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13世纪以来就是中华帝国的疆域

前言

西藏自13世纪以来就是中华帝国的疆域。近来在藏学上出现了这样的怪论，即“元代中华只是东蒙古帝国的一片征服地；元帝国君主与萨迦法王的关系，只是蒙古帝国大汗同西藏的檀越关系，而不是中华帝国皇帝同西藏的主属关系”，完全篡改史实。西藏政教领袖曾向成吉思汗进贡；面对阔端召令，做到了召之即来，来了便听从号令，因听命而获授统治权；后来又从忽必烈处受领印信，奉召留侍，并且接受其在其辖地判刑、编户、设站，接受其以命令口吻下诏书。中华唐帝国已设室韦都督府管辖蒙古先民；蒙古元帝国不仅采用中华帝国式的年号、国号、庙号，登基诏书亦遵循中华帝国礼制；清帝国、北洋政府与俄罗斯帝国、苏俄签订的条约中，均载明蒙古是中华帝国和中国一部分。这些都有力反驳了所有谰言。

元帝国君主与萨迦法王有檀越关系更有主属关系

成吉思汗时期。1206年，据《蒙古源流》记载，成吉思汗挥兵前往西藏，针对古鲁格多尔济汗用兵。西藏可汗得知后，派遣大臣诺延作为使者，率领三百人前往成吉思汗处，进献了数量众多的驼只和辎重等礼物。双方在柴达木疆域会面，成吉思汗对西藏可汗的行为表示嘉许，赏赐了西藏可汗及使臣。同时，成吉思汗还送礼物和信件给萨察克罗杂干阿难达噶尔贝嘛喇。《松巴堪布佛教史》等藏文史料也有类似记载，称当年西藏雅隆家族的第悉觉噶和蔡巴噶举派的古鲁格多尔济汗，派出三百使者向蒙古帝国表示输诚。在佛教社会里，受施大僧的地位高于施主，从来只有施主向受施大僧赠物并表示虔诚的皈佛之心，没有受施大僧反过来向施主纳贡之事。西藏政教首领向成吉思汗纳贡，彼此不仅是檀越关系更有主属关系。

阔端时期。1229年，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即汗位后，将甘肃、青海作为封地划归第二子阔端。阔端是蒙古帝国握有重权的一方军事统帅。1244年，阔端下书召请萨班·贡噶坚赞去凉州洽商有关西藏事宜。萨班·贡噶坚赞接召书，同西藏一些地方势力商议归顺蒙古帝国的事项后，遂不辞辛苦，以六十多岁高龄经数千里长途跋涉，于1246年到达凉州。1247年，萨班·贡噶坚赞携其两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三人一起与阔端见面，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帝国的具体条件，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僧俗首领的长信，反复晓喻西藏归附蒙古帝国的必要性。如果阔端和萨班之间仅是檀越关系而没有主属关系，那么阔端这个檀越施主就无法对数千里外的萨班那样的受施高僧召之即来，来之即听命，听命后即授予统治西藏十三万户的大权。

忽必烈时期。1253年，八思巴被忽必烈召去侍奉。1260年，忽必烈还将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封为“白兰王”，授予金印。如果忽必烈和八思巴没有主属关系，那么忽必烈这个檀越施主不可能将受施高僧八思巴召来留侍，不可能向八思巴之弟授爵印。1281年，管理西藏十三万户的萨迦本钦贡噶桑波被忽必烈处死。忽必烈还在1260年、1268年、1287年派元帝国官员到西藏清查户口，先后在西藏设立15个驿站，其中卫地区4个，藏地区7个，阿里地区4个。如果忽必烈是纯粹的檀越施主，不可能在受施高僧八思巴的地域里判刑、编户、设站。《萨迦世系史》载忽必烈赐给西藏僧人的诏书中采用命令口气，“汝等之施主由朕任之”，“封其为国师，并命其管教所有僧众”，可见忽必烈对西藏僧众既是檀越施主，更是至高无上的君主。

元帝国是东蒙古帝国也是中华帝国

唐帝国时期。蒙古人源于秦汉以来活动于蒙古草原的东胡族系，最早见记载为“蒙兀室韦”，为室韦诸部之一， 分布于额尔古纳河下游以东 ，大兴安岭北端。731年，室韦遣使向唐帝国皇帝拜年，唐帝国授予其首领将军职位。732年，室韦大首领薛勃海恍来朝，唐帝国授予其郎将官职，然后让其返回部落。792年，室韦都督和解热素等来朝，可证明唐帝国此前已设置了室韦都督府。793年，室韦大都督阿朱等三十人来朝贡，这说明室韦都督府存在都督和大都督不同层级的官职设置。839年，室韦大都督秩虫等向唐帝国皇帝朝贡。842年，唐武宗亲临麟德殿，引见室韦大首领都督热论等十五人，并对其根据身份地位给予不同程度的宴请和赏赐。可见唐帝国早已设官建制管理蒙古先民，蒙古人就已经归属于中华帝国。

元帝国时期。1260年，忽必烈在上都即汗位后，仿照如唐帝国的贞观、开元，宋帝国的咸平、天禧等，建立中华帝国式年号中统。1264年，忽必烈定都燕京时，又改年号为至元，仿照历代中华帝国皇帝的登基诏书，颁称“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成为首个有登基诏书的东蒙古帝国大汗。而此前蒙哥、窝阔台、成吉思汗等蒙古帝国大汗，均无中华帝国式年号和登基诏书。1271年，忽必烈仿照此前中华帝国的国号，如秦、汉、隋、唐等，取易经“大哉乾元”文义，确定国号大元。1294年，铁穆耳仿照此前中华帝国的皇帝庙号，如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等，定忽必烈为元世祖。由于统治了整个中华本部，使用中华帝国式年号、国号、庙号，以及中华帝国式登基诏书，故此后世人又称东蒙古帝国为中华元帝国。

清帝国至北洋政府时期。1946年，在内蒙古仍然属于中国的情况下，外蒙古则从中国分离，那是近代的新事。所以，中国和蒙古国是全异关系，但和内蒙古仍是包含关系。然而，绝不能因为20世纪的新事就否认往事，因为从8至13世纪开始，直到18至20世纪，外蒙古还是属于中华帝国和中国的。1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中，写道“暨中国之蒙古卡伦鄂博”。1913年，《中俄声明》声明另件里，标注“俄国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1915年，《中俄蒙协约》第二条，称“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载明“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可见，20世纪前内外蒙古都属于中华帝国和中国。

结束语

帝国与主权国家的区别。元帝国首先是东蒙古帝国，其次也是中华帝国；元帝国君主与萨迦法王的关系，既是蒙古帝国大汗同西藏的檀越关系，更是中华帝国皇帝同西藏的主属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帝国的疆域往往处在不断变动中，且针对不同民族采用由分层严格治理到单纯军事驻防的同心圆模式，并不要求被征服民族采用统一的语言文字。因此，帝国与对领土整体采用义务国语制和均质化管理的主权国家，有明显区别。因此，既不能把东蒙古帝国直接等同于蒙古国，也不能把中华帝国直接等同于中国。但是可以认为，中国和蒙古国共同继承了元帝国的文物古迹等历史文化遗产。西藏从中华帝国疆域彻底转化为中国领土，是1951年《中央与西藏十七条协定》，与1961年《中国与尼泊尔边界条约》的共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