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bh出發：那些移民故事

人類學有一個學說名「非洲出走」 （Out of Africa) , 其理論是以人類DNA進化，古人類進化，語言演化及考古證據去推斷20 萬年前現代人類（Homo sapiens）最初起源於非洲，然後由非洲遷徙到世界其他地區，逐步取代當時已經存在於其他地方的古人類，例如尼安德塔人，直立人等。此學說證實了人類不是定居物種，而是遷徙物種。

1892年1月1日，17歲的Annie Moore 帶著15歲及12歲的弟弟由愛爾蘭的Cobh 塔船去美國紐約，與比她早4年已到達美國的父母團聚。當她到達Ellis Island 時，入境處發她一枚$10金幣作為歡迎禮物。Annie Moore 的故事是當年大西洋遷徙(Great Atlantic Migration) 的其中一個故事。

一步出愛爾蘭Cobh 的郵輪碼頭，第一眼就看見Annie Moore 和其弟弟的銅像，Annie Moore眼神迷茫，心有牽掛， 其中一弟弟手指向遠方，那方就是美國。 此個銅像在美國Ellis Island 的碼頭也有一個，同是Annie Moore 和其弟弟，雕像則遙指另一方，那就他們的出生地-愛爾蘭。

愛爾蘭有一首經典名曲名”Isle of Hope, Isle of Tears” 把Annie Moore 的真實經歷以音樂譜出，故鄉的眼淚與未來的希望互相交織，是離散，哀愁然後重生。此曲感人之處就是以小人物見證著大歷史。當年的歐洲尤其愛爾蘭飽受戰亂，殖民年代的政治壓迫，及大饑荒的動蕩。很多愛爾蘭人及歐洲人為了生存，紛紛投奔美國，希望那個自由之地能帶來生存機會。

美國夢的原型由此而來，當年的美國就是以移民人口立國，第一代的艱苦成為移民二代及三代的福蔭。在美國生活的Annie Moore 一生不算順遂， 她在紐約市生活，嫁了德國裔的麵包師傅，育有11名子女，可惜很多也早夭。Annie Moore 一生貧困，大約50歲時病死，最後跟早夭的兒女合葬一起。

不是每一個移民故事也能福慧子孫，但差不多每個移民第一代的故事也跟Annie Moore 相差無幾，刻苦耐勞，掙扎於柴米油鹽醬醋茶。為了生存他們義無反顧在美國𡚒鬥，因為已經後無退路。 美國的生活難捺，但家鄉是絕路。

在Annie Moore 的雕像旁有一所Heritage Centre, 裡面記載了很多愛爾蘭移美的家庭故事，當然還有觸目驚心的鐵達尼號（Titanic) 悲劇。1912年4月11日， 鐵達尼號從英國南安普敦（Southampton)出發後，經法國瑟堡（Cherbourg），來到Cobh（當時稱為Queenstown）。此地方是鐵達尼號的最後一個港口，當天接載了123位乘客，主要是愛爾蘭移民去美國，最終卻不幸在北大西洋沉沒。

鐵達尼號沉沒的113年後，Cobh 此個愛爾蘭小鎭隨着愛爾蘭獨立後，經濟由早期封閉變成開放，政府引入外資，鼓勵貿易，加上成為歐盟成員國之一， 國家經濟突飛猛進，此個小鎭由貧窮變成富裕。今日的Cobh 與100年前相比，既改變巨大，又幾乎未變。城內依然保留着很多歷史建築物，例如山上的教堂，火車站，港口碼頭，鐵達尼號登船室， 當年營救鐵達尼號的Cunard郵輪辨公室等。 從街頭，雕像，博物館，當地居民的故事，每一角落都在訴說着那首船，那場離別，那些人，那些家庭。

在鐵達尼號博物館內，我買了個船長小熊作紀念。步出博物館，坐在海濱花園，正面迎向大西洋港灣，看到遊輪，目下的潮水，遠方燈塔和日落。

據說太陽是一顆壽命約 100 億年的恆星，100年前的太陽跟現在的太陽本質上沒有任何變化。它每天照樣為地球輸出能量，安然地升起與落下。同一顆太陽，照著同一顆地球。1912年4月10日傍晚，19歲的Jeremiah Burke 就是此處看夕陽，然後登上鐵達尼號。出身於愛爾蘭農村天主教家庭的他，是家中最年輕的男孩，他和數十萬名愛爾蘭年輕人一樣，因家境困難，社會又缺乏就業機會，前往美國尋找更好的生活，他的目的地是波士頓，投靠在美生活的姐姐。

上船前，他把母親給他的一瓶聖水倒走，放一張告別信在瓶中，從船上拋入大海。最後，他沒有到達美國，也沒有回愛爾蘭。反而那瓶中信在鐵達尼號沉沒後的數月漂流上岸，被一位漁民在愛爾蘭西部Kerry郡的海灘發現。信的內容是 “From Titanic, goodbye all, Burke of Glanmire, Cork.”  Jeremiah Burke 的遺體從未尋獲，而他的家人用瓶中信作為他最後的「回家」。

夕陽見證了很多移民故事，移民故事又豈止Cobh，世界上有千千萬萬的移民家庭，在愛爾蘭，在美國，在加拿大，在英國，在巴勒斯坦，在非洲，在香港，在中國等。大約在1950-1980年代，中國大陸也有很多家庭移居香港，他們都是逃避政冶動盪，貧困及追求自由。

本質相同的移民故事，為何Annie Moore 可以成為家傳戶曉的愛爾蘭經典，反而中國大陸移民香港的故事都是民間口述故事，缺乏一種共同認知性或代表性？

可能經典也需要一種話語權及政治正確性吧。Annie Moore 的故事不斷地被官方記錄，有媒體文化加持，例如雕像，音樂劇，文學等，因為她像徵一種向「新世界出發」的精神，而此精神又迎合着「美國夢」。然而港英政府當年視內地移民為一種邊界遷徙，加上移民人口帶來的冶安問題及人口壓力。逃難的原因又政治敏感，香港當時又是殖民地，沒有什麼國族建構的需求，就不需要以故事來凝聚社會。

“History is his story” 歷史是勝利者的故事，此話是真的。其實不止歷史，連民間故事也是，那些故事值得被記載，那些被遺忘，也包含很多時代的統治因素。

或許，每一段遷徙的腳步都值得被銘記。又或許從一粒沙至一個人，甚至一個世界，本體上皆是空性，亦即是無固定自性，沒有高下之分。所有未被記下的故事不是因為沒有價值，而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無論是皇帝還是乞丐，他們的故事終究皆過去，皆無常，皆歸於空。英女王逝世了，富豪李兆基逝世了，流落街頭的曾灶財逝世了，鄰居甲也逝世了。 無論故事有沒有被記下，都是終需一別，剩下的故事像大樹旁的一坨狗屎，成為人間的肥田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