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默中爆發：中國欠薪危機、階級矛盾與性少數邊緣化的交叉結構》——欠薪、失業、內卷、靈活用工與性少數邊緣化的交錯剝削機制研究

　　在中國當代社會，欠薪已成為一種普遍且制度化的現象。中國勞工通訊於2025年1月29日發佈的報告顯示，2024年全年全國共記錄工人集體行動1508起，覆蓋多個行業與地區，反映出中國勞資矛盾的廣泛化與結構性特徵日益突出。

　　從行業來看，建築業仍是抗爭最為集中的領域（733起，佔48.6%），製造業緊隨其後（452起，佔30%），較2023年（434起）略有增長。服務業與交通運輸與物流業分別為148起（9.81%）和64起（4.24%），重工業、教育與採礦業雖總量較低，但也均有顯著記錄，表明制度性拖欠和壓榨已蔓延至各類型崗位體系。

　　地域分布方面，行動主要集中於沿海工業省份，廣東以346起居首，山東（106起）與浙江（101起）緊隨其後。但更值得關注的是，河南（80起）、河北（69起）、陝西（59起）等內陸地區也出現了大量工人抗議事件，顯示出隨著基礎設施外包與地方財政困局的加劇，勞工問題已從發達經濟帶逐步擴散至內陸城鄉結構的多個斷層。

　　工會形式主義盛行、跨國公司對供應鏈中勞工權利侵害缺乏責任承擔，構成了這些衝突的直接誘因，也進一步揭示了深層的結構性治理危機。

　　2025年春以來，全國多地密集爆發討薪行動，部分案例經由短視頻平台廣泛傳播，引發輿論強烈關注：廣西桂林環衛工人罷工以要求政府兌現「假期三倍工資」的承諾；廣東深圳上千建築工人因欠薪集體罷工；黑龍江七台河市煤礦下崗職工到市政府前集會以聲討三個月未發放的最低生活保障、社保、醫保等；廣西南寧電網工人在公司門口駐紮討薪；浙江金華快遞工人集體罷工討薪；江蘇南通繡花廠工人到工廠和老闆家討薪；福建泉州鞋廠數百工人集體罷工，抗議公司欠薪、克扣工資、欠繳社保以及不和工人簽訂勞動合同；河北邯鄲中學教師因被欠薪以及學校被降級而集體罷工。雖然這些事件多由底層工人自行拍攝、上傳，尚未獲得主流媒體確認，但其傳播廣度與共鳴強度，足以說明：勞動者的憤怒已突破維穩話語的遮蔽，形成一種「自媒體驅動的集體申訴邏輯」。

　　這些看似零散卻持續爆發的行動，實際上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現實：欠薪早已不只是個別企業的管理失誤，而是一種制度性、結構性的社會病灶——它既是市場化用工制度與財政收縮共同作用的結果，也是在「平台經濟—靈活用工（flexible employment）」雙重主導下，大量勞動者被排除在正式保障體系之外的制度常態。無論是編外教師、城市環衛工、合同護士、還是快遞員與主播，他們共同處於一條缺乏可見申訴路徑與合法討薪機制的剝削鏈條上，構成當代中國最為沉默而廣泛的勞工群體。

　　這一現象不是偶然的「管理失誤」或「經濟困難」的副產品，而是中國特色國家資本主義治理結構內部邏輯的直接產物。欠薪，正是這一體系中用以轉嫁危機、維持控制、榨取剩餘的日常機制。這種結構性暴力，構成當代中國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的前沿表現。
　　在這場階級性危機中，性少數群體的處境更為隱秘與危險。他們同樣身處於這一勞動剝削鏈條中，但卻在政治層面被排除於集體主體的定義之外，在公共話語中難以作為嚴肅社會議題出現，在社會文化領域則被消費為娛樂與個人形象，被徹底去政治化。以非異性戀、非二元性別（non-binary gender）身份存在於勞動體系中的性少數者，因違反主流性別規範與家庭角色期待，處於被高度邊緣的位置；這種性別與階級的交錯，構成了一種「被雙重遺忘的處境」。
　　本文嘗試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交叉性壓迫理論出發，勾勒出中國欠薪危機的階級結構圖譜，並指出性少數在其中的邊緣化位置與鬥爭可能性，以此思考一場跨群體連帶與新政治想像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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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欠薪並非異常，而是制度性常態

　　中國當前的欠薪現象，已從局部或短暫的問題演變為一種廣泛存在於多個行業的結構性問題。從勞動密集型的東南沿海製造業，到各地中小型服務企業；從被裁撤或重組的教培與校外托育系統，到依賴外包工的國企、醫院與公立學校；從平台經濟下的快遞員、騎手與主播，到合同期不穩、薪資隨意克扣的軟件外包與內容產業，再到大量失業後被迫進入「靈活用工」體系的青年大學生與實習工人，多個行業的勞動者正面臨「不確定、無保障、難以追討」的困境。
　　這一現象背後，是地方政府債務高築與土地財政枯竭導致的財政緊縮，是國有企業與公立部門對彈性用工與外包制度的長期依賴，是平台型資本主義對合同責任的逃避與風險轉嫁。這些看似分裂的結構事實上緊密交織，構成一種由官僚資本與民營資本共構的壓迫體系：前者掌控制度資源與行政權力，後者壟斷平台數據與流量資本，兩者共同將風險轉嫁給最無權的個體，以低成本維持一種「表面穩定、實質掠奪」的社會秩序。
　　這是一種從工資拖欠到時間壓縮、從合同模糊到社會流動停滯的全方位剝奪結構。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24年11月27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24年全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8.7小時，遠超國際勞工組織建議上限；與此同時，有研究估計全國約40%非正式勞動者未簽正式勞動合同，完全處於「合法非法混淆」的勞動灰區。這種剝奪通過用工方的「成本控制」話術被合法化，並受到地方政府「維穩優先」邏輯的制度性庇護。欠薪只是這一體系中最可見的暴力形式，還有更多無形卻深入的壓迫，在不斷吞噬人民的生活與未來。它已成為中國式社會穩定的一種「常規手段」：既是經濟治理的壓力洩洪口，也是統治正當性的替代機制；它不再是違法行為，而是制度默許下的穩定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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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動者與資本之間的緊張關係，已轉化為治理體制與人民之間的全面對抗

　　欠薪問題的蔓延，不僅反映經濟結構的失衡，更深層地揭示了統治合法性與治理手段的內在矛盾。當國家放任資本剝削而不加保障，當「法治」無法保護勞動權益，當群體性事件一再被鎮壓、個體申訴一再無效，工人與被邊緣勞動者逐漸失去了對體制的基本信任。
　　同時，青年失業率高企，中產階級下沉，公共服務商業化導致的「高投入低回報」感日益擴大，讓整個中國社會階級流動的幻想破產。根據官方數據，2025年2月中國16至24歲非在校青年失業率為16.9%。然而，部分獨立研究者估計，實際青年失業率可能更高，甚至突破25%。此外，部分省份對高校畢業生就業率設定了50%的警戒線，表明在某些地區就業形勢較為嚴峻。

　　當「寒門再難出貴子」不再是悲觀判斷，而成為大多數人的現實認知，當失業與欠薪不再屬於少數人，而是整個青年的集體經歷時，社會的裂縫就不再能用個體奮鬥遮蓋。

　　當學歷與證書不再是改變命運的憑證，當努力不再帶來尊嚴與保障，當靈活用工被偽裝為「自由選擇」，當內卷化競爭被鼓吹為「進取精神」……階級矛盾不再隱蔽，而是以生活疲勞、精神焦慮、集體失語等形式，滲透到每一個生活場景與精神裂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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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少數的處境：在制度性剝削中被沉默的勞動主體

　　在欠薪與階級壓迫的普遍性中，性少數群體的勞動困境並未被社會正視，反而常常被有意識地遮蔽。

　　一方面，性少數在平台經濟、城市服務、教育與文化產業等非典型勞動（non-standard employment）領域中呈現出較高的集中度。這種趨勢的成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相關崗位的進入門檻相對較低，對學歷、性別表達及戶籍的限制較少；其二，靈活用工機制更便於保持性別身份的隱私，使這些崗位成為許多性少數群體的暫時避難所。然而，跟據《LGBT職場體驗報告》數據顯示，約20%的LGBT員工曾在職場中遭遇騷擾或性別表達歧視，而跨性別者（transgender）與非二元性別者所面臨的暴力風險更為嚴重。根據北京同志中心2022年發佈的跨性別就業調研，近五成跨性別者未與雇主公開身份，其中多數因擔心解雇或辱罵而主動隱匿自身性別認同。缺乏組織支持網絡和安全抗爭空間，令他們極少參與任何形式的集體維權或工人抗議行動。

　　在社交平台上傳播的多個個案也揭示出類似處境：如2023年杭州一位直播平台的跨性別主持人，疑因「形象不當」遭遇解約且申訴無門，在精神壓力之下返回鄉村從事體力勞動；另有城市中若干咖啡店與文創空間的非二元性別從業者，通過匿名訪談披露其「無合同、低薪資、隨時被辭退」的不穩定工作現狀。他們往往選擇隱匿、沉默、自我壓抑，以苟活於碎片化的崗位體系中。最終，他們成為數字資本結構下「可用即棄」的臨時性勞動力，在算法調度與平颱風險轉嫁機制中持續被消耗，而幾乎無法建立任何長期的勞動權利保障。

　　另一方面，性少數議題在主流輿論中經常被貶斥為「個人情感」「娛樂趣味」或「西方議題」，而非作為現實的階級壓迫議題嚴肅對待。官方對「性別」與「性取向」語言的持續審查，使得相關聲音難以進入政策與公共討論體系。性少數因此在勞動體系中不僅被排除於權利保障之外，更在語言結構上被剝奪其作為「政治主體」的存在資格。

　　這是一種交叉性的雙重壓迫：既否認其作為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又壓抑其作為可見社會成員的政治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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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何需要連帶？從交叉壓迫中生成共同行動的可能

　　階級壓迫與性別／性取向壓迫，並非兩條平行線，而是在當代中國治理結構中交錯構築的多重壓迫體系。它們共同指向的，是一種可剝削、可隱形、可替換的無權主體位置：那個既不被制度保障、又不能在公共領域說話的人。在這一位置上，失業青年、被拖欠工資的女工、跨性別實習生與被遺忘的老年勞工並肩而坐。

　　這種交叉性不僅存在於中國，也在全球多個勞工運動中展現出深刻的連帶潛力。例如，美國勞聯—產聯附屬組織「Pride at Work」主張性少數工人為勞工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長期推動性少數工人加入工會運動，促使性別認同與性取向議題納入勞工談判與工會協議中；在韓國，2007年爆發的 E-Land 集團罷工中，數百名超市、清潔與收銀崗位的女性非正規工人因被集體解雇而發起為期510天的聯合罷工，突破性別與行業壁壘；印度達利特跨性別者通過「Trans Rights Now Collective」等組織，推動預留政策（即保障特定社會群體在教育與公職中的比例權利）納入性別邊緣者的特殊需求，並通過出版、培訓與法律協作介入勞工體系，努力為達利特酷兒群體建立一個可見、可聯合、可協商的社會位置。

　　階級、性別、年齡、性取向與教育背景的差異，不再是阻礙彼此聯合的壁壘，而是證明我們共同被壓迫的證據。唯有正視這一交叉性處境，唯有將性少數納入階級政治的敘事之中，並將勞工問題中的隱性身體與情感經驗可見化，新的連帶可能性才得以開啓。這不僅是策略選擇，更是一種倫理立場：不為「最受害者」代言，而是與「被最深沉壓抑的人」共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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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在歷史的邊界上重新發聲

　　欠薪並非工資未到賬的問題，而是對勞動者主體性的一次徹底否定；性少數的噤聲，也不是主動退場，而是被整個語言體系所驅逐。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壓迫形式日益碎片化、聯合意識不斷解體的時代。但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邊界上，重新建構跨群體的政治聯合、重拾共同命運的意識，才顯得尤為迫切。
　　階級的覺醒、性別的政治性與群眾的聯合，不是未來某天會到來的結果，而是此刻就應開始的發聲與組織。

　　當法律不再保障，制度淪為掠奪工具，公共語言拒絕真實，而個體陷於孤立無援的生存日常中，唯有「我們」——那些身處剝削鏈條不同位置的人——開始彼此聆聽、彼此認出、彼此攜帶，新的歷史才能從最深的裂縫中生長出來。

　　這不是一個答案，而是一種召喚；不是烏托邦幻想，而是現實政治中最不可或缺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