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分享之八《危险的愉悦》《愚者之毒》
危险的愉悦
【美】贺萧 著，韩敏中/盛宁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这本书的写作者是美籍华裔历史学者贺萧（Hershatter），她通过上海娼妓的历史，探讨了20世纪中国在殖民、国家治理与现代性建构中，性、阶级和权力如何交织并塑造女性身体与社会话语。
这本书不只是一本“上海风月志”，更像一面检验现代性的裂镜。读完之后，我最强烈的体会是：贺萧写的不是“发现了什么事实”，而是“事实如何被制造”。她把马克思主义的权力与物质视角、女性主义的性/劳动议题，以及后结构主义合拢到一起，逼我们承认，所谓名妓、雉妓、人口买卖、性病与国家，并非纯客观对象，而是被不同时代的话语裁切出来的“可用事实”。
从材料谱系看，指南书、小报与主流报章并置，恰是两套凝视的赛跑：一边是把“高等”包装成男性气质与都市雅趣的生产线；另一边则把“低等”编码为治安、性病与国家危机。二三十年代“愉悦”被“危险”淹没，四十年代彻底问题化，这不是风气突变，而是读者结构与体裁更迭（黑幕小说、丑闻报道）共同推动的结果。媒体不只记录，更在建构“应被治理的对象”。
书中对行当内部的制度史研究尤其扎实：节度、局票、打茶围、账房分成，以及老鸨、娘姨、房侍的权力经济学。读到这里我改观很大——过去我习惯把娼妓想象成全然受害者，但在一套繁复的礼仪与规则里，高等妓女确曾争得有限的议价空间（相好、退身计、花榜竞逐）。清末“过门局”等规矩，在某些时刻确实为妓女留出了一点点可守的利益边界。当然，我也在“处女经济”“反复卖苞”的章节里感到不忍，身体被当作计量最精密的资产，能动性被榨干，规则就变成了暴力的润滑剂。
更刺痛我的是国家—民族话语如何把女性身体当作危机的隐喻与修辞工具。性病从个体卫生滑向民族体质，殖民当局的体检与西方中心主义偏见，与本土改革者的道德化、卫生化叙述勾连在一起，“民族耻辱”的重担一次次压到女人身上。我由衷不满这种把国族焦虑外包给女性贞洁的逻辑，同样愤懑的，还有久违不见的“禁娼不禁嫖”，买的一方在法与舆论中常被遮蔽，治理矛头却持续对准卖的一方。
针对娼妓业的治理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租界时期登记体检与税收，将娼妓业纳入财政与警务的管辖范畴；民国的禁娼反复、与市场和帮会妥协；新政权则以“整体动员＋再教育”强力取缔。作为读者，我一方面承认后者的行政效能，另一方面也看到“诉苦—改造”的叙事训练如何把个体经验整编为单一范式，性与情感被消音，记忆被标准化，正如书中提到的 “国家寻找统一语言、必须找到敌人”。
就像贺萧提到的，现有的史料中几乎缺席关于女性的 “身体知识”——经期、避孕、妊娠、育儿等被史料结构性静默。恰恰这些细节，才是女性经验的基底。若能更多进入性工作者自身的口述与身体史，文本将更有温度与厚度。
把目光拉到当代，八九十年代后卖淫再现，市场语言堂而皇之——“青春是资本”，女性因性别歧视、受教育程度有限等原因，缺乏体面的致富路径而被迫拥抱向下的自由。更复杂的是，下岗、流动、地方帮派与海外资本的多重压力把性工作推回灰色地带，治理在“治安处罚—劳教—再犯”循环里疲于奔命，而“嫖客结构”与中介网络的权力仍被轻描淡写。
《危险的愉悦》最打动我的不是它提供了多少新事实，而是它持续逼问——是谁在说、如何在说、为谁而说？我在阅读中逐步形成的判断是，要真正理解“娼妓—现代性”，必须同时追踪媒体资本、民族国家、法律与医学、亲密关系与身体知识的共同生产，拒绝被“好女人／坏女人／死女人”的三分法和“受害者／寄生虫”的二元论牵着走。贺萧已经把方法论的地基打好，下一步，或许就是让更多女性自己的声音与身体经验，回到史场中央。
愚者之毒
【日】字佐美真琴 著，王维斯，冷玉茹 译，新星出版社
宇佐美真琴的作品多关注社会现实与人性阴影，《愚者之毒》正是她创作版图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与她早期较为单一的悬疑叙事相比，这部小说兼具社会纪实、心理描摹与伦理探讨，把煤矿事故、公害问题、家庭暴力等社会背景，和人物命运的纠缠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既残酷又带有悲悯的文学气质。在她的作品序列中，这本书既继承了她对“犯罪与命运”的持续探索，又在主题上更进一步，将集体罪恶与个体赎罪交织，形成一部厚重的社会悲剧。
所谓“愚者之毒”，并非简单的恶或疯狂，而是一种逆向的智慧。书中有人说，“一无所知，胜于对许多事物一知半解。宁可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傻子，也不要做一个人云亦云的智者。”这句话揭示了标题的真正含义：人无法去掉身上的毒素，但若能以自己的意志生存，愚者反而能将毒素转化为新的可能。这里的“毒”既是社会结构、家庭暴力、矿难贫困带来的腐蚀，也是人类心灵中难以消解的负罪感。作者借由人物命运告诉我们，真正的愚者，不是无知，而是能承受、消化并转化毒素的人。
小说多条时间线交织：1985 年夏天，科学与迷信的交错被揭开，所谓鬼火不过是人心作祟；1966 年春天，少女面对矿镇的贫困与绝望，思索自己是否只能重复母亲的人生；1986 年冬天，长辈告诫孩子要学会以“愚者”的姿态生存；2015 年和 2016 年，成年人在多年罪孽的阴影下挣扎，秘密让他们结为夫妻，却也使他们永远成为彼此的罪证。过去与现在彼此渗透，形成一种“记忆的诅咒”，就像乌鸦的鸣叫、光球的闪烁、车祸的火光一样，无孔不入地侵扰着现实。
在叙事层面，作者设置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对照。筑丰矿难的惨烈现实，与年轻人理想主义的破灭交织在一起。社会表面上在进步，公害问题被讨论，环境保护运动兴起，但矿难、爆炸、水俣病与四日市哮喘依旧接连发生。社会只关注金钱和利益，像空壳子和竹丈这样的角色，正是投机和冷漠的缩影。他们或许曾在学生运动中声高气壮，但骨子里却是利己主义者，只是借理想之名满足自己的欲望。相比之下，小勇的执拗与无私，则是另一种逆流而上的姿态，即便最终也难逃宿命。
书中塑造的人物充满矛盾。夫妻之间明知彼此就是罪恶的源泉，却依旧紧紧依附，像剖开胸膛把污血与内脏暴露给对方看，无法逃离又无法释怀。他们互为共犯，互为负担，却也因此结下无法割裂的纽带。由起夫和希美的关系尤其复杂，他既是她的守护者，也是她的镜像。他选择了惩罚自己，甚至因此丧失男性功能，用身体践行忏悔。希美则在不断更换身份、不断说谎中苟活，却始终逃不掉过去的追逐。两人明明相爱，却只能在阿修罗般的地狱里彼此拥抱冰冷。
小说中反复出现“苦难让人变成魔鬼”的主题。有人为了生存被迫选择杀戮，有人主动放弃善良走向阿修罗之道。可即便如此，读者仍旧能在黑暗里捕捉到微弱的人性光辉，由起夫宁愿放弃自己去守护希美，希美只想让叶子获得幸福，难波老师在识破真相后选择沉默与宽容。这些光点最终都被命运的齿轮碾碎，但它们的存在提醒我们，即使身处绝望深渊，人性仍有闪烁的可能。
令人震撼的是，故事并没有把“罪恶”简单归结为个人的恶行，而是把背景放在日本经济粗放发展的年代。煤矿爆炸、公害病、环境污染、资本投机，这些集体性的灾难成为人性扭曲的温床。个体的选择固然重要，但在宏大、冷酷的社会结构下，他们几乎注定要被裹挟。正如书中反复呈现的多米诺效应，一件罪行引发另一件罪行，谎言覆盖谎言，悲剧层层叠加，直到所有人都无处可逃。
读完全书，最难以释怀的不是谋杀情节本身，而是那种宿命感。人们一次次在关键节点上选择掩盖、选择沉默，仿佛被命运推着走向深渊。他们本可以挣脱，但又主动把自己交给了阿修罗的路。到最后，即便有人终于获得安宁，那也是以彻底毁灭为代价。
《愚者之毒》是一部残酷却深刻的作品，它通过层层交错的时间线和复杂的叙事者身份，展现了社会灾难、人性黑暗与微弱光辉之间的张力。它告诉我们，愚者的生存方式或许并不光鲜，但唯有愚者敢于背负毒素，在绝望中寻找微小的出口。而智者的半吊子知识与自欺欺人（比如书中的竹丈和空壳子），只会让毒素肆意流淌，最终成为悲剧的加速器。
人类真正的挣扎不在于战胜外部的灾难，而在于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的毒素。在愚昧与智慧之间，选择做一个有意志的“愚者”，或许才是抵御绝望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