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的人

二〇二五年七月六日之後，鄭州人民公園的同志聚地少了很多熟面孔。

我在CathayPlay上看完胡志軍導演的短片《人民公園》時，窗外正下著雨。二十二分鐘的片長不算長，卻讓我在螢幕前坐了很久。畫面裡的金水河畔，幾個中年男人面對鏡頭說話，眼神裡有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憤怒，不是恐懼，比較接近一種被反覆碾壓之後的遲鈍。

導演是在暴力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抵達鄭州的。他不急著尋找結論，只是把攝影機架在那個許多人曾經聚集的地方，問每一個願意停下來的人：你怎麼看這件事？你為什麼還在這裡？

這些問題聽起來簡單，但每一個都沈甸甸的。

影片裡有一個畫面我反覆看了好幾遍。受訪者坐在公園的長椅上，背景是再普通不過的綠化帶和步道，有人在慢跑，有老人在下棋，一切都正常得不像話。可是那個受訪者的肩膀是緊繃的，說話的時候會不自覺地壓低音量，目光時不時掃向旁邊——彷彿在確認有沒有人在聽。

這種日常與恐懼並存的荒謬感，是整部短片最讓人心碎的質地。

胡志軍在導演闡述裡寫道：「當空間變小，當風險變高，『出現』本身，會不會已經成為一種選擇，甚至是一種回應。」這句話像一根針，扎在我心裡很久。

我想起去年在臺北某個同志朋友的聚會上，大家聊到各自生活裡那些「被壓縮的時刻」。有人在辦公室不敢放伴侶的照片，有人在家族聚會上被問到感情狀態時只能含糊帶過，有人走在路上會下意識地與另一個人保持距離。這些都是很小的、看不見的空間壓縮，日復一日地發生，以至於我們幾乎忘記了原本的空間應該有多大。

《人民公園》把這種壓縮拍出來了。不只是拍出來，是讓你看見壓縮之後人們怎麼呼吸。

片中有一個受訪者說，以前大家會在公園裡聊天、下棋，就是普通的生活。事情發生之後，很多人不來了。但他還是會來，因為「如果不來，他們就贏了」。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的語氣很平淡，沒有慷慨激昂，甚至帶著一點不好意思——彷彿在為自己的堅持感到難為情。

就是這種難為情讓我覺得特別真實。

我們習慣了把抵抗想像成某種壯烈的、戲劇性的事情。但在《人民公園》裡，抵抗只是一個人繼續出現在一個地方，繼續過他原本的生活。沒有口號，沒有旗幟，甚至沒有憤怒。他只是坐在那裡，說了一句話，然後繼續坐在那裡。

這部短片讓我想起一個詞：在場。

在場不只是物理意義上的出現。在場是一種姿態，是拒絕被驅離、被消音、被遺忘的姿態。胡志軍帶著攝影機出現在人民公園，是一種在場。那些願意對著鏡頭說話的人，是一種在場。而那些不再出現的人——他們的不在場，也是一種沈默的證詞。

我以前總覺得，改變需要某種巨大的、可見的行動。看完《人民公園》之後我開始懷疑這件事。也許改變更常發生在那些微小到幾乎不被看見的時刻裡：一個人決定繼續坐在那張長椅上，一個人決定把攝影機打開，一個人決定把這些畫面看完。

影片的最後一個鏡頭是金水河的水面，波光粼粼的，看不出任何異樣。河還是那條河，公園還是那個公園。但你知道有些事情變了，有些事情正在被記錄，有些事情不會就這樣過去。

關掉影片之後我翻了翻CathayPlay上其他LGBTQIA+相關的作品。這個平台收藏了超過八百部華語獨立電影，其中許多作品都在記錄那些不被看見的、被擠壓的、卻依然頑強存在著的生命。它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在場——在主流敘事之外，在商業邏輯之外，在審查的目光之外。

我後來一直在想那個受訪者說的「如果不來，他們就贏了」。到底是誰贏了？什麼叫做贏？

也許贏的定義從來就不在那些施暴者的手裡。當一個人決定繼續出現在他原本就在的地方，當一個導演決定把攝影機架在那個地方，當一個觀眾決定把這些畫面看完——這些動作加在一起，構成了另一種勝利的可能。

那是一種安靜的、持續的、不讓自己被抹去的勝利。

《人民公園》只有二十二分鐘。但它讓我看見了暴力之後留下來的東西：恐懼是真實的，創傷是真實的，但留下來繼續生活也是真實的。而那些留下來的人，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回答。

我想起導演在闡述裡寫的最後一句話：「對我來說，這也是一次關於『在場』的記錄。」

是的。在場。僅此而已，但這已經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