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吴季之二：争政治自由，要工人民主，坚决反对经济主义歧途！（2013年1月19日）

按：2013年1月3日南周新年献词被篡改引发媒体声援事件，之后社会各界发出声援，也有一些左翼发出声援，1月10日陆港台十名左翼（托派）人士联署声援南周，当时泛左翼因为是否声援南周发生激烈辩论，不但很多毛派反对，甚至一部分托派也反对，尤其是李星、吴季及当时亲近他们的一些托派青年，例如吴季（笔名“阿芬”）在1月18日于新青年论坛上发表了《关于“呼吁书”和“争民主自由”的简单提纲》（不好意思，我没保存此文）。
次日，我逐条回应了吴季此文。为突出回应的重点，我把我的回应分成两篇短文，第二篇的标题是《回应阿芬之二：争政治自由，要工人民主，坚决反对经济主义歧途！》。
（秋林，2025年8月3日凌晨）

第一篇回应见此：回应吴季之一：对南周事件及左翼呼吁书的一... 

回应阿芬之二：争政治自由，要工人民主，坚决反对经济主义歧途！

秋火

5、一个极为重要的错误是：阿芬似乎把工人运动与他所谓的“民主化”[准确说是资产阶级统治下一定程度的开放政治自由]对立起来（“因为对低水平的工人运动没辙，退而求从‘民主’找突破口”），而且显然忘记了（但愿只是忘记了）工人民主正应该是赤色工人运动的核心追求。而且阿芬的意见提纲所谈的民主，显然都是指主流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民主（准确说其实只是一般地普及政治自由而已，即正是台陆港十左呼吁书中明确划分界限的那种宪政民主！），我没有看到阿芬的任何一句话有指向工人民主的意味。在林致良的公开初步意见里，恰恰提醒人们注意工人民主，对于反对自由派宪政民主的人，他指责说“他们却不是拿出工人民主的主张跟它对抗”。

阿芬最后说了两点“不要忘了”都有谈到：十月革命前的二三十年间俄国的民主无大进展，百年前俄国一直没有民主，只有工会等群众团体作为1905年革命的成果保留下来。工会固然是群众民主权利的一种。然而阿芬在这里还真的忘了1905年革命创造了一种伟大的工人民主经验——工人代表会议（苏维埃），工会民主是不能与苏维埃相提并论的，因为工会主要还是经济斗争组织，而工代会却是政治经济结合的工人民主统治形式。工代会并没有作为持久的实体在1905年以后保存下来，但却作为刻骨铭心的经验普遍留在了俄国工厂工人阶级的集体经验里，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抹杀的纯粹主观因素。

俄国工人在1917年革命中再次出现了工代会，而当工代会一度有被局限于机会主义操纵的危险前途时，他们又勇敢地在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创造着以工人监督为具体内容的工人民主运动。

依我个人理解，林致良的那句话显然不是随意提到的一句，在他所属于的香港先驱社的最初自述里（网站上的一则简短的自我介绍里）就强调自己是“普罗民主派”，不论先驱社及其有的人物后来的各自理解与退变（我对一些人的公开评判和划清界限至今有效），“普罗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这个中心理念对阶级斗争对工人革命来说，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且具有极丰富内涵（阿芬在理论上应该比我更渊博得多，只是他的理论一到现实政治中就忘了，但愿只是忘了……）。

阿芬竟然能够说十月革命前的二三十年，俄国一直没有民主，难道1905年革命中出现的伟大的工人民主（工代会）就不是民主？难道俄国的这种工人民主，居然还不如同时期英美法那些虚伪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难道这种工人民主就不值得阿芬一提？

6、历史上那些工代会和工厂委员会的拥护者，并不自动就是政治目标清晰、坚定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他们在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工人民主的主义者”（大多只是比较单纯地要维护和实行这些工厂监督、工人民主）——这些人在当代的天朝的确没有，但阿芬你敢断言不久将来的和谐国也绝对不会有吗？

不幸的是，阿芬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反而非常干脆地说“革命的民主主义早已消失”！他只看到现在的主流“民主派”是反共的民主主义，我是不是可以说，阿芬选择屈从于当下形势来考虑阶级斗争，而完全不考虑不久将来势必发生的重大转变呢？（这种重大转变的可能性正体现在呼吁书的最后一段，稍微敏感的人都会看得出来那一段话在透露着什么信息！）

我感到逻辑上有点费解的是，阿芬作为2011年埃及人民革命的翻译主持者——那场革命中就一度出现过工人委员会的苗头（具体情况似乎缺乏深入考察）——为什么在看待天朝和谐国的“不久将来”时如此没有远见呢？难道这就是阿芬的“现实”主义精神？

7、阿芬援引对众左青富有吸引力的韩国工运来证实1987年以后所谓“民主化”（再次提醒：准确说是开放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之后，一味偏颇强调工斗积极分子处境反而更加糟糕，这不符合实际。

大致了解1970年代韩国工会运动的人知道，在当时韩国建立和参与工会都是要冒着极大危险的，工人的罢工也常常被迫采取十分激烈的形式、冒着极大的风险，在1987年工潮大爆发之后，韩国的工会合法化，大多数罢工也不再是危险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罢工十分彪悍，例如罢工工人自制超级鸟铳反威慑政府派来镇压的武装直升机）。

甚至有否定1987年以来韩国工人运动奋斗意义的客观效果——因为1980、90年代之交的激进工潮虽然未能发展为成功的工人革命，但仍有一部分胜利成果，即韩国国内工人整体待遇的改善以及客观上赢得全国一定限度的罢工自由、游行集会自由、工人结社权（从工会到工人政党）等政治自由。如果韩国工人的政治经济处境全都比1987年以前还要糟糕，这岂不是在变相地告诉我们：别瞎JB搞什么工人斗争了，斗来斗去只要没有赢得一场胜利的工人革命，最后斗争结果甚至还要比不起来斗争更坏、更糟！

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当然不会为资产阶级民主制辩护，但一定要为工人无产阶级流血奋斗争得的点滴果实辩护——哪怕只是点滴，也不容践踏，更不容另一类堕落左派把这些无产者流血奋斗得来的有限果实，竟然还送到资产阶级名下、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专利标签！！那些下贱的左派王八羔子！！！

8、阿芬谈民主自由问题，劈头第一句就提到“马列ABC也应结合阶级斗争（尤其是工人斗争）来谈”，这里的马列ABC显然是指有关民主自由的问题。然而在阿芬的言论里完全看不到怎么结合来谈的，在阿芬参与主编的一份工人刊物里也完全看不到怎么结合来谈的（敏感并不是理由，完全可以巧妙地、侧敲旁击地谈一些工斗历史案例，启发工人思考，不必非得把“政治”“自由”这些字眼写出来，这些遣词造句的语文技巧阿芬应该比我高超得多。历史上和现今的很多工人斗争都与最起码的例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被压制有关）。

近两年，阿芬显然受到了刊物另一位主编的政治主导性（所谓去政治化恰恰也是一种政治）的影响，那位主编在2010年11月的一篇提纲挈领的文章中谈到：要建一个新平台，该“平台的声音仍将回避若干彻底结论，而等同于‘淋漓尽致的工人自卫’”，在2011年初这个新平台以改组后的工诗联论坛出现，但好景不长，官府似乎并不买他们的帐（他们之所以要回避彻底结论，原因之一可能是避免敏感词）——还是封了那个论坛。经过好一段时间踌躇酝酿，到2012年开始出现了那份纸刊，而它其实正是按那位名叫李星的主编的所谓新平台思路进行的。

前几天快递员把第六期（11月刊）送到了我厂门口，第六期最惹人注目的是那篇分量吃重的韩国工人全泰一小传，手笔也透露着我曾经熟悉的文风。看那篇文章最后一段有这样一句话是值得一说的：

“全泰一自焚事件震动了韩国的工人和学生。自那以后，一大批学生走入工厂，努力参与工人斗争。”

实际上，该文作者似乎刻意忽略、疑似回避了一点：大批韩国学生进厂参与工斗，高峰不是发生在1970年的全泰一事件之后，而是发生在1980年光州暴动之后，走进工厂的大多数韩国学生并非真正意义的左青，而是原本被民主自由目标所吸引的青年。（无论是看具海根的《韩国工人》，还是带中文字幕的电影《美丽青年全泰壹》都显示了这一点。关于1980年光州暴动，它在政治上的诉求与九年以后北京所发生的事件类似，而且也遭到了残酷镇压，与北京的事不同的是，光州事件之后大批学生扎上红头巾、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厂寻求工人阶级同盟军了。）

正如本人在近五年前关于韩国工人的长篇读后记中所写的：上世纪后半叶韩国工运的最大教训正是“阶级斗争与一般改良斗争的机械脱节”（我把这一节内容附在本文之后的帖子里）。然而看到阿芬与其同志主编的工人刊物，我不禁有一种感叹：难道我们中国工人要重蹈韩国工人运动的大有局限性的覆辙吗？

我想，任何一个真正坚持彻底战斗性的阶级斗争态度、要捍卫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一定会坚决否决这种思路！并且将在斗争实践中反对它——仅仅就是看待这个呼吁书“到底有无意义”这件“小事”就可以表明一个起码的态度了！

9、有必要提醒共运同路人：阿芬对工人民主之政治目标的“忽略”（忘记？！）、对开放政治自由之有限好处也极力否定、对阶级斗争（他尤其强调工人斗争）的干瘪化处理（即把阶级斗争这个词里面丰富的政治经济内涵抽干了，变成僵尸似的极左教条护身符），这一切特征联系起来，已经很有经济主义的味道了。

这种经济主义在百年多前的俄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出现过，被列宁批驳过，指出它对阶级斗争工运的有害性，之后没多少年就爆发了伟大的1905年俄国革命，出现了伟大的工人民主政治形式——工代会-苏维埃。

阿芬的经济主义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源于2008年以来主流左派逐渐露头的明显的经济主义逻辑（我亲自目睹了一些有意思的细节，以后适当时候再来追溯这个过程），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冒出明确的经济主义逻辑的有影响的主流左派，是中国工人网在2008年的一本小册子以及该网主编当年年底的一次公开讲座上（会议记录公布在了网上，有较大影响），而这个中国工人网的团队后来并入了红色中国网——它今天是泛左翼改良主义的一面旗帜。红色中国网几年后的明确的改良主义政治面目，宣告了它在工人斗争领域的经济主义的最终政治归宿。（如果说“去政治化”也是一种政治，那么改良主义及其附庸就是去政治化的最终归宿）

阿芬提到中马库里托洛茨基、马克思谈民主自由的几篇文章是他上传的，然而反观他对现实政治中的南周事件左翼呼吁的消极否定态度，再次证实了本人前不久针对另一类泛左立场退变分子说过的话：

“一个有政治立场的活动分子，他会赞同甚至公开表述什么激进革命理论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他在实际的现实政治中会采取什么立场”。

所以，我很感谢阿芬上传的这些理论材料，正好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应该如何对待民主自由，告诉了我们：呼吁工人阶级关注此类事件的左翼声音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而是有一定意义的。

10、

经济主义并不对政治机会主义有免疫力，以为工人不关注政治自由与民主（尤其鲜有人注意的工人民主），就可以抵御政治投机商的侵害，这才是消极的逃避和幻想。

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明确立场应该是争取政治自由和重新开始学习、认识工人民主（因为真的好像很多人已经忘掉了，如果说曾经有一些人记得它的话！），明确反对经济主义——那些（伪）极左教条分子的错误有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