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通往灭绝之路（二）

第二章｜自由制度的幻觉：增长、民主与技术的三重陷阱

“他们不是坏人，只是没有足够的时间。”

这是一个流传于选举政治内部的无奈玩笑。它道出了自由制度所面临的根本困境：一个制度可以道德、理性、透明，却依旧无法完成其在生态时代的任务。

本章的核心论点是：自由制度在生态时代的失能，并非偶发故障，而是源于其运行逻辑与气候现实之间的根本错位。这种错位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制度将经济增长视为合法性基础，二是任期选举机制内建了决策短视，三是公共治理将希望寄托于技术解决方案。

它们构成了一个自洽但封闭的循环系统。这个系统曾带来效率、繁荣与人权，但在生态极限面前，它反而成为“治理性瘫痪”的来源。

在深入分析之前，有必要明确一点：本章并不旨在为专制制度辩护。我们既不主张用集中权力解决问题，也不相信非民主体制可以在生态治理上提供真正的答案。事实上，许多非民主国家的环保政策只是权力运作的延伸，缺乏问责机制，也往往以牺牲人民为代价。

我们之所以批判自由制度，是因为我们深爱它所承载的理想。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更必须诚实面对：当结构本身成为限制时，仅靠制度内的修补已无法回应时代的重负。

一、增长幻觉：制度合法性为何与扩张绑定

自由制度的稳定从未真正建立在“价值共识”上，而是建立在增长的可持续性上。只要GDP继续上升，国家就有能力分配福利、提供就业、维持信任。于是，增长不只是目标，更是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来源。

在战后几十年，欧美国家的福利国家模式曾带来广泛繁荣。但一旦增长减缓，福利削减、税收改革、能源转型等问题便迅速成为政治禁忌。任何试图减少开支、限制消费的行为，都将被舆论与选票惩罚。

“绿色政策”成了少数精英的话语，而大多数人只关心油价、电价、房价。没有人否认气候危机的存在，但人人都希望别人先承受代价。

试图推动反增长转型的政治人物，要么被贴上“理想主义”的标签，要么被批评为“脱离现实”。这不是民众自私，而是制度将每个人的安全感都系于一个正在沉没的船体上。

在这样的结构中，生态治理等于政治自杀。

二、短视结构：任期制度的内建盲区

民主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防止权力滥用。但它的代价是，几乎没有任何决策者能真正规划十年之后的世界。

四年一届的选举，将政治变成一场场“即时回馈”的竞赛。领导人不敢提出牺牲当下利益的长期改革，因为这意味着下一届可能就换人。

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试图推行燃油税改革，但结果是“黄背心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政策被迫暂停。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种政治信号：任何涉及长期风险、短期代价的政策，都会被制度本身否决。

政客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他们清楚知道：只有活着的人才能做正确的事。于是，他们选择了“最不坏的选项”——延后。

在战争与金融危机中，制度尚能形成短期共识，但气候危机是一种“慢性病”。它没有敌人，没有战火，没有剧烈冲突，只有日渐升高的温度和频繁的极端天气。

在这种不痛不痒的慢性恶化中，民主制度的优点反而成为了延误的借口。

三、技术托付主义：将危机外包给不可知的未来

人类的确曾依靠技术走出许多困境：疫苗终结瘟疫，电力改善生活，互联网重塑社会。但技术也因此被神化，成为一种宗教式的信仰对象。

在气候问题上，自由社会越来越倾向于说：“再等等，技术会解决。”

电动车、碳捕捉、绿色氢能、智能电网、AI调度……每一个新词的出现，仿佛都意味着问题可以留给明天。

但问题在于：技术不是万能钥匙，它本身也依赖增长逻辑。每一项新技术，都需要资源、市场、资本和消费，它不是替代增长的路径，而是延续增长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往往无法在需要它们的时候真正发挥作用。电动车减少城市污染，但它无法解决电池原料开采带来的生态破坏；碳捕捉被寄予厚望，但至今未能在全球大规模部署。

“负排放”听起来像奇迹，但它需要未来几十年持续的政治意志与全球协作——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最缺乏的。

于是，技术解决路径成为一种“集体性延迟”。它维持了希望感，但也剥夺了行动的紧迫性。

四、三重陷阱：一个无法转弯的结构闭环

增长、短期决策与技术托付三者并非独立，而是彼此强化：

增长需要政治稳定，稳定需要短期见效的政策；
短期政策缺乏长远视野，只能依赖技术来“未来弥补”；
技术研发需要资金和市场，又必须依赖持续增长。

这三者构成一个闭合循环，使得整个制度无法实现真正的战略转向。

即使出现最理想的政治家、最高效的组织与最负责任的企业，也会在这个结构中迅速耗尽能量。

自由制度的所有美德——自由、透明、竞争、创新——在当代生态语境中构成了它最大的无能。

五、失败不是意外，而是设计之内

当我们一次次希望自由制度能“更好地表现”时，我们其实是在忽略一个更深的现实：它已经发挥得很好了。

它之所以没有应对生态危机，不是因为它“表现失常”，而是因为它忠实地执行了其结构逻辑。

一个必须赢得多数人支持的制度，永远难以在代价巨大的议题上获得行动许可。
一个必须保障市场活力的制度，永远难以主动放弃增长逻辑。
一个必须不断吸引选民注意力的制度，永远难以长期规划十年之后的未来。

这不是偶然，而是命定。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在制度内寻找改革方案”，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制度本身，已经无法转弯。

它没有犯罪，却在文明崩塌的路线上，尽责地行驶。

它没有恶意，却在最需要牺牲之时，选择了回避。

它没有失败，而是完成了它的设计目标——只不过那个目标，早已与今天的现实相违。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我们不是在看一个制度病入膏肓，而是在看它按部就班地，把人类带往终点。

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它为何失败，而是我们为何曾以为，它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