。当日本人哀叹社会M型化的时候，这个不为人知的经济部门默默演化着日本经济。

亚经济模型

日本战后的经济重建被称为出口导向模式，这是一种政府精心规划市场的模式。随着泡沫经济的破裂，这一模式也随之崩溃。真正的危机不在资产价格的下跌，而在于国家发展逻辑本身的终止。面对这一制度性断裂，日本政府始终未能提出有意义的替代模式。

日本的后泡沫时代又被称为失落的十年，或者失落的二十年，但是也有可能失落的只是茫然失措的日本政府。时薪阶层和低价商业有机构成一个完全内需驱动的，健康的，提供经济弹性的亚经济模型。

这个亚经济模型的完全基于最低时薪，而最低时薪则是完全由政府掌控。政府设定的最低时薪在绝对数值上一直在增长，但是1995年才突破600日元，然后到2008年才突破700日元。数额过低也有一定好处，就是企业舍得用临时劳公，在所谓失去的20年里，日本没有因为发生社会问题。来日本的游客会有一种日本劳力过剩的感觉，路上一个作业车，前后设两个安全员，商场车库出口，全天保安指挥出入库，闲坐在岗亭里的保安到处可见，跟中国有一拼。原因说白了不值一提，便宜。

坏处也很直白，那就是这个亚经济模型的潜力被压制了。这些人没有被社会抛弃，是日本停滞30年却坚强的不下坠的原因，这些人工资过低则是日本始终失落着的原因。

最低时薪挺进政治舞台中心

时间快进到安倍时代，他开始密集谈论最低时薪，在他之前没有日本首相公开谈论过最低时薪。2016年安倍提出时薪一千日元的施政目标，最低时薪的上涨开始加速。2018年，安倍首相又提出了一亿总参与的口号，这明显是对1960年代一亿总中流口号的修改，可以视为日本政府正式拥抱现实的姿态。

2023年，最低时薪突破1000心理关卡，2024年1055日元，2025年预测突破1100门槛。

最低时薪已经跃升到日本政治日程最中心位置，这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首相石破茂继续接力，设定了最低时薪1500日元的新目标，如果未来最低时薪的快速成长能伴随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日本就可能突破性地开创最低时薪的新理论。

目前，全球范围内最低时薪的确定依然随意，而日本经验则启示，最低时薪应当保证劳动者不跌出主流商业叙事的下限，沦落为不体面的消费者。

日本现在就已经展现出来基于低价商品叙事的文化输出力。日本的低价品牌如大创在韩国发展迅速，在东南亚和欧美同样势如破竹。这不同于丰田模式的商业扩展，实际上承载了原创自日本的最低时薪商业哲学和伦理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