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53:數十年的幾支健筆——我的作者朋友們(之三)
要寫《七十》《九十》的作者們,再寫多少篇也是寫不完的。只能選擇幾個有多年交往的朋友談談。
絕大多數作者都只是文字之交。比如曾經是台灣《自由中國》在美國的主要寫手朱養民,從1972年開始就為我們寫了多篇談自由民主的鴻文,直至休刊號他已年逾八十,還寫來記念文章。我們只在1979年我訪美時見過一面。
寫長篇政論、具可讀性文章,卻沒有見過面的作者就數之不盡。值得一提的是為美麗島事件及審判寫出總結性長文的秦玄,他是旅加教授、徐復觀的門生蕭欣義。後來他用本名寫了好多篇關於一國兩制和台灣時局的有份量文章。
另外,長篇政論寫得較多,我們又交上朋友,在1981年《七十年代》重組時還當上小股東的,是翁松燃教授。他是1979年我們舉辦中國統一問題座談會時認識的。他說的「統一有什麼好,不統一有什麼不好」這句話,破除了我當年認為「統一是天經地義」的迷思。接下來他給我們寫過好多篇有份量、具可讀性、擲地有聲的文章。我也邀請他參加多次關於一國兩制、兩岸關係問題的座談會。他和邱近思、方蘇都熟識。2008年除夕我妻子病逝,09年舊曆年我到翁松燃當時任教的台灣暨南大學,兩個老人一起過節。
在休刊號上,翁教授說他在我們雜誌上寫的文章,「讀者頗多,流傳廣遠,效果奇佳,影響之大,遠非我在世界性英文學術季刊上登載的論文所能並比」。許多知名記者、外交官,港台官員,乃至能看到這刊物的大陸人士,都有迴響,有時是數年後還有反應。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就成為我們的作者,而且幾十年保持友誼關係,直到最近仍然有見面的,有王正方與楊誠。
王正方是1971年作為最早的保釣五人團去中國訪問的其中一人,我那時在香港與他們相識。大約一年多後,王正方給我們雜誌寫了幾篇小說,語言生動,構思巧妙。1979年我初去美國,在三藩市就住在他家。那時他在某大學教電腦工程。但他醉心文藝,尤其是戲劇、電影。我們聊天也主要談文學。
那時有一位在加州學電影專業的保釣人士戈武,來香港參與電影行業,不幸在一次手術中去世。導演方育平想拍一部關於戈武的電影,問我有什麼人可以寫這樣的劇本,我於是推薦他去美國找王正方。因為王熟悉戈武,又能寫小說,演過話劇。但我沒有想到,王正方竟把大學的教席辭掉,不僅寫劇本,還當上主角。這就是後來拍成的電影《半邊人》。
這以後,王正方就一頭栽進電影行業,多次來往北京,拍出了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北京故事》。與此同時,他又寫了不少小說和雜文。小說用的筆名是方方,雜文用的筆名是「唐荒」。那些年,他常在香港,我們混得很熟。他談吐幽默風趣,跟他聊天是賞心樂事。
1987年《北京故事》上映後,我邀他訪談並記錄成文發表。他比較了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的社會。他認為香港在流行文化上成就很大。台灣有越來越開放的趨勢。至於他去了十多次並在那裡拍了故事片的中國大陸呢?他提出一個理論:如果政治上的自由,以及經濟上的發展,能夠以數字來表示的話,這兩者加起來的總和是維持不變的。也就是說,當經濟比較好的時候,就會缩小民主自由的程度,但當經濟快要崩潰了,政治上就會允許你多講點話。他不認同當時許多西方人所持論調:在中國,經濟發展可以帶動政治的民主發展。
楊誠筆名殷惠敏,是「自由神下」的專欄作家之一。在「自由神下」之前,他就以漁父的筆名給《七十》寫過不少文章。他是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徐復觀的得意門生,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博士,寫過學術性專著《現代化與中國共產主義》。不過,在《七十》《九十》寫的卻是通俗流暢、語言生動,有時甚至是古靈精怪的文章,極具可讀性。
1990年七月號,殷惠敏寫了一篇《小小的死亡》,從性高潮談到這種感覺對生理的影響,是生命的提升,可以延年益壽。那時,我們的台灣版剛創刊不久,居然收到台灣新聞局的一封警告信。可見解嚴未久的台灣社會,還拘泥於過時的仁義道德。
楊誠有一篇以花子虛的筆名寫的《李瓶兒的夢》。前面講台灣一些人一廂情願地說要跟中國建立「大中華經濟共同體」,建「二元合作聯邦制」「邦聯」等等。作者說中共在未得勢之前,也曾說要結合中國本土、蒙古、西藏、新疆,建立一個中華聯邦共和國,毛澤東甚至在《西行漫記》對斯諾表示支持台灣獨立。但奪得全國政權後,就是另一回事了。
於是就講到小說《金瓶梅》的一個片段了。李瓶兒原是花家貴夫人,同隔鄰的西門慶暗通款曲,西門慶少不得甜言蜜語,來討她歡心。李瓶兒的夢就這麼編織起來了。等到西門慶奪得花家的財和人之後,過了門的瓶兒還想擺個身段,沒想到西門慶一下子變了臉,拿起皮鞭就抽,抽完又幹個死去活來。「套句台灣的文藝腔:李瓶兒的夢破碎了!」
《李瓶兒的夢》寫得調皮、有趣。聯想到中共這一百年來的歷史,西門慶的甜言蜜語,還真是讓數不盡的張瓶兒、陳瓶兒永遠不會吸取前人教訓,永遠在編織夢境呢。香港也有這樣的人。
楊誠從香港前途問題剛浮現,就寫了一篇《最後一個租界》,從歷史上的香港角色,關切香港的命運。這些年,他寫了許多這類文章。是遠在紐約、對香港的主權轉移跟我有共同觀念的健筆。
      (原文發佈於2022年6月1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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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由派最後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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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汪政權下的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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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 李伯伯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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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 古國風情
 - 燕子來時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樹倒猢猻散
 - 豬公狗公烏龜公
 -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 自由時代的終章
 -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 確立左傾價值觀
 - 「多災的信仰」
 -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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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 談談我的父親
 -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 父親的挫傷
 -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 畢生受用的禮物
 - 文化搖籃時期
 - 情書——最早的寫作
 - 那些年我讀的書
 - 復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 歸處何方
 - 劉賓雁的啟示
 -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記憶
 -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 伴侶的時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 福兮禍所伏
 -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 脫穎而出
 - 覺醒,誤知,連結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 極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極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開始
 - 太歲頭上動土
 -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 九七覺醒
 -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 「庚申改革」的流產
 -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 守護我們的心智
 - 江南案的考驗
 -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 「李匪怡」和《香港1997》
 -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 「基本煩」和霎眼族
 - 與勞思光的交往
 -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 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 第一道晨光
 - 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 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 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 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
 - 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 內幕之外
 - 《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 江澤民施計過關保位
 - 我的愧疚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中)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之三)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終章)
 - 與黃永玉的交往
 - 真有「九二共識」嗎?
 - 俄羅斯歷險記
 - 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 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
 - 共產黨不會再有羅孚
 - 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
 - 永遠的港督彭定康
 - 別了,無法再「複製」的英治香港
 - 董建華開頭不是這樣的
 - 回歸前的保釣鬧劇與悲劇
 - 一生事業與心路所繫
 - 余英時與《九十年代》
 - 台灣人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
 - 告別《九十年代》
 - 休刊的社會悼詞
 - 我的作者朋友們(一)
 - 余剛、阿城和「炊煙」——我的作者朋友們(之二)
 - 數十年的幾支健筆——我的作者朋友們(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