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该不该搞？
一、中国到底干了多少个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说白了，就是政府不甘心当裁判，亲自下场，用财政补贴、行政审批、专项资金，去替市场挑选"该发展哪个产业、该扶持哪家企业"。中国这些年，大大小小的产业政策，几乎覆盖了每一个被认为"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新能源汽车、光伏、芯片、高铁、高速公路、跨海大桥、新区建设、产业园区……哪个不是政府主导、财政真金白银砸下去的？
这些钱，到底带来了什么效果？往下，一笔一笔算。
彩电生产线——90年代，政府花几十亿美元，成批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可生产线还没装配好，数字时代就来了，整条线报废，钱打了水漂。
光伏——补贴一度从9%降到6%，2027年归零，官方自己都承认，是为了"防止内卷外化"；行业整体，如今正处于产能过剩、价格战、全行业亏损的状态，规模全球第一，利润全行业告急。
TD-SCDMA——3G时代，强制中国移动使用这套自主标准，代价几千亿元，效果不理想，"现在连分析这个案例都不让写，有教授写了也发表不了"（张维迎原话）。
新能源汽车——补贴同样在退坡，整体零售大跌，靠出口硬撑产量，2024年整车产量增长29.9%，主要靠出口消化，国内零售端却在下滑。行业整体，2026年上半年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0%，销售利润率只有3.8%；一季度更低，只有3.2%，11家上市车企里，6家亏损。比亚迪，靠460万辆的规模摊薄成本，2025年单车利润7087元，但也难逃"量增利降"；小米汽车，2025年全年净赚9亿元，可到了2026年一季度，因核心零部件涨价、高利润车型交付占比下降，直接倒亏31亿元——一个季度亏掉的，是上一年全年利润的三倍还多，说明这个行业的盈利，脆弱到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这些利润数字，还得打个问号——2025年以旧换新补贴，全行业规模超过1800亿元，新能源车占以旧换新销量近六成，而且单车补贴金额比燃油车更高（报废更新2万元 vs 1.5万元），按这个比例粗略推算，新能源车这块拿到的补贴，大概在1170亿到1260亿元之间（这是推算区间，没有查到官方按车型拆分的精确数字）。这么大一笔钱，如果从已经很难看的利润里剔除掉，行业真实的市场盈利能力，恐怕更加惨淡。地方招商弱化产能约束、退出机制不完善，是这场价格战和产能过剩的制度根源——跟前面产业园区那段讲的道理，是同一个病根。
二、几笔具体的账
贵州高速公路——贵州多山，桥隧比高达75%，平原修高速每公里造价5000万到7000万元，贵州每公里要1.2亿元，翻了一倍还多。可贵州的收费标准，每公里只有0.5到0.87元，偏低，车流量又不够。三头一起挤，结果是：2015年，全省收费公路整体亏损57亿元，全国25个亏损省份里排第15位。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承建了全省55%的高速里程，2024年最新财报，有息债务余额2771.39亿元，比年初还在增长；2024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7.15%；评级报告直言"利息对利润形成较大侵蚀，有息债务规模持续增长，债务负担有所加重"。2023年，这家企业单年收到政府直接注资97.23亿元——这不是疫情期间的临时冲击，是四年过去（2020年负债2894亿到2024年2771亿，仅微降）依然没有好转的常态。有知乎网友直接问："贵州真的需要这么多高速路吗？可否停一停缓一缓？"
贵州独山县水司楼——造价2.56亿元，业主是县财政局全资公司，资金自筹或银行贷款。可这只是冰山一角，整个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融资成本大多超过10%，一年光利息就超过40亿元，可全县全年财政收入，只有10.08亿元——连利息都还不起。35.6万人口，人均负债11.2万元。前县委书记潘志立，2019年因受贿、滥用职权被查处判刑，但这是2020年一段网络视频引爆舆论、被舆论倒逼之后才发生的，不是常规的问责机制。
更值得说的是"以刑化债"——贵州六盘水，一位女企业家马艺珈伊，承接了10个政府项目（易地扶贫搬迁、幼儿园、小学），政府欠她工程款2.2亿元，讨要了8年，结果不但没拿到钱，2023年底反被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代理律师及助理十余人一并被抓。区政府这边，被曝把从银行贷来的5.8亿元，转进了多家关联公司，涉嫌骗贷。这是对"谁追责、有什么代价"这个问题，最锋利的反证——不仅决策者常规逃脱问责，讨债的受害者，反而被刑事打压。
高铁——建成4.5万公里，官方叙事里，是"世界第一"的成就，可只有约2300公里（6%）真正盈利，2025年这个比例还降到了约5%；全国仅6条线路盈利：京沪、京津、沪杭、沪宁、宁杭、广深港，全部在东部人口密集地区。京沪高铁，是里面最赚钱的一条，投入2209亿元，回本也需要20年。国铁集团，总负债6.2万亿元，负债率63.51%，2024年营收12830亿元，净利润却只有39亿元——赚的钱，还不够还利息的零头。
港珠澳大桥——"大国工程"的代表作，投资1269亿元，可日均车流量，只有4000到5000辆，旁边的深中通道，日均车流10万辆，差了二十倍。每年通行费收入2.2亿元，连支付利息都不够，年维护成本22亿元，是收入的十倍。根源在设计阶段就埋下了——香港当年反对"双Y"方案改成"单Y"，把深圳排除在直连范围之外，加上两地牌门槛，把大量本可能使用大桥的车流，挡在了外面。
雄安新区——"十四五"规划投资超过1万亿元，可截至目前，人口273.4万，明显低于2035年规划的500万目标；开发面积，也只完成规划总面积（1770平方公里）里的202平方公里。这些投资，主要靠雄安集团等地方平台发债支撑，属于地方隐性债务的一个样本。
芯片产业——这条，早有人预言过。2018年4月，中兴通讯被美国商务部制裁那场风波里，经济学家吴敬琏公开讲过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他反对的不是发展芯片这件事，是"不惜一切代价"这种口号背后，政府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砸钱扶持的做法。他当时就点出，"三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像清华紫光一连串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这句话说的时候，武汉弘芯（2017年成立）还没爆雷，大基金二期、三期也都还没成立，他等于提前预言了后面这几年一步步暴露出来的烂尾潮。查得到具体名字的烂尾案例：武汉弘芯，宣称投资1280亿元，实际到位只有153亿元，全部打水漂——背后那家实控90%股份的私企，2017到2018年，实缴资本是0元，2021年3月，员工全部遣散。济南泉芯，投资近598亿元，被称为"武汉弘芯翻版"。成都格芯，格罗方德和成都市政府合建，计划投资90.5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00多亿），已经停业。陕西坤同，计划近400亿元，成立一年多就拖欠员工薪水。南京德科码，目标投资50到60亿元，实际只筹到2.5亿元，2020年破产清算。淮安德淮，实际投资46亿元，基本搁浅。这几个具名案例，实际打水漂的钱，加起来大约800到900亿元。
这里要澄清一点：吊销注销的芯片企业，从2017年的460多家，一路涨到2023年的1.09万家，五年累计超过2.2万家消失——但这个数字，不能直接等于国家投资损失。半导体产业专家顾文军说得很直白，这些烂尾项目"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项目方极少出资甚至零成本出资"，大量空壳公司，是奔着补贴去的，真实资金投入很少，不能拿公司数量直接画等号损失金额。也正因如此，"全国芯片产业到底投了多少钱、亏了多少"，除了国家大基金那6800多亿这个中央层面能查到的数字，剩下的——地方政府的额外补贴、税收优惠、土地优惠——散落在各地自己的招商政策里，没有一个中央机构，把它们统一汇总过。2022年7月到9月，大基金内部爆出系统性反腐，7名高管被查，包括华芯投资总裁路军、原工信部电子司司长兼大基金总经理丁文武、原紫光集团赵伟国、工信部部长肖亚庆——一个连总账都算不清楚的领域，滋生出这样的腐败案，不意外。
产业园区——地方专项债里，"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是最大的一类，占2025年新增额度的26.5%。"产业园区"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产业政策——政府划一块地，挂上"半导体产业园""新能源汽车产业园"的牌子，专门配套基建、给优惠政策，去扶持一个特定产业，跟修一条大家都用的市政道路，不是一回事。全国产业园区的面积，从2023年起，每年以1.4亿平方米的速度往上加，预计2025年总供应量突破62亿平方米，行业普遍反映"供应饱和、空置率升高、同质化竞争"，连北京的商务园区，2023年空置率都涨到了20.1%，租金还在跌。地级市一级，问题查得更清楚——淮北市审计局2025年专门做过全市开发区闲置资产审计，动用卫星遥感影像去比对"批而未供、供而未用、用而未尽"的土地，还有停产停建的烂尾企业占地；辽宁盘锦一份审计通报里提到，某市经开区，已出让、闲置两年以上的土地，有300多亩。这种事，全国肯定不是个别现象，可翻遍公开资料，找不到一份全国统一的开发区闲置率汇总——不是技术做不到，淮北那次审计已经证明技术完全够用。
这里有一层，可能比"不想公布"更深。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些年反反复复靠审计风暴才摸清楚，本身就说明，很多真实数字，一开始是地方自己瞒着往上报的——不是中央故意不告诉老百姓，是层层官员，出于保住政绩、怕被问责，在往上汇报的每一环节，都可能把数字，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调一调。等信息爬到最顶层，可能早就是一份被层层粉饰过的报表。这意味着，查不到这笔账的，可能不只是普通人，很可能，连最上层的决策者，手里拿到的，都未必是真实的数字。芯片这条线，就是个现成的例子——武汉弘芯，一家实控人2017到2018年实缴资本是0元的空壳公司，能拿到地方政府153亿元的真金白银，直到2020年资金链断裂，才被外界发现问题。这笔钱，从审批到拨付，很可能压根没经过真正严格、能被上级完整掌握的审核，是在信息不透明的缝隙里，就批出去的。
这套"数据一旦难看就藏起来"的心理，不只体现在花钱上，也体现在别的数据上。2023年6月，青年失业率（16到24岁）公布为21.3%，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而且是连续几个月往上走——2022年7月19.9%，2023年4月20%，5月20.8%，6月21.3%。就在这个节骨眼上，2023年8月15日，国家统计局宣布，从8月起，暂停发布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理由是"统计工作需要进一步健全优化"。四个月后，2023年12月的数据重新公布，换了一套新口径——16到24岁这个年龄段，正式把在校学生从统计范围里剔除。这个调整，直接换了分母：这个年龄段的城镇人口里，在校学生占了将近三分之二。新口径算出来的12月数据，是14.9%，比旧口径最后一次公布的21.3%，低了6.4个百分点——这份"下降"，主要不是真的有更多年轻人找到了工作，是统计方法本身，把分母换了。
几个案例查下来，答案已经很清楚：没有一个能经得起"真正靠市场竞争站住脚、不靠持续补贴、能稳定赚钱"这个标准检验的成功案例。就连规模做到全球第一的光伏，全产业链全球占比超过85%、累计装机规模世界第一，眼下（2025年）也正经历"产能过剩、价格战加剧、全行业亏损"——规模做到了世界第一，换来的不是稳定的盈利能力，是全行业一起亏钱，恰恰印证了张维迎那句话："一旦政府鼓励一个产业，这个产业一定会变得产能过剩"。
这些打水漂的钱，说到底，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是决策者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崽卖爷田不心疼"，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才敢这么大手大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讲过一套花钱矩阵，把这个道理，说得再透彻不过——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省钱也最讲效果，效率最高；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讲节约不太讲效果（比如捐款）；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讲效果不太讲节约（比如公款报销吃饭）；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果，效率最低。产业政策，正是最后这一种：花的是财政的钱、老百姓的税，办的是官员觉得"该办"的事，跟决策者自己的钱包，没有一点关系——按弗里德曼这套逻辑，这恰恰是所有花钱方式里，效率最低、最容易打水漂的那一种，不用查数据，光靠这个框架，就能提前预判结果。今晚查的这几个案例，一次又一次，印证了这套框架。
这几个案例查下来，还有一个共同的模式，也已经很清楚了：贵州高速的真实亏损、独山县的400亿窟窿、芯片产业的实际投入和损失、产业园区的闲置率——这些数字，要么根本查不到全国统一的汇总，要么曾经难看到，被直接叫停发布。一个连"投入了多少、亏了多少"这个最基础的数字，都拼不出来的领域，谈何核算，谈何效果评估？没有核算，产业政策该不该继续搞、该往哪投、该问责谁，这些真正重要的判断，就根本没有依据可言。
三、张维迎和林毅夫，谁说对了？
看完这几笔账，该说说理论了。中国经济学界，围绕产业政策，吵了快三十年——一边是张维迎、许小年，主张废除一切产业政策；另一边，是林毅夫，主张政府该按比较优势因势利导扶持产业。谁说得更接近现实，看完前面这几个案例，答案已经不难猜。
张维迎，北大博雅特聘教授，牛津经济学博士，主张废除一切产业政策，说这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他的核心论证，两条：一是人的认知天生有限——所有"某个产业将来最重要"的判断，都是事后诸葛亮，30年前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是什么，今天同样没人能预见二三十年后哪个技术最重要。二是激励机制是扭曲的——政府官员，做对了没有对应的好处，做错了却要担责任，所以最理性的选择，是回避责任，一旦做砸了，掩盖比认错更符合官员的自身利益，这就是他说的"从无知走向无耻"。
美国那几家科技巨头，哪个是产业政策的产物？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Meta、英伟达、特斯拉，一个都不是。全是私人风投加市场竞争里长出来的。思科，斯坦福一对夫妇创办，连续找了73家风投公司，直到最后一家才拿到第一笔融资——如果找73个人一起投票，只有1票赞成。腾讯，马化腾当年在国内找不到钱，最后靠的是一家南非公司的风投，现在腾讯最大的股东，不是马化腾本人，是这家南非公司。
有人会拿日韩举反例——可日韩产业政策"成功"，是幸存者偏差，不是普遍规律。日本靠《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换来美国的军事保护伞，防卫费长期压在GDP的1%左右（1976年内阁正式定的上限），省下来的钱，才有余力砸进产业；美国单方面对日本开放市场，零关税，还支持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明知道日本在倾销，也没有真的下狠手。这份红利，随着冷战结束，戛然而止——1991年苏联解体，日本作为"遏制前哨"的地缘价值归零，紧接着就是"失去的三十年"：1995年日本GDP相当于美国的72.6%，2024年，跌到了不足15%。韩国走的是接盘路线——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彩电、半导体发动贸易战，韩国的现代汽车、电子产业，正是靠着这波市场空间才崛起的。拿日韩的成功，去论证"政府扶持产业能成功"这个普遍规律，等于是把"军费几乎不用出、美国主动让市场、纵容倾销"这两条不可复制的地缘特权，偷换成了"政府扶持"这个动作本身。中国今天面对的，不是拉拢扶持，是关税围堵，条件完全不一样。
这道理，不是纸上谈兵。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搞产业政策的国家，从汉武帝的重农抑商算起，抑制了几千年的企业家精神。1958年那场大炼钢铁，是这套逻辑最赤裸的一次演练——政府定下一个脱离真实产能和市场需求的钢产量指标，层层加码往下压，各地把家里能用的铁器都砸了去炼，炼出来的，大多是不能用的废铁，各地虚报产量，也是被广泛记载的历史事实。这跟今天的产业政策，机制上是同一套东西：政府定指标、层层加码去完成、数据一旦难看就被藏起来（前面查到的青年失业率、开发区闲置率，正是这个逻辑的当代版本）。张维迎那句"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说的正是这个——大炼钢铁，是没穿马甲的计划经济，今天的产业政策，套用同一套逻辑，换了一件"扶持战略新兴产业"的外衣。当然，也得说清楚，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大炼钢铁造成的，是直接的资源毁灭，还牵连到后面更沉重的历史；今天的产业政策失败，是财政资源错配和债务积累，性质上是经济层面的浪费，量级不一样，不能简单划等号，但"绕开市场信号、行政指标层层加码"这套核心机制，确实是同一个病根。
许小年，公开站在张维迎这一边，说"中国需要邓小平，不需要凯恩斯"。
跟他们打了快三十年擂台的，是同为北大教授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者。他这套理论，真正的问题，不在逻辑本身，在几十年的实际检验记录。1994年，他在《中国的奇迹》里预测，2015年（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这一次，兑现了。可后面几次，就没这么准了：2012年，他改口说2020年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结果2020年中国GDP只有美国的70.3%；2015年，他又说最慢到2025年（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会超过美国，结果2025年，中国GDP只有美国的63.4%，差距反而拉大了；2018年，他把时间推迟到2026年，还是没对上；2026年最新的说法，改成了2030到2035年。三十多年，同一个框架，只改日期，没见过一次真正的自我修正。他自己也承认，"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可这个承认，没有让他往前推一步，去正视这套理论，可能从根子上就缺乏被验证的数据基础——前面查到的那些"投入了多少都算不清"的案例，正是这个数据缺口最直接的证据。
这已经不只是"预测失误"这么简单。一个真正严谨的学者，理论被现实反复推翻，该做的是回头检讨框架本身；三十年里，同一套逻辑，只换日期不换框架，这种治学态度，说它荒谬，不算过分。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套理论客观上起到的效果——他把它比作"产业政策的显微镜"，说这是帮政府精准判断该不该扶持某个产业的工具。可一件真正的显微镜，得先经过校准、验证，才能拿去看东西；这套"显微镜"，连最基础的验证数据都拼不出来，却顶着一套精密的学术语言，被包装成了一件已经校准好、可以直接使用的判断工具。这套理论，不需要谁主观上存心骗人，客观上，它已经起到了这样的效果——让一套没有被真正验证过的框架，穿上了科学的外衣，给政府伸手干预市场，提供了一份听起来很体面的理论依据。
对照前面那几笔账——贵州高速、独山县、武汉弘芯，一个赔一个、一个烂尾一个——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四、既然道理讲得这么明白，为什么还乐此不疲？
这才是最该问的问题。道理，张维迎、许小年，讲了快三十年；案例，一个比一个触目惊心。可产业政策，不但没有停，规模还在一年比一年大。为什么？
第一层，是心理上的。决策者一支笔、一份文件，就能让荒地变新城、让一个"战略新兴产业"从无到有——这种"我的意志，直接变成了现实"的快感，是一种真实的、极少数人才能体验到的心理满足，不掌权的普通人，体验不到；哪怕是美国总统，也体验不到——因为他的每一个决定，要过国会、过法院、过媒体、过下一次选举，"一句话变现实"这件事，在那套制衡结构里，几乎不可能发生。可这种心理满足，是不花自己的钱、也不用自己承担后果的：钱是财政的钱，出了问题，是继续任下一届、下一个决策者接手，或者根本不用接手。真正承担后果的，是老百姓——武汉弘芯打水漂的153亿、贵州高速2771亿的负债、独山县那35.6万人均背着11万元的债务，这些账，最终，都会以税收、以更低的社保待遇、以更少的公共服务，摊到普通人头上。这不是今天才有的模式——1958年大炼钢铁，跟着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惨剧，替全国人民做这个决定的人，自己没有承担这个后果。今天，当然还远远没到饿死人的地步，可产业政策堆出来的巨额债务，同样是决策者一句话拍出来的，最终买单的，同样不是拍板的人，是背着债务、拿着更低养老金的普通人。
第二层，是寻租机制。不该做的事——审批、扶持、发补贴——恰恰能寻租：谁跟政府关系好，谁就能拿到项目、拿到补贴。该做的事——比如把产业政策这些钱，转向社保，去补充养老金——经手的人，捞不到什么油水。这不是缺"政治意愿"这么简单，是有一套真实的、反向的激励在起作用：不该做的事，一直在做，是因为做这件事本身，就有人从中获利；该做的事，一直不做，是因为做了，没人能从中拿到好处。国家大基金2022年那场系统性反腐，7名高管被查，正是这套寻租逻辑，最扎实的实证案例。
吴敬琏早年讲过一套更系统的"五条禁令"，比空喊"政府别管"要具体得多：一是不要指定技术路线——他举的例子是日本的教训，当年日本通产省和NHK整合高清电视技术，认定了模拟式路线，结果美国发明了数字式，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投入全部泡汤，人类直接进入了数码时代；二是不要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谁是先进企业、先进个人；三是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非禁即入"；四是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五是政府不要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去补贴本地企业。日本高清电视这个例子，跟今天芯片产业里"政府替企业选技术路线"这个风险，是同一个病根，只是换了个国家、换了个时代——这说明，"政府替企业押注技术路线，一旦押错满盘皆输"，不是中国独有的毛病，是一条能跨国对照的规律。
五、结论
这篇文章，跟"中国经济的病根和药方"那篇，是姊妹篇——那篇讲的是，钱该怎么花：充实社保、涨国企员工工资、扩大教育投入，钱从哪来：国企利润上缴、国资划转、特别国债、国有股定向转让。这篇讲的是另一半：哪些钱，本来就不该花出去。贵州高速的2771亿负债，武汉弘芯打水漂的153亿，独山县400亿的窟窿——这些钱，省下来，或者哪怕只省下一半，充实进社保基金，能让多少人的养老金替代率，从不到10%，往上挪一挪。
一边是该做的事没钱做，一边是不该做的事有的是钱造。这不是钱不够的问题，是钱走错了方向的问题——跟上一篇文章的结论，是同一句话。
最后说一句更根本的。管理学有句老话：没有测量，就没有管理。今晚查这几个案例，最扎心的不是每一笔钱亏了多少，是这几笔钱，连"投了多少"这个最基础的数字，都拼不出来——芯片，能查到各个渠道各自的规模，拼不成一个总数；产业园区，全国连闲置率的统一统计都没有；光伏相对好一点，因为补贴走的是一条制度化渠道，可地方额外给的优惠、国资注入，照样是笔糊涂账。连"投入"这个起点都测不出来，后面"效果好不好、该不该继续、谁该负责"，就根本无从谈起。这不是管理水平不够高，是管理这件事，压根还没有一个能立得住的地基。
这也是林毅夫那套理论，真正站不住的地方——一套声称能"精准判断该不该扶持"的框架，靠的应该是"过去投入了多少、效果怎么样"这些实证数据去验证，可这些数据，连一份权威的全国总账都拼不出来。三十多年，他没有把这个数据缺口，当成理论最需要正视的问题去提出，还在继续用同一套框架，去给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政府开药方。这不是理论逻辑上的错误，是一套本该经得起实证检验的理论，几十年来，压根没有被真正检验过——而买单的，不是提出理论的人，是武汉弘芯153亿打水漂时那些空欢喜过的员工，是贵州高速2771亿负债背后要为此纳税的普通人，是独山县那35.6万、人均背着11万元债务的老百姓。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写进了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正式决定，之后十九大、二十大，一再重申，是这些年，一以贯之的官方定调。同一份决定里，紧跟着的，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职责，包括"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社保，正是公共服务里，最基础、最核心的一项。这样看，今晚查的这些问题，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市场和政府，这些年，把彼此该干的事，干反了——要不要投产业、投哪个产业，这本该由市场的优胜劣汰去决定，政府却抢着替市场拍板，武汉弘芯那样的项目，才能拿到153亿；而政府自己该做好的公共服务，尤其是社保这一块，却始终没有做到位，养老金替代率不到10%。把这道题，做正了——市场的事，交还给市场；政府的事，政府真正做到位——中国经济，才可能迎来更扎实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