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背景、机制与深远影响
I. 引言：《广场协议》的历史背景
A. 《广场协议》的定义
《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协议，由当时西方五个主要工业化国家（即五国集团，G5）——法国、西德、日本、英国和美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于 1985 年 9 月 22 日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该协议公开宣称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协调行动，促使当时被普遍认为估值过高的美元对其他主要非美元货币（特别是日元和德国马克）实现有序贬值，以纠正日益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
B. 意义与范围
《广场协议》被广泛视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国际货币合作的一个关键时刻。它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其汇率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从此前的自由放任立场转向更为积极的干预。然而，这项协议的历史遗产充满争议。一方面，它在短期内成功实现了压低美元汇率的目标；另一方面，它也被（尽管存在争议地）认为与随后的经济动荡，尤其是日本经济泡沫及其破灭后的“失去的十年”有关联。本报告旨在深入分析《广场协议》签署的原因、具体机制及其对各主要参与国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C. 一次深思熟虑的政策转向
《广场协议》并非仅仅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一项由美国主导（尤其是在时任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领导下）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协调一致的政策决定，旨在扭转里根政府第一任期内奉行的强势美元政策。这一政策转向的背后，是日益增长的国内政治经济压力以及对强势美元负面后果的务实评估。里根政府第一任期（1981-1984 年）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元汇率采取了不干预政策，甚至将美元坚挺视为经济复苏和信心的象征。然而，这种强势美元严重损害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导致贸易逆差急剧扩大。这引发了美国国内产业界的强烈不满和游说，国会内部保护主义情绪也日益高涨。1985 年 1 月詹姆斯·贝克出任财政部长，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贝克更为务实，对国内压力反应更为积极。他秘密启动了与 G5 国家同行的谈判，提出美国愿意在汇率干预方面进行合作（这也是其他国家长期以来的诉求），以换取对方在宏观政策上的承诺。因此，《广场协议》实质上是美国政策的一次战略性调整，其根源在于此前强势美元政策所带来的难以承受的经济和政治代价。
II. 催化因素：失衡的全球经济格局
A. 美国的困境：高利率、高企的美元与贸易赤字
“沃尔克冲击”的遗产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经济背景深受“沃尔克冲击”（Volcker Shock）的影响。为遏制 70 年代末失控的通货膨胀，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领导下，美联储采取了极其紧缩的货币政策，大幅提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在 1981 年一度达到近 20% 的峰值。这一激进举措虽然成功地遏制了通胀，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引发了 1980 年和 1981-1982 年两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至超过 10%，并对美国工业部门产生了持久影响。
“里根经济学”的政策组合
与此同时，里根政府推行了以大规模减税和增加国防开支为特点的财政政策，导致联邦预算赤字大幅增加。这种“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组合，使得美国的实际利率水平远高于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
“超级美元”的崛起
美国异常高的实际利率吸引了巨额国际资本流入，导致对美元的需求激增，美元汇率大幅飙升。从 1980 年初到 1985 年初的高点，美元对主要工业国货币的汇率升值了约 50%。例如，1985 年 3 月，美元对英镑的汇率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贸易逆差的爆炸性增长
强势美元与美国贸易逆差的急剧扩大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美元坚挺使得美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高昂，竞争力下降，同时进口商品则相对便宜，导致进口激增。1982 年至 1984 年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几乎翻了两番，到 1985 年达到了创纪录的 1450 亿美元。经常账户赤字占 GDP 的比重接近 3-3.5%。据专家估计，美元升值是导致贸易逆差扩大的最主要原因，贡献了约 50-60%。巨额贸易逆差也使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
保护主义压力的抬头
严重的贸易逆差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响。受冲击的美国产业（如制造业、汽车业、卡特彼勒、IBM 等）向国会施加巨大压力，要求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限制进口。这种保护主义的威胁也引起了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深切担忧。
“沃尔克冲击”的双刃剑效应
沃尔克冲击虽然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但其推行的超高利率政策却无意中为《广场协议》的诞生埋下了伏笔。高利率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流入美国，这是导致美元急剧升值的重要因素。而美元的过度升值，叠加美国经济在复苏初期相对强劲的增长，严重削弱了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刺激了进口，最终导致了贸易逆差危机。因此，解决一个主要问题（通货膨胀）的政策，却催生了另一个严峻的问题（汇率严重失调和巨额贸易逆差），为后来通过《广场协议》进行政策反转埋下了伏笔。
B. 国际反响与 G5 国家的关切
贸易顺差国的两难处境
与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和西德等国积累了庞大的经常账户顺差。虽然强势美元使它们的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更具价格优势，但这些国家自身却面临着国内 GDP 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的困境。它们一方面担忧这种失衡状况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更害怕美国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将严重打击它们依赖出口的经济。
对本币估值的担忧
日本、西德、法国和英国都对其本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低估表示关切。它们期望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汇率体系。特别是日本，将参与协调行动视为缓和与美国贸易摩擦、巩固其在全球经济决策中地位的机会。相比之下，西德的态度可能更为谨慎，既要考虑马克升值对出口的影响，也要顾及国内通胀压力以及其在欧洲货币体系（EMS）中的角色。法国和英国则普遍认同需要解决美元高估和贸易失衡的问题。
对美国政策转变的期待
此前，欧洲国家和日本曾多次敦促美国干预外汇市场并调整其宏观政策组合（高赤字、高利率），但里根政府第一任期对此持抵制态度。贝克的上任预示着美国在政策协调方面展现出新的意愿。
寻求调整的共同（但非对称）利益
尽管美国面临着最迫切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要求改变现状，但其他 G5 国家也强烈希望看到美元能够有序贬值。这主要是为了避免美国采取破坏性的单边保护主义措施，并促进全球经济实现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尽管本币升值会对它们的出口部门带来短期调整压力，但与贸易战或全球经济失序的风险相比，通过协商达成一个可控的调整方案被认为是更优的选择。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保护主义威胁，与日本、德国等顺差国对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的担忧，共同构成了推动《广场协议》达成的政治基础。虽然强势美元对美国出口商不利，但对向美国出口的外国公司有利。然而，这种整体的失衡被普遍认为对全球体系构成风险。因此，其他 G5 国家宁愿接受一个可以通过谈判影响的、有序的美元贬值过程，也不愿面对可能出现的、破坏性极大的美国贸易壁垒。这种共同（尽管利益诉求不完全对称）的寻求调整的意愿，最终促成了《广场协议》的达成。
III. 协议的达成：锻造《广场协议》（1985 年 9 月）
A. 目标与主要参与者
会议概况
1985 年 9 月 22 日，G5 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与会者包括美国的詹姆斯·贝克、西德的格哈德·施托尔滕贝格、法国的皮埃尔·贝雷戈瓦、日本的竹下登、英国的奈杰尔·劳森以及各国央行行长。需要指出的是，G5 不同于包括意大利和加拿大的 G7。
明确目标：美元有序贬值
协议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的进一步有序升值”，以纠正美元的过度高估，并减少庞大的外部失衡，特别是美国对日本和西德的贸易逆差。内部讨论中曾提及将美元汇率压低 10-12% 的目标。
潜在目标：阻止保护主义
除了公开宣称的目标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潜在目标是阻止美国国会通过保护主义的贸易法案。
B. 双重机制：协调干预与政策承诺
协调外汇干预
协议的关键内容之一是 G5 国家中央银行同意协调行动，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这对美国而言是一个重大转变，因为此前美国政府一直避免干预外汇市场。
干预细节
关于干预的规模和分摊比例进行过讨论。一份“未完全达成一致的非正式文件”中提到了在未来六周内进行总额 180 亿美元的干预计划，各国分摊比例也经过了讨论和调整（例如，最初提议美、日、德各占 25%，后调整为美、日各 30%，德国 25%，法国 10%，英国 5%）。然而，在协议签署后的六周内，G5 实际干预的总金额较小，约为 81 亿美元。重要的是，这些干预是“冲销式”的（sterilized），即央行通过国内公开市场操作来抵消外汇干预对本国基础货币供应和利率的影响，以避免干扰国内货币政策。
政策承诺
除了外汇干预，协议还包含了一系列宏观政策承诺：
美国：承诺削减联邦预算赤字。
日本和西德：承诺采取措施刺激国内需求（例如通过财政政策/减税）并推行结构性改革。
所有参与国：重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实现无通胀的经济增长。
公告本身的力量：政策工具的创新运用
《广场协议》的巨大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出人意料的公告本身。这一公告清晰地传递了 G5 国家团结一致的立场以及美国政策的根本性转变。这种“口头干预”对市场预期的引导作用，可能不亚于（甚至超过）实际的外汇干预操作（相对而言规模并不算特别巨大）。此前多年，美元持续升值，部分原因在于市场预期，甚至在最后阶段可能带有投机泡沫成分。而美国政府之前的态度是默许甚至欢迎强势美元。广场会议的秘密召开 以及随后 G5 联合发布的、明确表示希望美元贬值并承诺采取干预措施的公告，完全超出了市场预料。这打破了当时市场的主流叙事，表明全球最有权力的经济体现在正积极阻止美元进一步走强。这种预期的转变很可能引发了大规模的私人资本从美元流出，从而放大了官方干预的效果。因此，《广场协议》之所以能迅速压低美元汇率，很可能更多地是依靠公告本身协调了市场预期，而非仅仅依靠官方抛售美元的数量。
IV. 即时冲击：重塑货币市场格局
A. 美元下跌与非美元货币升值
迅速的市场反应
协议公告后，美元汇率应声急剧下跌。尽管美元的峰值出现在 1985 年 2-3 月，且在协议签署前已开始有所回落，但《广场协议》无疑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趋势。
日元与马克的飙升
与此同时，日元和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出现了戏剧性的升值。联合干预和预期转变在短期内非常有效地实现了协议所期望的货币重新校准。
汇率变动的幅度
到 1987 年，美元相对其 1985 年的高点已大幅下跌，通常认为对日元和马克的跌幅约为 40%。也有数据指出，协议签署后的两年内美元贬值了 25.69%，或相对峰值贬值超过 50%。协议内部讨论的 10-12% 的贬值目标很快就被突破。
B. 量化汇率变动：1985-1988 年
美元/日元汇率
具体汇率数据显示：广场协议前（1985 年 9 月），汇率约为 236-242 日元兑 1 美元。协议后迅速下跌。1986 年年均汇率约为 168.5 日元/美元。1987 年年均汇率约为 144.6 日元/美元。到 1988 年初，汇率一度达到约 120-125 日元/美元。这意味着从 1985 年初到 1988 年初，日元对美元升值幅度（按对数点计算）高达约 73%。
美元/德国马克汇率
具体汇率数据显示：广场协议前（1985 年 9 月），汇率约为 2.84 德国马克兑 1 美元。协议后迅速下跌。1986 年年均汇率约为 2.17 马克/美元（根据 月度数据计算）。1987 年年均汇率约为 1.80 马克/美元（根据 月度数据计算）。到 1988 年初，汇率一度低至约 1.57 马克/美元。
表格：美元/日元与美元/德国马克汇率（年均值，1985-1988）
以下表格清晰地展示了《广场协议》的核心成果——美元对两个关键目标货币的显著快速贬值。
年份美元/日元 (年均值)美元/德国马克 (年均值)1985~238.6~2.941986~168.5~2.171987~144.6~1.801988~128.1~1.76
数据来源：基于 (USD/JPY) 和 (USD/DEM 月度数据计算年均值)
C. 超越目标的贬值幅度
市场的反应远远超出了最初讨论的 10-12% 的贬值目标。美元的快速下跌引发了新的担忧，即美元可能跌得“太深、太快”，这种担忧最终促成了 1987 年《卢浮宫协议》的签署，旨在稳定美元汇率。G5 国家最初设想的是一个有序的、幅度可控的调整过程。然而，联合干预，尤其是其所传递出的协调一致的政策信号，彻底扭转了市场对美元的情绪。一旦市场趋势逆转，其自身的动能推动美元的跌幅远超预期。到 1987 年初，美元的过度贬值被认为可能损害全球经济增长和调整前景。这种“矫枉过正”的现象显示了，一旦市场心理发生决定性转变，想要精确控制汇率是极其困难的，并最终导致需要一个新的协议（卢浮宫协议）来尝试稳定美元。
V. 分化的经济后果
A. 美国：评估对贸易、通胀与增长的影响
贸易逆差的反应（J 曲线效应）
协议签署后，由于所谓的“J 曲线效应”（即本币贬值初期，因进口价格上涨快于进口量减少和出口量增加，贸易逆差反而会恶化），美国的贸易逆差在短期内有所扩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逆差最终开始收窄。协议被认为在减少美国对欧洲国家的贸易逆差方面是成功的，但在减少对日贸易逆差方面效果不彰。美国的经常账户余额趋于稳定并有所改善，到 1991 年甚至实现了小幅顺差。
对竞争力和出口的影响
美元贬值提高了美国制造商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出口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导致协议签署的国内压力。
对通胀和增长的影响
美元贬值通过提高进口商品价格，可能带来一定的通胀压力，但与沃尔克冲击之前的时代相比，美国的通货膨胀总体上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对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复杂：贸易平衡的改善是积极因素，但同时美国也在努力控制财政赤字。美联储的政策重心仍然是维持低通胀。
政策承诺的履行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协议中做出的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的承诺并未完全兑现，整个 80 年代美国的财政赤字规模依然庞大。
部分成功与未达预期
总体来看，《广场协议》成功实现了其压低美元汇率的核心目标，并帮助扭转了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恶化的趋势（尤其对欧洲），很可能避免了迫在眉睫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然而，它未能完全解决结构性的贸易问题（特别是与日本的贸易失衡），并且美国在财政赤字方面的政策承诺也未能履行。协议的目标是美元贬值和贸易平衡改善。美元确实大幅贬值（见第四部分 B），美国出口竞争力得以提升。美国对欧洲的贸易平衡有所改善，但对日贸易平衡改善有限，这表明美日贸易失衡背后存在超出汇率范畴的结构性因素。保护主义立法得以避免。美国承诺削减赤字，但赤字规模依然庞大。因此，协议在汇率层面和避免贸易战方面是成功的，但在解决贸易逆差根源和确保美国财政纪律方面仅取得了部分成功。
B. 日本：“日元升值冲击”与“失去的十年”
“円高冲击”（Endaka Shock）
日元的急剧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冲击。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大幅上涨，严重损害了出口竞争力，给经济带来了衰退压力。
日本央行的政策应对
为了抵消日元升值带来的通缩效应并刺激国内需求（这也是协议中的承诺），日本央行（BOJ）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利率降至历史低点（到 1987 年 2 月低至 2.5%）。同时，财政政策也转向扩张。
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
这种大规模的流动性注入，加上金融管制的放松和市场普遍存在的乐观预期（例如认为低利率将“永远持续”），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催生了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巨大的投机泡沫。信贷急剧扩张，尤其流向了房地产和非制造业部门。
泡沫破灭（1990-1992）
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日本央行最终在 1989-1990 年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此举刺破了资产价格泡沫。股价和地价暴跌。股市市值迅速蒸发三分之一，土地价格开始了漫长的下跌过程。
“失去的十年”（甚至数十年）
泡沫破灭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银行体系因持有大量以已崩溃资产作抵押的不良贷款而陷入危机（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也是一个因素），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通货紧缩和增长乏力，这一困境持续了整个 90 年代甚至更长时间。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复杂多样，包括政策失误（对银行危机的反应迟缓、刺激政策效果不彰）、结构性问题（人口老龄化、中小企业生产率低下、需求不足）以及“僵尸企业”问题（即依靠银行输血维持生存的低效企业）。
关于因果关系的争论
《广场协议》是否是导致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根本原因？对此存在激烈争论。一些观点认为，“円高冲击”迫使日本采取宽松政策，从而催生了泡沫，因此协议是罪魁祸首。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协议仅仅是一个触发因素或助推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日本央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包括所谓的“窗口指导”）、金融监管不力、固有的结构性经济问题以及危机管理不当。一个重要的旁证是，西德马克也大幅升值，但并未经历类似的泡沫与崩溃。
间接因果关系与政策失误的关键作用
尽管《广场协议》及其导致的日元升值构成了最初的外部冲击，并引发了日本的政策应对，但随后出现的资产泡沫和“失去的十年”似乎更直接地归因于日本自身政策应对的性质和规模（过于激进和持久的货币宽松），以及在处理泡沫破灭后果时的后续政策失误，这些因素与日本潜在的结构性弱点和金融脆弱性相互作用，最终酿成了长期的经济灾难。《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快速升值（円高）。円高威胁到日本出口导向型增长，引发衰退担忧。日本央行/政府以激进的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作为回应，以提振内需和对抗日元升值压力。这种大规模流动性注入，加上金融放松管制和乐观预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资产价格泡沫。日本央行收紧政策过晚过猛，刺破了泡沫。泡沫破裂暴露了银行体系中以已贬值资产为抵押的巨额坏账。对银行危机的政策反应迟缓且不足（例如，“僵尸企业”问题、资本重组延迟）。这导致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失去的十年）。因此，《广场协议》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但最终的灾难性后果是通过日本特定的政策选择和结构性因素传导和放大的，并非协议本身的必然结果。西德的案例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C. 西德与欧洲：不同的轨迹？
马克升值与经济影响
德国马克也经历了显著升值（见第四部分 B）。作为重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西德的竞争力同样面临压力。然而，其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似乎远小于日本。
德国央行的政策立场
德国联邦银行（Bundesbank）的政策取向与日本央行形成对比。虽然德国也承诺支持增长，但德国央行始终将维持价格稳定作为其首要任务。货币政策有所放松，1986-1987 年的货币增长目标被突破，部分原因是外汇干预以及马克升值和油价下跌导致的通胀率下降，但其宽松程度和持续时间远不及日本。德国在 80 年代后期再次提高了利率。
结构性差异
两国不同结局的关键差异包括：
对美依赖度较低： 与日本相比，德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其与欧洲内部经济联系更为紧密（欧洲货币体系背景）。
欧洲货币体系的约束与协调： 德国的货币政策在欧洲货币体系（EMS）框架内运行，需要与其他欧洲央行进行协调（并为干预提供资金）。
房地产市场监管： 更严格的监管和不同的融资结构可能阻止了类似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的形成。
德国统一： 1990 年开始的两德统一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事件，吸收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政策注意力，其影响盖过了其他经济趋势。
贸易平衡调整
《广场协议》在减少美国对西德的贸易逆差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
政策优先次序与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
德国的经验表明，《广场协议》后的本币升值并非必然导致资产泡沫和崩溃。货币政策优先次序的差异（德国央行侧重控通胀 vs 日本央行初期侧重应对日元升值）、金融体系结构的不同以及特定的国情（如两德统一），导致了两国在协议后截然不同的经济轨迹。日元和马克在广场协议后都大幅升值。日本和德国都是面临调整压力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然而，德国避免了日本式的资产泡沫和长期停滞。关键差异在于：德国央行更强的反通胀立场和不那么激进的宽松政策；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较低；可能更严格的金融/住房监管；以及两德统一这一独特历史事件。因此，决定各国在广场协议后经济走向的关键因素，是其国内的政策应对和潜在的经济结构，而不仅仅是汇率升值这一外部冲击本身。
VI. 后续行动：《卢浮宫协议》与市场波动
A. 试图稳定汇率（1987）
背景：美元跌幅过大
到 1987 年初，市场普遍认为《广场协议》后美元的跌幅已经过大，可能对全球经济稳定构成威胁。
《卢浮宫协议》（1987 年 2 月）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G6/G7 国家（加拿大、法国、西德、日本、英国、美国；意大利最初拒绝但后来参与）在巴黎达成《卢浮宫协议》。其主要目标是阻止美元继续下跌，并将汇率稳定在“当前水平附近”，认为当时的汇率水平已“与基本经济面大体一致”。
机制
协议涉及新的（但此次是秘密的）协调干预承诺，旨在当美元进一步下跌时对其进行支撑（或在美元过度上涨时抛售），实质上是建立了一套非正式的目标区间或“参考区间”。协议还重申了类似于《广场协议》的政策承诺（美国削减财政赤字，顺差国刺激内需）。
有限的成功
《卢浮宫协议》的成效有限。尽管为支撑美元进行了大量干预（规模甚至超过了广场协议后的干预），但美元在 1987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继续走弱，到 1988 年初才触及低点，之后才开始反弹。关于协议如何执行，特别是美德两国在利率政策上的分歧很快就浮出水面。
B. 1987 年股市崩盘（“黑色星期一”）的背景
与卢浮宫协议的联系
一些分析将 1987 年 10 月的股市崩盘部分归因于围绕《卢浮宫协议》产生的紧张关系。美国为履行协议支撑美元而提高利率，以及美德官员之间公开的政策分歧，可能加剧了本已因长期牛市导致估值过高而紧张的市场情绪。
其他因素
当然，导致股市崩盘的还有其他因素，如程序化交易、市场估值过高和投资者心理等。
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崩盘本身非常剧烈，但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相对有限。
C. 管理浮动汇率的挑战
《卢浮宫协议》紧随《广场协议》之后，进一步凸显了通过国际协调来管理浮动汇率的巨大困难。事实证明，实现初步的汇率调整（如广场协议）比维持汇率稳定（如卢浮宫协议）要容易得多，尤其是在各国潜在的政策协调减弱或国家利益出现分歧时。《广场协议》成功地策划了一次重大的货币调整 [见第四部分]。但这种调整“矫枉过正”，促使各国签署《卢浮宫协议》以稳定汇率。《卢浮宫协议》要求持续的、可能代价高昂的干预以及持续的政策协调来捍卫商定的汇率区间。然而，各国潜在的经济基本面和政策优先事项（例如美德在利率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开始出现分歧，造成了紧张局势。捍卫汇率区间的难度越来越大，市场压力最终压倒了协议。这表明，虽然协调行动可以改变汇率（尤其是在出其不意且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如广场协议），但维持稳定需要更深层次、更持续、且在政治上更具挑战性的政策协调，而这往往难以实现。
VII. 结论：《广场协议》的持久遗产
A. 评估成功与失败
成功之处
实现了美元有序贬值的主要目标。
帮助减少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对欧洲的逆差。
成功阻止了美国迫在眉睫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展示了 G5 国家进行国际政策协调的潜力。
巩固了日本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失败与不足
在减少美日贸易逆差方面效果有限，凸显了结构性问题的存在。
各国（尤其是美国在财政整顿方面）的政策承诺大多未能完全履行。
美元贬值幅度超出预期，导致需要《卢浮宫协议》进行修正。
存在争议的是，协议通过影响日本的政策应对，间接导致了日本灾难性的泡沫经济和“失去的十年”。
冲销式干预机制的长期有效性仍存疑问。
总体评价
《广场协议》在其直接目标上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但其长期后果复杂、深远且往往出乎意料。它是国际协调干预潜力和陷阱的一个强有力例证。
B. 对国际政策协调的启示
协调的顶峰？
《广场协议》常被视为浮动汇率时代 G7/G5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一个高峰。
成功的条件
协议的经验表明，国际协调在以下条件下最有可能取得成功：存在明确且严重的失衡需要解决；各参与方利益大体一致（即使存在不对称性）；行动涉及关键国家（尤其是美国）政策立场的重大、可信转变。
挑战与局限
协议也凸显了维持协调、确保政策落实以及长期精确管理汇率的困难。国内政治因素常常限制各国对外部稳定目标的承诺。
现代相关性
《广场协议》的遗产至今仍在关于货币操纵、全球失衡和汇率作用的讨论中被提及。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后，G7/G20 国家逐渐转向避免协调干预汇市。
协调的间歇性与偶然性
《广场协议》表明，有效的国际宏观经济协调是可能的，但往往是间歇性的，由特定的危机或共同感受到的威胁（如美元极端高估和保护主义风险）所驱动。在缺乏此类紧迫压力的情况下，维持深层次的协调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障碍。《广场协议》是对特定、严重的失衡和政治威胁的回应 [见第二部分]。它需要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和 G5 国家利益的协调。随后的稳定尝试（卢浮宫协议）因利益/政策分歧而不太成功。此后，协调干预变得罕见。主要经济体后来甚至明确承诺不为竞争目的进行干预（G7/G20 承诺）。这表明，促成《广场协议》的特定条件是不同寻常的，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就汇率问题进行深入、持续的协调并非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