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缝制了奢侈？（一）影子工厂与移工生活的代价

导读

在意大利，华人移工主导的时尚生产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普拉托的纺织工厂到米兰周边的制衣车间，数万名中国移工在缝纫机前日夜劳作，为全球奢侈品牌生产着贴有"Made in Italy"标签的商品。这不是边缘案例，而是意大利时尚产业供应链的核心组成部分。

2025年春天，在意大利米兰西北郊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内，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一名华人工人在讨薪时遭遇殴打，手部骨折，住院45天，工厂被查封。警方通过追查劳务关系，最终牵出了一条复杂的供应链：涉事工厂的供应商Evergreen Fashion Group，而Evergreen的签约方，正是法国奢侈品集团LVMH旗下的Loro Piana。

“奢侈品供应链中的影子工厂”再次成为了媒体的关注对象。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时尚界丑闻和品牌瑕疵，事件发生后，司法开始穿透外包结构，去追问这条外包链条上每一环节的责任。最终，Loro Piana被米兰法院判处为期一年的“司法托管”——品牌需要接受监管官的制度审计，整改其供应商体系。

针对奢侈品牌的又一次结构性问责尝试开始了。但这是一次制度性的转折，还是另一场合规幻觉？

我们希望以Loro Piana被司法接管这一事件为线索，开启一个深度的报道系列。本系列报道不止追问“谁做错了”，更想探讨：为何错误可以生生不息？

本系列由三篇文章组成，带你穿过缝纫机前的劳动现场，看见品牌合约中的空壳公司，最终抵达法院制度的问责边界。

在第一篇文章《谁缝制了奢侈？影子工厂与移工生活的代价》中，我们将从几位在意大利服装厂工作的中国移工的真实生活出发，聆听他们讲述日复一日、十四小时起的缝纫日常，也听听他们解释合同、工资、和老板之间的故事。在“没有休息，也不想休息”的节奏中，我们追问：造成困境的是谁？在品牌下达订单之前，这条链条的下游还有议价空间吗？

第二篇文章《合规幻觉：Evergreen与“影子制造”的制度剧本》中，我们将聚焦于Evergreen，这家不缝衣服的“制造商”。它没有工人，没有设备，却能以一级供应商的身份签下Loro Piana的订单，再层层转包。这不是偶然，而是一种产业共识：在普拉托，纸面合规比真实生产更重要。通过剖析Evergreen的制度角色，也揭开品牌审计为何总是看不见剥削——它看不见的原因或许不是因为剥削本身隐蔽，而是整个制度的选择性无视。

在第三篇文章《品牌责任的极限：法院接管能否撬动全球供应链问责？》中，我们将深入整个意大利司法体系。在Loro Piana事件中，法院的介入是一次重大突破。但这一制度实验真的有效吗？我们将结合对Dior、Valentino等前例的整理，分析“司法托管”制度的成效、限度与落点，也讨论在多层转包、合同虚化、合规洗白的全球游戏规则下，制度到底能走多远？ 

我们并不是想否定奢侈，而是想追问透明。如果你愿意，我们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寻找：在这条不透明的链条中，谁拥有权力，谁付出代价？

若您是普拉托或意大利服装代工体系的相关人士，愿意匿名分享您的经验、观察或资料，也欢迎联系作者。

本系列将于近期陆续上线。

谁缝制了奢侈？（一）影子工厂与移工生活的代价

一、说话的缝纫机与沉默的人

清晨七点，缝纫机开始响。钢针划过布料，发出脉搏一般有节奏的嗡嗡声，一直持续到深夜，才渐次停歇。

23岁的小葵，来自江西。如今，她已经习惯了这个节奏。五年前，她借钱通过温州中介来到意大利纺织名城普拉托（Prato），一落地就被送进了一家华人开的服装工厂，成为一名缝纫学徒。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到如今能独立做“整件”，她花了两年时间。如今，她一人就能完成从打袖口到锁边，从上衣领到缝裤脚的所有工序。她现在是一名“计件工”，每月收入最高能拿到两千欧元，前提是“手快，不出错”。 

如今，她每天工作12到14小时，工厂包吃包住，宿舍里挤着四到六名女工。工人很多是中年夫妻，厂里提供两荤两素的饭菜，没有假期，只有在没有货的时候才被通知“休息几天”。 

她说：“最累的不是在机器前，而是晚上回到宿舍洗衣服的时候。那时候才意识到整个人都快要瘫了。”

她不愿多说最初的事，只简单提到：“什么都不会，就跟着人学。哭过，返工过，没办法，还是得坚持。”那段时间她每月收入不到1000欧，衣服做错一件，就得拆线重做，一边掉眼泪一边缝。

她形容那段日子像从“机器运转的缝隙里挤时间活着”。

在米兰工作的35岁男工大郑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同样通过中介来到意大利，为此交了六万元，没有合同也没有书面保证。他自费买了机票，到厂房后发现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环境阴暗潮湿，宿舍与缝纫区间只隔一堵墙。“没有厨房，没有窗户，只有无休止的噪音。”

他说自己的工资有一部分是“黑的”，用现金发放，最久被拖欠了三个月，最终是靠“威胁报警”才拿回来。他回忆：“那时候真的是，想回国也没路，不干也没出路。”

他们都说自己是“自愿来的”，也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讲的。小葵现在在资助她的妹妹上大学，她最开心的时刻是收到工资给家人汇款的时候，这个时候她觉得自己很能干。她希望妹妹不要再走她的路。她的愿望是以后开一家美甲店，像她一个朋友那样，搬去米兰，离开灰尘和机器。“现在还走不了，钱没攒够。”

大郑说他想存够四十万人民币，回国自己做点小生意。他知道这个目标“遥遥无期”，但他也说：“如果再选一次，我还是会出来。只不过不会再给中介六万，太贵了。”

大郑说，有时候在梦里，都能听见缝纫机在说话，告诉他快一点，再快一点。缝纫机说话的方式不是言语，而是速度与精确。但坐在机器前的人，却越来越不想说话。

二、暴力的裂缝：一桩案件如何撕开层层外包

2025年春天，一名华人工人因追讨一笔约一万欧元的欠薪，被工厂人员殴打致伤，住院45天。警方介入后查封了涉事工厂，并开始追查其劳务关系。这条线很快指向 Evergreen Fashion Group，一家看似“合规”、实为中转商的供应商。而 Evergreen 的客户，正是法国奢侈品集团 LVMH 旗下、以“手工、高端、意大利制造”闻名的品牌 Loro Piana。

据Financial Times和路透社报道，Loro Piana 虽未直接雇佣工人，但法院认定其在供应链管理上“未尽监督义务”。这起案件中，工厂与品牌之间隔着多层外包和中介，公司层层签约，生产地点却最终落在违规使用劳工、没有合规管理的小型作坊。工人的伤情，成了这套分包结构里一条“被记录”的失控。

2025年7月，意大利法院宣布对 Loro Piana 实施为期一年的司法托管（amministrazione giudiziaria），由指定监管人进驻品牌总部，监督其供应链合同体系与合规审核流程。这不是意大利首次对奢侈品牌采取此类措施——过去一年内，Dior、Valentino、Armani 等品牌也被短期接管过——但Loro Piana 的身份格外敏感。它不只是奢侈品的利润高地，也是意大利制造的道德象征。

Loro Piana 的吊牌仍然写着“Made in Italy”，不过意大利制造，也可以发生在法律看不见的角落里。 

那一记打在工人身上的拳头，并非偶发的恶意，欠下的薪水，也不仅是老板的偶然失控。更准确地说，是这套体系维持沉默过程中，一个突然露出的裂缝。长期以来，奢侈品牌依赖层层转包、合规文件和形式审计，来将道德风险外包。只要合同签在“干净”的一级供应商手上，只要抽查样品合格、工厂位置不在黑名单上，品牌便能维持一个“不知情”的叙述。

但这次，警方、法院和媒体的多方介入，让这个系统的缝线崩开，短暂的展现出了一个真实的切口。“如果他没被打得那么重，没人会去查。”小葵说。“工时长是普遍现象，除非做得特别过分，一般不会出事。这本来就是自己选的路。”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Ardita Osmani 也从制度结构的角度补充道，这种“信任”往往建立在表面合规的幻觉上：“合同看起来清晰、审计流程也存在，但很多工人与工厂之间早已达成一种非正式的共识。比如纸面上写的是兼职工时，实际却是超长劳动；工资表上一部分走银行，一部分给现金。只要这些安排看起来不‘太离谱’，大家就会默认接受。这种结构不仅让品牌撇清责任，也让工人与工厂学会了‘在规则缝隙中生存’。”

大郑认为：“如果那人不是被打得那么重，是不会查的，而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媒体关注，就只是又一单烂账。”

 Loro Piana 所代表的，是一种典型结构：上游有利润，下游靠人力。品牌不直接管理生产，但通过压价控制每一件衣服的成本。中介公司签合同，工厂去压时间、压人、压安全。每个人都有合约，唯一没有话语权的，是缝纫机前的人。在这样一个看似完美的系统中，暴力并非系统的失败，而是它压抑极限下的一次“自动校准”。一层层责任被移交、成本被转嫁、权力被抽象，直到有人试图反抗这一层积累已久的失衡——才爆发出肉身对抗结构的直接冲突。

一年的托管期，在法律意义上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监督通道。但对那些仍在缝纫车间日复一日踩着踏板的工人来说，系统响了一声，又迅速归于沉默，普拉托的缝纫机从未停过。

而裂缝，只在偶尔被照亮的一瞬才能被看见。

三、缝纫机下的制度灰区

如果说暴力是结构的裂缝，那么这条结构本身，从未真正遮掩过底层的混乱与灰色。

普拉托的代工体系与其说是一条明晰的线，不如说是一张不断拼接、移动、缝补的网：拼场、搭铺、伪合同、临时搬迁、亲属雇佣与身份依附，

“我们那时候厂小，和别的厂合着用一个车间。”小宣说。她是厂主的女儿，23岁，高中时和父母一起来到意大利。她的父母曾在普拉托开过一家小型缝纫厂，主接粗加工订单，工人住在工厂附近。她用“夹在中间”形容自己的角色，小宣有时候也和工人也一起干活，一起熬夜赶单。忙起来的时候，老板和老板娘还有他们的儿子都会一起上阵。 

小宣成长的厂房中，并没有明确的上班打卡制度，工人的时间以出货量计算，吃饭和上厕所是唯一能离开座位的时机。“一天四顿饭，我们家自己煮——早饭八点、午饭十一点多、晚饭三四点、夜宵八点。”她回忆，“吃完继续干。”

这种生活节奏与制度安排，在华人移工主导的意大利制衣业中并非特例。根据多位受访工人描述，无论是普拉托的快时尚代工厂，还是米兰周边的高端制衣作坊，都采取着高度弹性的生产逻辑。工厂之间有时会共享设备、分包工序，工人按件计酬，工期紧张时加班通宵，淡季则"放假几周"——有时，是主动；有时，是应对检查的临时躲避。

“警察一查，我们就放假。”大郑这样说。他所在的米兰工厂曾被突击检查，“我们有后门，没证的就从那边跑。”

这种灰色状态不仅存在于居留合法性，也渗入了合同与薪资结构之中。为了协助工人申请或续签居留，许多工厂会“做高工资单”，即合同上写高薪、实际支付低薪，以此在移民局审查中“看起来合法”。“造假成分肯定是有的，”小葵说，“但我们也没办法。有工作、有居留，已经是运气了。”

因此，这种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性默契"：移民依附雇主拿身份，雇主依附订单生存。而无论是快时尚品牌还是奢侈品牌，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这套灰色运作的外包体系——前者追求极致的成本控制，后者则需要在保持"Made in Italy"标签的同时压缩生产成本。

“来意大利是要办签证的。而合法签证需要雇主出具工作证明。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之间早就形成了’期待与被期待’‘给签证与要签证’的一种前设关系。”来自埃塞克斯大学的社会学博士范因坦指出。

更复杂的，是“搭铺”现象。小宣告诉我，一些熟练工不愿再为工厂打工，而是租下老板的机器和床位，自行接货、买线、翻衣服、找司机送货。“就是像‘半个小老板’那样。”她解释，“但其实也很累，要操心的更多。”

一套搭铺设备的成本约为八九百欧元，远低于厂主自营的支出。工人既获得了相对自由，也承担了更大的风险。赚得多，可能翻身；赔了，可能血本无归。“其实搭铺有时候赚得还不如打工，”小宣说，“但比较自由，因为没人管你。”

在这种制度下，工人与老板的身份边界并不清晰。有的人在打工，有的人在试着“上岸”，更多的人则在两者之间来回游走。而“意大利制造”的字面概念，早已与这套高度灵活、处处擦边的现实生态脱节。

一台缝纫机可以属于任何人，一条生产线可以被三家工厂轮流使用，一个工人可以在不同合同下不断切换身份——唯一确定的事情是：挂着品牌标签的那件衣服，必须按期交货。

四、谁负责这一切？分包链条上的品牌、合同与默契

Loro Piana 以极致工艺闻名——手工、山羊绒、意大利制造，是它长期以来向全球市场售卖的价值承诺。但在这场暴力事件之后，这些关键词突然显得模糊。

法院的判决说明了一点：尽管品牌与涉案工厂之间隔着两层合同与一个供应商，它依然有责任。

司法监管的判辞指出，Loro Piana 虽完成了形式上的合规程序，但“未对最终生产场所进行实地监督”，对下游外包企业缺乏实质性控制。这一“失察”，不仅让工人受伤，也使整个品牌形象与供应链诚信系统陷入危机。

品牌方最初的回应强调“并不知情”。这是分包体系最常见的防线——它靠的不是否认生产链存在问题，而是以合同层层隔离，制造“可不知情”的合理性。

“Loro Piana是高溢价的品牌，理论上有更多利润空间。但他们还是选择层层外包，把实际生产压价压到底。”社会学者范因坦向我们指出：“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却没有同步承担更高的社会责任。”而这，几乎是这个行业的共识，品牌可能知道下游工厂的实际状况，但它可以“选择不看”。Loro Piana 并不是唯一一个依赖这类结构的奢侈品牌，它只是刚好遇上了这样的事件。

 “你说一个老板一件衣服只赚八十五欧，”范因坦说，“要扣掉水电、饭菜、机器磨损、员工计件，真的赚不了多少。但如果品牌愿意让他赚一百八十五欧，他对工人也许就能宽松一点。”

换句话说，品牌不是直接的打人者，但它设定了暴力发生的价格条件。

更微妙的是，法律虽然划出了责任边界，却无法改变定价逻辑。即使被监管一年，Loro Piana 仍然可以通过合规中介转包，仍然可以保持表面审计清洁，只要不再“出事”。

这种责任转嫁机制，是分包结构最核心的“技巧”。通过制造看似去中心化的生产网络，品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将剥削的风险卸到最远的一端——而利润，却始终集中在最前端。

普拉托的缝纫工从未和品牌签过合同，也从未进过它的展厅。他们接触的是机器、订单、计件表和闹钟。他们不知道谁会穿上他们做的那件羊绒大衣，也没有机会向品牌表达任何不满。他们只是知道“做完，交货，拿钱。”

而当事情出了问题，品牌只需要一句“我不知情”，便可暂时免于声誉损伤。对某些大牌来说，这甚至只是一次“供应链危机公关”的演练机会。

工人没有议价权，中介没有代价，品牌没有现场责任——这正是“外包”作为现代工业道德机制的一部分所完成的功能。

在这条链条上，每个人都在规避责任，除了缝纫工。他们无法转交疲惫，只能继续工作。 

五、沉默如何制造：从不抗议到“共谋机制”

在这场被打断的沉默中，人们开始追问：为什么他们不反抗？为什么明知被压榨，还要继续做下去？为什么没有人说“不”？ 

但这些问题，对工人而言可能是非常难以回答的。 

“这本来就是自己选的路。”小葵说。她用了“苦钱”这个词，“不是拿命换钱”，但确实苦。她从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只是觉得“出来了，就得干下去”。

不工作，就没有居留；不续签，就得回去；回去，就业形势这么差，也没有出路。

一样的，大郑也没有把“被剥削”挂在嘴上。他说自己愿意出来，是因为“在国内更赚不到钱”。他甚至说：“如果再选一次，我还是会来，只是不会再花六万给中介，太不值了，我会自己想办法出来。”

“我们会生气啊，当然生气，我们几个工友晚上出去喝酒发泄，但发完第二天还是照常上工。”大郑说。他承认想过逃离，但他说“走了钱不就白花了吗，回去了也就只能送外卖。”

小葵说：“我们一闹，老板不给我们出证明，不续合同，等居留过期就完蛋了”，她说这种制度就像一条链子，把工人与工厂系在一起，“大家心里都有数，也说不出来。”

这种“心照不宣”也存在于工人与工人之间。小宣记得一些搭铺工自己接货、赶单，出了差错甚至不如打工稳当。这些人也是在搏未来。他们不是老板，依然出现在厂房里，自己做饭，和打工没区别。

大家共同维系着一种沉默。这种模式不仅是工人对制度的服从，更是一种现实判断的结果。社会学者范因坦也提到：“这些人出来之后，会发现刚开始是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的，比如语言不通、不了解文化法规，连租房子都很难。所以他们只能依附在这些移民开的工厂、作坊里开始打工。如果他们能逐步积累经验和资源，就可能跳槽去别的厂，或者自己开工厂。这就是一种’复制的想象’。”这些工作虽然剥削，但给了这些人期盼未来的机会。

Ardita也指出，这种沉默并非源于个人的怯懦或文化隔阂，而是一种深植于制度结构之中的依附状态：“如果你住在工厂，一旦失去工作，就等于同时失去了住处和社群联系。你会被整个生态系统排除在外。”

她强调，工人沉默的背后并不是“他们不想说”，而是“根本没有可以诉说的对象”。这种断裂的状态让移工长期处于无声之地：“他们得不到国家的保护，无法接触其他社群，也没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去理解、沟通或争取自身权益。” 在她看来，这样的结构性孤立，正是压倒工人声音的沉默温床。

而结构性沉默的另一面，是结构性合法。

只要工人不举报，工厂不出事，合同不查穿，品牌就能继续维持它的“合规”。

有一次，小葵告诉我：“其实有活干是好事。你别看我每月两千欧元，好多人连厂都找不到。”她正在学意大利语、期待下月考驾照，想“以后能做点别的”。我问她别的是指什么，她犹豫了一下，说：“可以不一直坐在缝纫机前吧。”

她说这话时，我听见背景里传来一阵缝纫机的声音，那声音不大，但持续。 

六、谁来扯断这条缝线？

那是一条精密的生产链。

从Loro Piana办公室里的合规合同，到Evergreen中介的供应订单，从华人工厂里不断交班的缝纫机，到移民工人钱包里的现金工钱，每一层都被处理得安静、有序、合法——直到一记拳头，将它击出了声音。一年后，司法监管会到期，品牌也许会换一家更干净的供应商，外包继续、合同更新，吊牌上仍写着“意大利制造”。 

这条缝线是否会被真正扯断？

“对于资方来说，他们也有现实需求：在没有自动化技术替代之前，他们必须靠这些劳动力来维持生产。这是现状可能服装行业未来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被技术替代，但目前还没到那一步。” 范因坦提到：“普拉托是一座原本接近破产的城市，是华人把它撑起来的，形成类一种’移民与城市共生’的结构，执法单位可能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此，除非有系统性外力打断，例如工人罢工、能源危机、机器替代，不然这个结构很难自我转型。

但“系统性外力”意味着什么？是更严重的暴力、更广泛的曝光，还是更多被牺牲的身体？

在整个链条中，品牌追求利润最大化，中介维持表面合规，工厂主低价接单以求生存，工人用沉默换得合法身份与最低限度的稳定。他们之间并非彼此压迫，而是一种张力结构中互相容忍的状态。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最好”的方式，但也是目前“最不坏”的局面。

这就像一台持续开动的缝纫机，线路复杂，却没有人敢随意拔掉电源。

小葵也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声音，只是大家都太怕声音带来的后果。”

那谁能打破这条缝线？

Ardita提出的疑问发人深省：“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 Loro Piana？”她认为，这起事件并非孤例，而是产业结构早已存在的公开秘密被偶然撕开了一角。

“当事情出错时，问题才会显现。但实际上，这些问题一直都在，只是没人看。”

她对法院接管是否真的能撬动制度表达了保留态度：“除非这起事件真的能改变定价逻辑和问责方式，否则它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回应。”

她也提到，意大利司法制度流程冗长，程序复杂，“如果这场干预无法触及供应链的激励机制与治理逻辑，那它就只是一个时间点，不会成为转折点。” 

这条缝线，会继续保持沉默，只是在某一天某个暴力发生的时刻，再次裂开，然后，又被更熟练的手，重新缝好。

文章编辑：约小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