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嵇康案為標本，審判千年來「成王敗寇」史觀對真相的遮蔽與篡改

嵇康案從來不是一樁簡單的名士謀逆案，而是一場被「成王敗寇」史觀反覆塗抹、篡改的歷史慘案。自司馬氏篡魏立晉開始，這把懸在洛陽東市的屠刀，便被裹上了「維護禮教」「肅清異端」的正義外衣，而嵇康這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先驅，也被貼上「狂悖無禮」「禍亂朝綱」的標籤。千年以來，「成王敗寇」的史觀邏輯，始終站在勝利者的立場上，遮蔽著權力屠殺的真相，篡改著一個反抗者的精神本質，讓後世讀史者難以窺見歷史的本真面貌。

「成王敗寇」史觀的核心惡劣之處，在於它永遠以權力的歸屬定義歷史的善惡，以勝利者的口吻書寫歷史的敘事。司馬氏集團作為最終的勝利者，手握修史的話語權，他們絕不會承認殺害嵇康是為了鎮壓異議、鞏固篡權成果，反而將嵇康的「非湯武而薄周孔」詮釋為對儒家綱常的背叛，將他為呂安作證的義舉歪曲為牽連謀逆的罪證。在晉朝編纂的史書裏，嵇康的反抗被描述成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他的死亡被說成是「罪有應得」的懲罰，就連他臨終彈奏的《廣陵散》，也被解讀為窮途末路的哀嚎。這種史觀從不關心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價值，不關心他對精神自由的執著追求，只關心如何維護勝利者的權威，如何讓後世相信「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鐵律。於是，一場赤裸裸的權力清算，就這樣被粉飾成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正義之舉，歷史的真相，就在勝利者的筆下，被遮蔽得嚴嚴實實。

更為可怕的是，「成王敗寇」的史觀邏輯，還會滲透進後世無數讀史者的思維深處，讓他們不自覺地站在勝利者的立場上評判歷史。千百年來，總有讀史者拿「識時務者為俊傑」的標準苛責嵇康，說他不懂得妥協圓融，不懂得依附權貴，才落得身首異處的下場。他們讚美司馬氏的「雄才大略」，認可晉朝統一的「歷史必然性」，卻對嵇康的反抗嗤之為「螳臂當車」。這種評判，本質上就是「成王敗寇」史觀的延續——它忽視了權力壓迫的本質，忽視了反抗者的精神光芒，只以成敗論英雄。於是，嵇康的形象被反覆矮化，他的思想被反覆消解，最終淪為一個「性格剛直」的悲劇人物，而司馬氏屠刀背後的罪惡，卻被歷史的塵埃悄悄掩蓋。

以嵇康案為標本，我們能清晰地看到「成王敗寇」史觀對歷史真相的三重篡改。其一，是對動機的篡改，將權力鎮壓篡改成維護禮教；其二，是對形象的篡改，將精神先驅矮化成狂妄之徒；其三，是對價值的篡改，將反抗的意義消解成性格的悲劇。這種史觀，從來不是還原歷史的鏡子，而是勝利者維護統治的工具，它讓後世讀史者只能看到被扭曲的歷史面貌，卻看不到那些為了自由與正義犧牲的靈魂。

直到千年之後，當我們擺脫「成王敗寇」的史觀桎梏，重新審視嵇康案，才能聽見洛陽東市那曲《廣陵散》的真正含義。那不是窮途末路的哀嚎，而是一個反抗者對權力的嘲諷，是一個靈魂對自由的頌歌。嵇康的意義，從來不在於他是否擊敗了司馬氏，而在於他用生命告訴後世：面對權力的壓迫，總有人不願屈膝臣服，總有人願意用肉身的毀滅，換來精神的永生。而「成王敗寇」的史觀，永遠無法理解這種意義，因為它的眼睛裏，永遠只有勝利者的權威，沒有歷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