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污名化“躺平”，不如直面极权体制下年轻人的绝望

“躺平”“内卷”是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最刺眼、也最真实的两个词。它们本来只是年轻人对生活压力的一种自嘲，是普通人在高房价、低工资、996、劳务派遣、养老焦虑、生育焦虑之下发出的叹息。可荒诞的是，在一个习惯把一切问题政治化、敌我化的国度里，连“躺平”也能被扣上帽子。

有人竟然说，“躺平”“内卷”背后有境外势力的“圈套”，目的是消解中国年轻人的奋斗意志。

此论一出，舆论一片哗然。网友们的反讽辛辣又准确：“我不想躺平，我想进国家电网。”“我不想躺平，我想去烟草局发光发热，我想去电力局照亮万家，还想去中石油中石化把公司扭亏为盈，为国家贡献青春！请赶快让我任职！”

这些玩笑背后，藏着深深的荒凉。年轻人不是不想奋斗，而是不想在一个不公平的体制里被当成燃料烧掉；不是不想努力，而是努力之后看不到尊严、看不到回报、看不到未来。

什么叫“躺平”？年轻人为什么要“躺平”？他们真的有资格“躺平”吗？

这几个问题并不轻松。它们背后，是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失败，更是一个极权制度长期压榨人民、掩盖矛盾、转移责任的结果。

真正能“躺平”的人是谁？是体制内高福利、高退休金、旱涝保收的人；是掌握资源、特权和分配权的人；是那些一边住着福利房、拿着高额养老金，一边训斥年轻人“不够奋斗”的人。

而普通人呢？他们连躺平的资格都没有。

我不禁想起一个新闻：江苏一位70岁老人为了找工作，花300元办假身份证，把年龄改小8岁，还特意染黑头发。结果在派出所申请务工所需户籍证明时被识破，受到行政处罚。

造假当然不对。但一个70岁的老人，为什么要冒着违法风险，把自己改成62岁？媒体引用民警的话说，他“没事干，想找份工作做”。这句话说得轻飘飘，却像刀子一样扎人。

他真的是没事干吗？还是养老金太低？生活太贵？医疗太沉重？子女也自顾不暇？所谓“安享晚年”，对很多底层老人来说，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

在同一个国家里，有人拿着上万退休金，跳舞、旅游、钓鱼、唱红歌；也有人70岁还要染黑头发去打工。这个差距不是天灾，而是制度制造的。中国共产党最擅长把一切功劳归给自己，把一切苦难归给人民“不努力”，或者归给“境外势力”。

年轻人的处境也是如此。

过去房价暴涨时，有砖家说“房价太低不利于年轻人奋斗”。他们把压榨包装成激励，把债务包装成梦想，把一辈子房贷包装成“幸福生活”。几年之后，结婚率下降，生育率暴跌，年轻人不婚不育不买房，砖家们又急了，开始高喊“人口危机”“老龄化风险”，又来指责年轻人“不负责任”。

可问题是谁造成的？

是年轻人不爱国吗？是年轻人被境外势力洗脑吗？还是这个制度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一层层压在普通人身上，把他们逼到喘不过气？

从计划生育到鼓励三胎，从“只生一个好”到“多生是责任”，中共从来没有真正尊重过个人选择。人民在它眼里不是公民，而是工具；需要控制人口时，你的子宫属于国家；需要刺激生育时，你的家庭又成了国家机器的零件。

这不是正常国家对公民的态度，这是极权政权对人口资源的管理。

再说劳务派遣。

今年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出废除劳务派遣制度，引发很多人共鸣。为什么？因为劳务派遣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痛点。干最苦最累的活，拿最差的待遇，出了事还要背锅。它和996一样，几乎成了现代剥削的代名词。

很多年轻人每天加班、熬夜、被KPI追赶，被领导PUA，被公司随时优化。最后换来的是什么？一身病，一身债，一张随时可能失效的劳动合同。

有网友说：“80后出来说两句，奋斗了半辈子，最后得到什么？”下面有人回复：“一身毛病，一身负债。”

这一问一答，像极了许多中国人的半生总结。

一身毛病从哪里来？996、高强度劳动、长期焦虑。

一身负债从哪里来？房贷、车贷、教育支出、医疗支出。

在这样的环境下，所谓“奋斗”，很多时候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透支和耗尽的陷阱。不是越努力越有希望，而是越努力越像一头被榨干的牛马。

这让我想起中国近现代史上反复出现的一幕：每当人民承受苦难，统治者首先做的不是反省制度，而是寻找敌人。

1957年，知识分子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1959到1961年大饥荒，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却被归咎于“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1966年文革爆发，无数家庭破碎、知识分子被批斗、普通人互相揭发，最后又被轻飘飘地归为“十年动乱”；1989年，青年学生要求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换来的却是坦克和枪声。

历史一次次证明，中共从不真正解决问题，它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今天也一样。

年轻人喊“躺平”，它不问为什么年轻人绝望；工人讨薪，它不问为什么老板拖欠工资；农民失地，它不问为什么权力可以强拆；业主烂尾楼维权，它不问为什么监管失职；受害者上访，它不问为什么司法不公。

它只会问：是不是境外势力？是不是被煽动？是不是不爱国？

这种逻辑，本质上就是专制统治的遮羞布。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允许人民表达痛苦，允许工人维权，允许青年批评，允许媒体监督，允许独立工会，允许选票更换失败的政府。可在中共体制下，这些基本权利都被视为威胁。

没有新闻自由，苦难就会被删帖。

没有司法独立，冤屈就会被维稳。

没有工会自由，劳动者就只能任人宰割。

没有选票，人民就没有办法让制造苦难的人下台。

所以，中国年轻人的“躺平”，不只是经济问题，也不只是就业问题，它更是政治问题。它是一个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制度纠错能力的社会，把年轻人逼到无声反抗的结果。

所谓“躺平”，某种程度上就是当代青年在极权高压下的“非暴力不合作”。

当奋斗变成给权贵输血，当买房变成给土地财政续命，当加班变成给资本和官僚献祭，当生育变成给国家机器补充人口，年轻人说一句“不玩了”，难道不是最清醒的判断吗？

问题从来不在“躺平”这个词，而在于制造躺平的制度。

一个社会如果真的想让年轻人重新燃起希望，就应该减少剥削，保障劳动权利，降低住房成本，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废除户籍歧视，允许自由表达，开放政治参与，让人民有尊严地生活。

但这些，恰恰是中共最不愿意做的。

因为一旦人民拥有真正的权利，一旦社会拥有真正的民主监督，一旦媒体可以追问真相，一旦工人可以组织起来谈判，一旦年轻人可以用选票惩罚失败的治理者，这个依靠谎言、恐惧和特权维持的体制就会开始动摇。

所以它宁愿污名化“躺平”，也不愿承认年轻人正在被压垮；宁愿编造“境外势力”，也不愿承认问题就出在自己身上；宁愿让人民继续内卷，也不愿给人民真正的自由和尊严。

说到底，中国年轻人不是不想奋斗，而是不想再为一套吃人的制度陪葬。

他们想要的并不奢侈：一份稳定的工作，一点基本的保障，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一种不被随意压榨、不被随意羞辱、不被随意牺牲的生活。

这不是境外势力教的，这是人作为人最基本的愿望。

真正可怕的不是年轻人“躺平”，而是一个国家把年轻人逼到只能用躺平来表达绝望；真正危险的不是人民失去奋斗意志，而是统治者失去反省能力；真正应该被批判的，也不是那些疲惫的年轻人，而是那个一边制造苦难、一边要求人民感恩的极权体制。

所以，与其污名化“躺平”，不如直面中国人的生存困境；与其追查所谓“境外势力”，不如追问权力为何不受制约；与其责骂年轻人不奋斗，不如问问这个国家究竟给了他们什么希望。

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人民只能被代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苦难只能被沉默；一个没有权利的时代，年轻人最后的反抗，也许就只剩下一句：

我不玩了。

作者：思考的韭菜（本名乐恺安，曾因政治问题而被北京当局刑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