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VITA SHORTS華語短片聯展綜述-對話的新世界|在電影節
上海總是被稱為中國大陸境內那個當之無愧的電影之城，從歷史來看上海開始的中國第一次電影放映，國營製片廠的設立，包括1993年建立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也是中國唯一的A類電影節，迄今也依然是每年在上海的最大電影盛會、一個影迷們的狂歡。因而當任何類型的電影活動發生在上海時，相信觀眾們都是對此喜聞樂見的，此地的影迷依舊保持了對電影求賢若渴的精神和開放的態度，筆者相信大概是這樣一種精神的延續和，我們得以看見VITA SHORTS這個專注於短片的電影節展從上海起步。
對於很多創作者而言，短片之於長片更像是一種前置，大部分短片的創作者們受制於資源或者資金無法拍攝長片，當然亦可能只是對短片這個媒介極富興趣，不論原因與否，VITA SHORT就這樣給予短片創作者和短片愛好者們一個交流的平臺、一個保證“肆意”的空間。
2024年10月18至20日VITA SHORTS華語短片聯展在主會場凱迪拉克·上海音樂廳以及副會場寰映影城舉辦。三天時間裏密集塞進了華語競賽單元、亞洲視野單元以及劇場！劇場！展映單元三個華語創作者的聯展的同時，也給我們搬來了蔡明亮導演特展、釜山國際短片電影節特別策劃等一系列大陸以外區域的優質短片放映。主辦方的誠意和可以撬動的資源也從這個排片得以所見。
筆者在VITA SHORTS的三天完全可以用充實所概括，此次以媒體身份前來看片和參與活動，也以一種垂直式的理解短片領域的姿態觀摩、學習。
觀摩年輕的華語創作者到進入過各路影展的國際有名的短片，此次的閉幕特別策劃也選取了入選過康城、鹿特丹、聖塞巴斯蒂安的國際短片，相信對於所有觀眾而言都是一種振奮。如果要從兩種感受來概括這次的體驗，大抵可以用以下兩個副標題加以描述。
對話、對話
如果要用一種相似的感觸串聯在VITA的三天收穫，大概是一種久違的對話感。由釜山國際短片電影節策展人姜秉和，導演耿軍，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導演楊弋樞所組成的終審委員會與觀眾的距離可以用0這個數量級一言以蔽之。無論是創作者、普通觀眾還是業內人士，和這三位行業內的資深大師都可以在觀影后閒聊暢談，這是VITA SHORTS所呈現出的扁平化。
而這種強調對話、注重互動的氛圍也在活動的設置上得以明顯看出，除去開閉幕的特別策劃，九場放映均設計了映後問答環節，唯一一場沒有Q&A的環節還是第二天的短片導演論壇，由此可見VITA SHORTS對於活動設置以及參與感的態度。相信創作者們以及觀眾都可以在這種暢談的環境裏找到自己對短片的疑惑和關注。
在寰映影城時筆者有幸採訪了獲獎短片《第二個孩子》的羅潤霄導演和評審委員會的耿軍導演，關於很多創作的母題，年輕的創作者和富有經驗的導演分別會有怎樣的態度和反應這是非常值得細細聆聽的。
而這樣的交流其實也不僅僅是在創作者中，也會是在策展人的交流之中，在釜山國際短片電影節的映後，策展人姜秉和就闡述了他帶三部影片來VITA的原因，其所象徵的韓國的過去、韓國的底層中年（現在）和韓國的年輕一代（未來）。想必這樣誠摯的選片思路以及對創作自由的探討也是眾多觀眾在VITA聚集的原因之一。代表着韓國過去的影片《我母親的故事》大概是整個系列裏最深入人心的一部，以日據朝鮮時期女性為第一人稱視角的口述歷史，內容竟然可以涵蓋朝戰、婚姻和家庭，還在影片中設計了別出心裁的歷史回溯，對於一部短片而言，十分短小精悍且成熟有力。像這樣的短片作品，會是我們在VITA樂於遇見的中外交流。
這樣注重交流的行徑，對於主辦方而言，放映的態度大概是一種吶喊式的“劇場！劇場！”的呼喚，而對於每一個參與的觀眾而言，這就是一種“對話！對話！”的呼籲，它巧妙地形成了一種映襯、一種互文。
黑盒子裏的新世界
黑盒子是筆者對VITA SHORTS在上海音樂廳會場的戲稱，當你乘坐電梯抵達整個放映空間時，會發覺這裏獨有的私密性，像博物館展廳、也像家庭沙龍，確實是適合靜靜觀影的地界，除去椅背所帶來的疲憊感，這裏確實儼然是一個探索影像魅力的殿堂，在VITA SHORTS的官方定位中，這裏是一個“肆意自由的新世界”。而筆者也從觀影中感受到了那種在黑盒子裏探索新世界的新奇感。
對於習慣了長片敘事邏輯和節奏的觀眾而言，短片儼然是另一個維度的產物，在講好故事這個層面上可探索的方式的也更多。創作者們受制於短片二十幾分鐘、三十幾分鐘的時長很難同時兼顧風格化的影像和成熟的故事而通常只能二選一。
這樣的抉擇即便是名導也無法擺脫的，蔡明亮導演的《無色》將情緒與節奏發揮到極致，擁有頗似音樂錄像帶的畫面和音樂的搭配，卻無法在有限的時長里舖設有序的故事。而為普契尼誕辰在馬來西亞所拍攝的《蝴蝶夫人》只能用片段將女主人公那種“因為相信愛情而等候”的愚態和窘迫所復刻出來，很難將情緒加以在片尾升華。
《天橋不見了》則是本次蔡導作品中最為欣喜的一部，承接着長片《你那邊幾點？》的劇情之後，蔡明亮導演發現現場拍攝地的天橋已經消失殆盡，在故事上她安排了一個不斷尋找天橋和天橋上的男人的女主，但是在背景與近似於底噪的情緒上他選用了暖色的商場和飽和度奇高的藍天白雲，酷暑難耐且停水的台北市頓時到了眼前，僅用了兩個極具生活化的對話和行為便將那種焦躁的情緒埋入了影片的暗線之中，這種對影片節奏和敘事結構的成熟把握，讓人在觀影之後隨着片尾曲——徐小鳳的《南屏晚鐘》沉浸其中，只覺感動。
既然稱其為新世界，那想必也一定有新的地方，華語競賽單元的14部入圍短片，首映率接近80%，這也包括了4部世界首映的短片，至於兩個單元的展映也有多部影片是世界首映或亞洲首映，這幾乎確保了觀眾們來觀影的電影一定是“未經咀嚼”的“新鮮食物”。
既然提到新世界，那有所對比的大概可以提一下“舊”，建成於1930年的凱迪拉克·上海音樂廳，原稱叫南京大戲院，是十里洋場第一個得以放映外國電影的劇院，這裏曾放過《百老匯》。如今時過境遷，我們也可以驕傲地說這裏也曾放過蔡明亮。
或許歷史帶給了上海這座電影之城無數為之自豪的痕跡，它們被刻在史書上、被水泥封在了屹立不倒的建築里，但是着眼於影像的未來，我們能否期盼華語創作者又從南京大戲院中迸發而出呢，當歷史的、和未來的有所觸及，每一次“打破常規的大膽試驗”，每一次“對先鋒、年輕之影像的探索”就變得格外珍貴，我們如何進入這個自由的新世界，大抵是只需要着眼於那些來之不易的為短片創作者而開設的“黑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