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記憶與缺席的證詞：導讀植物園遺跡出土非典型墓葬及人骨遺骸的脈絡分析

暴力記憶、地景與缺席的證詞：《植物園非典型墓葬》的台灣歷史意義

近期在《南島研究學報》上讀了一篇很精彩的研究，在〈植物園遺跡出土非典型墓葬及人骨遺骸的脈絡分析〉中指出：前段時間，由於台北捷運萬大線工程開挖時，出土的植物園遺址（Ｍ１）遺骸，以極不自然且非典型漢人墓葬習俗的姿勢型態。雖然缺乏足以指認身分的直接證據，但它以姿態、年代與地景位置進入了一個更大的歷史語境：台灣近代政治暴力的身體史。個人認為，這具遺骸不僅是一個個體生命的痕跡，或考古發掘的一個遺骸，其更也是一個「公共記憶的觸發器」。

植物園遺址的挖掘中，Ｍ１的出現，迫使我們面對台北城南在清代義塚、日治共同墓地，以及戰後暴力傳說之間的延續性。遺骸所呈現的「反綁姿勢」、「狹小壙穴」與「急迫埋葬」的處理方式，讓暴力從抽象的歷史敘述，轉化成一種物質、可觸摸、佔據地景的現實性。這種物質性，使得植物園這個地點不再只是都市綠地，而是一個「沉默」卻「持續發聲」的記憶場域（site of memory）。

若以年份推定，該遺骸的發生，或許與台人過去的歷史傷痛二二八事件，或有相關；在該事件的歷史敘事中，暴力多來自文本、野史、證言與政治調查，但遺骸極少進入科學研究的場域。正因如此，完全將這具遺骸「去政治化」反而是一種二度抹除。研究者以學術謹慎的方式呈現「可能性」而非「定論」，顯示台灣在處理自身暴力史時，仍處於證據匱乏、記憶破碎、官方紀錄缺席的結構性困境。

在這種「缺席」中，考古學得以用另一種方式介入：不是指認加害者，而是重建暴力行為的系統痕跡。

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下，這使植物園Ｍ１的出土不僅具有考古價值，更象徵著台灣對近代史中，被沉默生命的重新召喚。本篇文章筆者將會帶領讀者，透過植物園非典型墓葬的台灣歷史意義，剖析同時探究考古人類學，在透析並重新看見歷史的機會中，如何重建，與共同修補為這份「缺席」文化記憶發聲。

跨越時空的重新探索：以「考古人類學」進行的「脈絡」探索

考古兩字或許距離民眾很遙遠，然而，考古確實是我們探究過去歷史的重要依據。所謂「考古學」是一門透過研究人類過去留下的物質文化（如本文中的遺骸、玻璃鈕扣等）與環境資料（如本文中遺骸周邊的分層、木屑），來重建和分析古代／過去社會的一門學科。 事實上考古是結合科學與人文學的學科，研究範圍從人類演化到文化演化，並且如本文，包含遺址調查、發掘、以及資料分析等過程，使得我們有機會貼近過去的生活。

脈絡： 層位、空間、歷史地景與物質文化的結合

在二〇一六年的捷運工程中，在植物園遺址發現的遺骸，因為深埋在土層中，被工程破壞部分的史前層，從而產生特殊性。墓葬研究是考古學、解剖學、物質文化等多學科交會，因此更加需要脈絡分析（Hodder），尤其非典型墓葬的形式更加需要。

• 考古人類學的「層位脈絡分析（Contextual Archaeology）」

  就出土脈絡，也就是層位、壙穴形態、與位置而言：墓葬來自日治期以下、打破史前層，並位於歷史上的墓地邊緣。被發現的遺址位置，壙穴異常深，並且呈現「矩形形狀」；底層則為青灰色泥質土，同時具腐朽；另外，在該遺址中，共伴有：陶片、鐵釘、以及玻璃鈕扣。

• 現代解剖與生物醫學輔助的「體質人類學分析（Biological Anthropology）」

  體質人類學，是一種藉由推測遺體性別、年齡、骨骼相對位置以達到推測遺骸身分為目的的方法：。該出土的遺骸經過體質人類學分析，死亡時年齡約是四十至四十五歲，疑似為女性。出土時的姿態異常（雙手遭到反綁、身軀呈不自然彎折），但由於保存度極差，因此難以觀察關鍵的外傷證據。

• 文化人類學核心的「物質文化分析」

  透過物質文化分析探究該案發現的玻璃鈕扣、鐵釘、木板等物質，並且利用 螢光技術分析（XRF ）判定年代為日治中期至戰後初期的時代背景。螢光技術分析（XRF ）可以無損地分析古代遺留物的組成，並追溯來源地。本案場中發現的玻璃鈕扣，即被推論為有可能為日治中後期工業製品。

• 加入時間維度GIS輔助（Historical GIS）的「歷史地景」的分析

  由於出土層的年代經歷的年代，或有清代義塚、日治共同墓地，或戰後城南地區「刣人埔」的棄屍傳說，並且鄰近區域（國語實驗小學現址）有發掘出類似雙手遭到向後反綁的遺骸，故有其特殊性。同時壙穴形式，也指出不符清治漢人土葬或日治時代的火葬的葬俗。

地圖與口述史指出：該區域自清代為「義塚」，日治亦為公墓地。此外，二二八事件的「棄屍地點」傳說，也被口傳中，被稱為「刣人埔」。

由於葬具尺寸過小，不符常規棺木尺寸；同時遺體姿態顯示「非自願姿勢」、且可能在屍僵解除後才被裝入箱中。另外，骨骼無可辨識的外傷，可能因保存不良而無法觀察。因次僅透過地質分層推論：顯示這是「深埋」、且位置與日治時期共同墓地高度重疊。文章後半透過地圖與口述史指出：該區域自清代為「義塚」，日治亦為公墓地。此外，二二八事件的「棄屍地點」傳說，也被口傳中，被稱為「刣人埔」。綜觀歷史脈絡：該區域的台北城南的死亡地景也無法解釋該遺骸的成因，但非常符合「不尋常死亡」以及「緊急埋葬」的特徵。

如何理解這一具遺骸？在學術上的可能與推論

個人認為該文章展示跨領域脈絡分析如何處理近代暴力遺骸的典型範例。Ｍ１的特殊在於，這具遺骸既不是典型葬俗，也不是完整棺木。同時推論的年代恰巧落在暴力高風險時期，當時的社會氛圍因國族、政治、文化等因素紛擾，並且對應城南作為棄屍地景的歷史記憶，都將其指向「系統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的模式。由於不能確認死者的實際身分但遺骸的分析脈絡，高度吻合一段「非常死亡」歷史；文章中，作者雖指「可能」與二二八事件有關，但無法直指；因為其分析技法特為貼近台灣近代史的記憶場域與暴力地景，研究者以學術謹慎的方式呈現「可能性」而非「定論」。

脈絡考古學（Contextual Archaeology） 的核心精神：透過物質文化分析深入探索

或許有讀者會疑問，考古不就是拿著工具挖東西，刷東西而已嗎？為何我們不能依靠只依靠地層進行推論？若我們可以把它置於脈絡考古學的理論框架下，我們可以把理由拆成三層：

地層只告訴我們「位置」，不能告訴我們「文化」

地層學（Stratigraphy）的概念可以告訴我們幾個重點，包含有：
  1. 遺骸位於哪一層？
  2. 是否切入、破壞下層？
  3. 累積順序如何？

然而地層「本身」不是文化，它只能描述沉積過程。尤其在植物園的案例中：該區層位被多次打擾，舉個簡單的例子：清代、日治、戰後都使用過此區，甚至作為不同用途，也就是因為這樣地層可能混亂、不純粹，因此要靠地層直接斷代，會非常不可靠。

物質文化讓我們看到「行為」與「社會」，不僅僅只是年代

以文中發現的玻璃鈕扣為例，它不是單純的年代指標，而是代表：一種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的工業製品，因為廉價、普及的特性，遺骸的身分指向平民階層。同時玻璃鈕扣與當時女性與孩童服飾相關，這反應的是：在台灣史中具有殖民工業、市場經濟、社會階級與生活史的脈絡，換言之：

物質文化不只給你年代，它告訴你這個人「可能是誰」、「屬於哪個社會群體」、「如何生活」。

沒有任何物件能被「單獨」理解：物質文化的意義，來自其關係網絡（Web of Relationships）

Hodder 主張：沒有任何物件能被「單獨」理解，意義存在於物件與：
  。地層脈絡                         。歷史脈絡
  。空間脈絡                         。社會脈絡

因次，同樣地，我們可以證明玻璃鈕扣不是孤立的證據，它的意義來自於它與各種脈絡的互動：壙穴異常深、狹小（反映特定處理方式）、反綁姿態（指向暴力的系統性）、城南作為歷史上的棄屍地（空間脈絡）、日治以及戰後的生活物質（文化脈絡）、期間的混亂與暴力（歷史脈絡）

這些脈絡交織後，物質文化不再只是年代指標，而是一個：
  。文化行為的痕跡（Trace of Practice）
  。身份與生活的線索（Identity Marker）
  。歷史事件的可能性指標（Event Indicator）

因次，植物園遺跡的出土年代判定不能只依靠地層，因為地層只能提供沉積資訊。透過物質文化，特別是玻璃鈕扣的分析，我們得以理解死者的社會類別、生活背景、所屬年代與可能的歷史處境。這種做法體現了脈絡考古學的核心思想：「即物件的意義來自它在文化、社會與歷史脈絡中的位置，而非物件本身。」

物質文化分析：玻璃鈕扣作為年代判定線索

文章指出玻璃鈕扣：非史前物、多見於日治時期大量工業製品、經過 光譜分析，鈕扣成分與日治中後期日本工業玻璃成分吻合。儘管這在台灣日治時期的平民服飾中相當常見，尤其是女性與孩童衣物，然而，玻璃鈕扣作為身份推斷線索，也非決定性。它僅能指向：該遺骸非菁英階層，甚至只是貧窮／庶民階層女性衣物常見，因次這只能協助我們推測遺骸身穿日治末期至戰後初期的平民衣物。但是也因為它，讓研究者能把Ｍ１的死亡年代壓縮至與二二八事件的暴力年代（1947）高度重疊的三十至五十年代前後。

死亡考古學（Mortuary Analysis）：埋葬姿態如何與文化習俗衝突

文章中透過姿態推論：這不是一般平民葬，更像是壓抑、混亂、恐懼時期的身體處理方式。若我們在學術上對死亡／暴力行為進行分類，可以把概念拆成更清楚的層次。

在暴力／法醫／考古領域，遺骸的證據通常分成三類：
  1. Direct evidence（直接證據）
     例如：骨頭上的刀痕、彈孔、DNA 指向加害者。
  2. Associative evidence（關聯證據）
     如：陪葬物、地景位置、特定葬俗。
  3. Indicative evidence（指向性證據）
     指的是非唯一證據，但「高度指出某種行為／或是情境」。

姿態特色與台灣常見葬俗的衝突

Ｍ１的上肢呈現反綁、下肢以不自然姿勢彎折、屍體像是「被塞進狹小空間」，並且有亡後才進行「移動屍體」的跡象。這與台灣漢人與日治時期的葬俗文化：通常為仰身伸展式，另棺木尺寸足以容納完整身軀、遺體不會呈明顯束縛、不會反綁，同時不會在屍僵解除後「重新擺位」的文化相悖。由於這具遺骸的姿態違反：社會性死亡儀式，以及身體的尊重，顯示死者極可能「非自願死亡」或「經過緊急處理」。

在死亡考古學裡，非典型墓葬（Atypical Burials）往往指向的對象，包含：
  。社會排除者                         
  。暴力死亡者
  。犯罪者或是戰俘     
  。流行病死者
  。匆促處理的屍體

反綁作為行為證據的理論意義

反綁不是文化技術，而是身體被迫呈現的姿態。所以它會指向：失去自主性、曾被「強制」移動，指向暴力死亡的高可能性，也顯現出這是一種「急迫、秘密」式的埋葬處理。即然我們察覺的是，反綁的文化並非文化行為（Cultural Behavior），因為沒有證據顯示當代台灣存有會以「雙手反綁」作為葬俗，所以它不屬於文化變異的範疇。即提及身體被迫處於特定位置，這也顯示這些對身體的操作、不對稱的權利、身體自主性的喪失、以及暴力的過程，存在這「行為證據」（Behavioral Evidence）。另外，Ｍ１的出現雖不能直接證明事件本身，但高度指向暴力行為，也就是說也就是：它不是身分證據，而是過程證據。

Ｍ１遭受反綁，不屬於文化葬俗的變異，而是指向暴力或拘束的行為，是身體被強制性操作的結果。它提供的是「過程證據」，不是「事件證據」，因此，無法直接證明死者參與了任何特定事件，但可以指向死亡過程中存在暴力行為。由於當代政治暴力常透過身體操作、拘束、隱匿式埋葬呈現；反綁正是這種死亡政治的物化；也因為其具有高度的行為敏感性，換句話說，它不能確定誰殺了他，但能告訴我們他「是怎麼死的」，這無疑地揭示結構性暴力在身體上的物質化痕跡。其可能對比上台北城南暴力事件時代的時間軸，但無直接證據，也因此作者避免直接指認，但提出「可能與二二八事件相關」的推論路徑。

跨越時代的沈默控訴？台灣正在被近代史中被沉默生命的重新召喚

邱鴻霖老師在二〇二四年，發表於《南島研究學報》上的文章〈植物園遺跡出土非典型墓葬及人骨遺骸的脈絡分析〉，處理的是近代墓葬中一具非典型埋葬的人骨。但其目的並不是為了建立身分而是透過脈絡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去理解埋葬的文化方式是否正常、與在地文化脈絡是否一致。理解植物園遺骸最重要的起點，不在於辨識死者身分，而在於看見「身體是如何被對待的」。反綁姿態本身不屬於任何常見的文化葬俗，它是一個典型的行為證據，指向身體被迫處於特定位置的死亡過程。

植物園遺跡的出土樣態，讓我們可以合理的懷疑其遭受暴力過程的對待。而暴力並不僅僅來自個別加害者，而是來自整套社會階級、政治權力與制度不平等所形成的壓迫環境。當一個人處於結構性暴力中，其社會位置喪失自主性，甚至在死亡之後，其身體依然被制度化的暴力所控制。這顯現的不僅是一個結果，而是一整套制度、治理方式、社會階級不平等所構成的壓迫系統；也可以被視為這套系統中的一個「身體技術」，一種用來處理、控制、消除特定身體的操作方式。

遺骸是公共記憶的物質載體，研究需兼顧科學與歷史正義。因此，完全不談政治；反而是不誠實的。

植物園的遺跡的發現，不僅具有考古價值，更象徵著台灣對近代史中，被沉默生命的重新召喚。Vina Das、Scheper-Hughes都曾在其考古學或人類學研究中提到：遺骸本身是「沉默的證人（Silent Witness）」。很多暴力考古研究（阿根廷、智利、瓜地馬拉、波士尼亞）都指出：如果研究者刻意避開政治脈絡，就等於讓受難者「再次消失」。對暴力遺骸完全去政治化，就是重演歷史的壓制。雖然我們不該直接斷言死者身份，但也不應去政治化，否則這將會是第二次抹除。

暴力不是只有文字紀錄，而是會深刻地遺留在物質性與身體性之中。台灣罕見有像拉丁美洲「人權考古」那樣的系統調查，植物園遺骸的事件，告訴我們的事情是：台灣其實也有自己的「暴力遺址」，只是尚未以考古學方式被全面辨識。這讓近代歷史事件如二二八事件、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死亡模式，成為可以被考古方法辨識的現象（雖然我們並非要直接將該案定義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台灣近代暴力事件長期具有：文獻不足、加害者視角偏重、家屬記憶零碎、官方檔案封鎖或消失的特性，因此考古資料能提供：非文字證據、地層脈絡指向時代與空間、物質文化特殊性，而Ｍ１就是一個象徵性案例：證明考古學能使得過去變得可見（Visibilized），而不再是只能靠口述與政治記憶支撐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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