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恩在台北万华租了一间小屋子。月租两千块。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门推开就是巷子。巷子里有一棵榕树,树根从墙缝里长出来,像一双手,抓着老墙不放。
他把书桌摆在榕树旁边——其实是把一块木板架在两个纸箱上。台灯是从夜市买的,六十块,用了不到一个月就烧了。他换了一盏,又烧了。第三盏他学聪明了,买了一个瓦数低的,昏黄昏黄的,整条巷子都黑了,只有他这一盏还亮着。
隔壁住着一个老人,福建人,南管艺人。每天晚上十一点,老人准时拉起月琴,唱那些陈晓恩一个字都听不懂的南管曲子。咿咿呀呀,苍凉得不像是在唱歌,像是在哭。陈晓恩一开始觉得很吵。后来听习惯了,没有月琴声反而写不下去。
1990年,台湾的政治气候开始松动。街头抗议越来越多,有人喊着“回大陆”的口号。陈晓恩坐在万华的小屋里,听着外面的声音,手里的笔一直没停。
他在写第一章。关于经国先生的家庭。关于他在苏联的十二年,关于他回国的路。
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写了三万字,觉得不对,全删了。重新写。
他有一个习惯:每写完一章,就把稿纸装在信封里,封好,放在书架最上面那一格。他看着那叠信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推着他往前走。
1992年,他写完了第二章。1995年,他写完了第五章。1998年,他写完了第九章。每一章前面都有七八个版本,全被他扔了。纸篓满了又空,空了又满。
他从一个写书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写了快二十年的写书人。稿纸从一本变成了十几本。第一章改了不下四十遍。有人问他写的是什么,他说“一本关于经国先生的书”,别人就不再问了。
不是不想问。是不知道怎么接。
那几年,台湾变了很多。政党轮替,政治人物上上下下,街上的口号换了又换。但陈晓恩的变化只有一个——他的稿纸越堆越高。
2000年,新世纪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他在万华的小屋里,写下了一句话,作为整本书的结尾:
> **"我来台湾的时候,二十六岁。口袋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包土。走的时候,我想把这包土带回去。或者——带更多人回去。"**
他画上了一个句号。
然后把笔放下。
二十年的初稿。
然后他去洗了一把脸。对着镜子里看了看自己。头发白了半边。三十八岁。
他走回桌前,把那包土放在稿纸上面。压着。
“写完了。”
他对空荡荡的房间说。
没有人回答。隔壁的南管老人已经不在了——1998年走的,走的那天月琴就放在床沿上,弦还是松的,像是刚弹完最后一曲。
陈晓恩把稿纸装进一个纸箱。用胶带封好。在箱子上写了一行字:
**《海峡火种——蒋经国》**
然后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晓源哥吗?”
“是我。”
"我是晓恩。我书——写完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能读吗?”
“就是拿给你读的。”
(第4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