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南巡（1992）

1992年春节刚过，沈桂芳就发现了那件怪事。

纸盒厂的活少了。

不是没有活，是活少了一大半。原来一天能拉回来两车纸板，现在一天只有半车。厂长站在厂门口抽烟，一根接一根。有人去问他怎么回事，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一下：

"厂子要转了。老板不干了。谁爱干谁干。"

纸盒厂是街道办的，说是街道办，其实就是几个退休老太太带着一帮家属在干。没有正式编制，没有合同。说倒就倒了。

沈桂芳在那堆半车的纸板里挑了一些好的，拿回家，糊完。最后一批纸盒交上去以后，她坐在走廊里，把手上最后一圈胶布撕下来。手指上全是干了的胶水印子，洗不掉了。

她把剩下的纸板摞好，码在墙角。

"不糊了？"陈思原问。

"不糊了。"

沈桂芳把手洗了三遍。热水，肥皂，搓了很久。搓完了，手还是那個样子——粗糙，关节突出，纹路里嵌着洗不掉的胶水印。

她站在水龙头前，看着自己的手。看了一会儿。她把袖子放下来，走进屋里。

陈晓源寒假里还在补课。学生换了一批——初三的要中考，高三的要高考。他每天下午出去，晚上回来。一个月能挣一百多。

三月里，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个名字。邓小平。说他去了南方，在深圳、珠海、上海转了一圈，说了很多话。报纸上的字越印越大，标题越来越长。有人把报纸贴在胡同口的墙上，围了一圈人看。有人念，有人听。

陈晓源路过的时候，也站下来看了一会儿。他看见一行字，字不大，但他看见了：

"发展才是硬道理。"

他站在那排字前面，站了片刻。然后他骑车走了。

四月份，沈桂芳找了一份新活。

不是纸盒厂了。纸盒厂已经彻底关了——厂长把厂房租给了一个做服装生意的人，自己领着一笔补偿金走了。沈桂芳在胡同口看见一张招工启事，是饭店洗碗的，一个月六十块，管一顿中午饭。

她去了。

饭店不大，在街角，卖包子、面条、炒菜。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四川女人，姓吴，嗓门很大。她看了沈桂芳的手，问了一句："干过活没有？"

沈桂芳把手伸给她看。吴老板看了，没有说话，把她领到后厨。

"碗在这儿洗。中午十二点到两点最忙，你扛得住就行。"

沈桂芳系上围裙，开始洗碗。

水是凉的。手泡在水里，半个小时后就没有知觉了。她咬着牙，一个接一個地洗。洗完了摞好，放在架子上。再洗下一批。

第一天下来，她的手指缝里全是皱的，泡白了。

她回家以后，把手泡在热水里。陈思原坐在旁边，看着她妈把手泡在盆子里。盆子里的水慢慢变红了——手指上那些裂口，一遇热水就裂开了。

陈思原没有哭。她去柜子里翻了翻，找出一卷新的胶布，递给她妈。

"妈，明天包上再去。"

沈桂芳接过胶布，没有抬头。

"嗯。"

五月份，陈晓源做了一件事。他辞了学校的工作。

不是不干了——是停薪留职。他跟学校签了两年的合同：不要工资，保留编制。他想跟人合伙开一个补习班。

合伙的人是赵老师的弟弟——赵老师那个去纽约的男朋友后来回来了，两个人结婚了，现在在街对面开了一家小书店。赵老师的弟弟叫赵建国，没有考上大学，在街上摆过地摊、给人修过自行车、倒卖过电子表。他脑子活，嘴皮子快。

他来找陈晓源的时候，穿着一件皮夹克，骑着摩托车。

"陈老师，我有个想法。咱们开个补习班——你负责教，我负责拉学生。五五分成。"

陈晓源看了看他的摩托车。摩托车是新的，银灰色的，擦得很亮。

"你摩托车哪来的钱？"

赵建国笑了一下："倒了一批牛仔裤。赚了一笔。"

"辞职了？"

"辞了。在哪儿干活不是干活？"

陈晓源站在那里，看着赵建国的摩托车在路灯下反射的光。他想了一会儿。

"好。"

赵建国动作很快。一個星期之内，他在学校旁边的胡同里租了一间民房，刷了墙，摆上了二十张课桌和一块黑板。门口贴了一块牌子——"建国补习班"。他印了一千张广告单，在几个中学门口发了一圈。

"名师执教。一对一辅导。包教包会。"

第一个月，来了十五个学生。陈晓源一个人教。每天从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中间休息二十分钟。他教数学，有时候也教物理——有人带了物理题来问，他看了一眼，也能教。十五个学生交的钱，分成之后，陈晓源拿到了四百多块。

他把钱拿回家，放在桌上。

沈桂芳看了看那些钱。她没有数。她正在搽一种白色的药膏——同事介绍给她的，说洗完手以后搽了就不裂了。她搽得很慢，把药膏一点一点揉进手指的裂缝里。

"比在学校挣得多。"陈晓源说。

"嗯。"

"你那个洗碗的——别干了。"

沈桂芳没有回答。她把药膏的盖子拧上，放在桌上。她的手已经搽好了，白白的，像是戴了一双看不见的手套。

"先干着。万一补习班不成了，还有这个保险。"

陈晓源没有再劝。

老屋的院子里，陈建中坐在槐树下面。槐花已经开过了，结了绿色的荚果，细细的，藏在叶子底下。

陈晓源坐下来。他把他辞职开补习班的事说了。

陈建中听完，没有马上说话。他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槐树的叶子密密地遮着，碎影落在他脸上，一晃一晃的。

"你教了十几年书？"

"十六年。"

"十六年。"陈建中重复了一遍。他想了想。"你那个——建国补习班，能开多久？"

"不知道。先签了两年。"

陈建中点了点头。他伸手摸了摸那棵槐树的主干——树皮很糙，硬邦邦的，像是已经长了很多年了。

"你记得不记得，你小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

"什么？"

"你问我，蚂蚁搬家搬了几百年，有没有一只蚂蚁想过——不搬了。"

陈晓源愣了一下。他不记得他问过这个问题。

"我怎么回答的？"

"你没回答。你那时候才七岁，问完就跑出去玩了。"

陈建中把另一朵落下来的槐花接在手心里。

"你现在可以自己回答自己了。"

陈晓源坐在那里，没有回答。风把槐花的香味送到他脸上。蜜蜂在头顶上嗡嗡地响。

八月份，补习班的學生增加到了三十个。

赵建国又租了一间房，两间打通，摆上了四十张课桌。他又招了两个老师——一个英语的，一个语文的。英语老师是赵老师本人——她已经从美国回来了，跟男朋友结了婚，在教书。她说她可以每周来教两个下午。

赵建国说："暑假结束之前，我要做到一百个学生。"

没有人觉得这是吹牛。

九月份，陈晓源收到了一封信。是从比利时寄来的。

信是陈思飞写的，厚厚的一沓。信纸上写着他在KU Leuven的生活：住在一个老太太家的阁楼上，房租一个月两千比利时法郎。学校的课很难，但教授很好。每天骑自行车去上课——自行车是二手的，花了五百法郎，链条老是掉，但他已经学会怎么挂回去了。

信里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上陈思飞站在一栋古老的建筑前面，穿着那件灰夹克——已经洗得有点发白了。他瘦了一些，但精神很好。他对着镜头笑，露出白牙。

陈晓源把信看了两遍。然后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是陈思飞写的：

"爸，书我看完了。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回去。但我记住了一句话——'此去三万里。看完了，就回来。'"

陈晓源把信和照片放在桌上。他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秋天。补习班第二间教室的墙刚刚刷好，白灰的味道从窗户外飘进来，有一点刺鼻，但不难闻——是新东西的味道。

他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然后他站起来，走进那间新刷好的教室，在空荡荡的课桌之间走了一圈。他走到黑板前面，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

一个字。

火。

他看着那個字，看了很久。灰白的粉笔字在绿色的黑板上，不长，也不短，就一个笔画简单的汉字。然后他擦了。

十一月份，沈桂芳的饭店老板把她的工资涨到了八十块一个月。

"你干得好。"吴老板说，"别人洗的碗我不放心。你洗的碗我看着舒服。"

沈桂芳没有说什么，她把围裙系紧，继续洗碗。但她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在路边的书摊上买了一把葱——不是一根，是一把。她回到家，把葱花切得细细的，撒在面条上。

陈思原吃了两碗。

十二月，一封信从台湾来了。

陈建华写的。信上说，台湾的政策又松了一些——"明年春天，我想带晓恩他们一起过来看看。我妈说想回大陆看看。"

信封里还夹着一张照片——陈建华站在一座山的山顶，身后是海。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

"这是台北的阳明山。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大陆。"

陈晓源把照片翻过来，看着那片海。海是蓝色的，蓝得不像真的。远处有一条模糊的线——她不知道那是不是大陆的海岸线。

那年末尾，陈晓源算了一笔账：补习班半年，他挣了将近两千五百块。比他当老师全年工资加补课还多。他站在新租的教室里，看着满屋子的学生——三十七个，有的在低头做题，有的在交头接耳。电灯的光照在他们身上，在冬天的黑夜里显得格外亮。

下课了。学生们收拾书包，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教室。教室空了以后，陈晓源没有马上关灯。他站在讲台前看着那些空位子，看着黑板上的那行字——是他今天上课写下的最后一行字，还没有擦。

那是一道二次函数的解法。x等于什么。y等于什么。答案是多少。

他拿起黑板擦。他擦了。

在擦掉之前，他看见那行字旁边，有一个学生用粉笔画了一个小小的东西——一只蚂蚁，很小，就两三个笔画。沿着黑板的下沿，在爬。

他没有擦掉那只蚂蚁。

他关了灯。锁了门。骑上车，回家。冬天的风刮在脸上，有点疼，但这种疼让他觉得——还活着。

（第十三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