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性民运档案：从大学生到阶下囚（二十四）

大兴区看守所里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特色环节”，就是大喇叭宣传，这是一项令几乎所有在押人员深恶痛绝的活动，就是用墙壁上的扩音喇叭进行政治宣传，就比如2021年邪党建政一百周年期间宣传活动，就是强逼每个在押人员写歌颂邪党的材料，然后挑选其中最肉麻的几篇让人在播音室内进行朗读，实在是令人深恶痛，而且肉麻至极。但是居然有舔狗在押人员对此觉得是个立功的好机会，因为据说办案单位会听取看守所对于罪犯表现的评价，这么做对于这些个舔狗在押人员的案子审判有好处，真是令人不齿！他们忘记了是邪党把他们送进来的，这根本就是歌颂仇敌！真是臭不要脸。一次一次，这样的宣传活动几乎每周都有，除了歌颂邪党，还要杀鸡儆猴。就比如让那些被抓到违反所谓的“监规”的人去播音室“忏悔罪行”，实在是臭不可闻的行为。

有一次印象很深刻，一个在押人员因为在监室里发表了所谓的“不当言论”，后来才听说，是此人因为遭遇了冤假错案才发表了批评习近平的言论被监听器听到了被抓包的，很无辜的一个人，是整个看守所有名的冤案。他被抓包以后，被惩罚戴上几十斤重的手铐脚镣，强迫要戴一个月，但这样还是不肯放过他，让他要去播音室内忏悔，这有任何的人权可言吗？他在播音室内，被逼着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听说如果他不说，就要被要求再加戴一个月的手铐脚镣，他的“忏悔”我听了，无非就是那些言不由衷身不由己的言论，我也因为类似的原因被定性为“违反监规”，直到这种定罪行为的流氓之处，他不给你辩解的机会，不给你说理的地方，让你无处可逃。至于那种生铁铸造的手铐脚镣，那是为了惩罚死刑犯做的，一般只有死刑犯和重型伤害罪的人才会被要求戴着。我因为几句话，就要遭此厄运，这有任何的天理可言吗？这种酷刑时间一长，动辄上月，就会搞得人磨得感觉骨头都在痛。这种广播“学习”在这种所谓的学习后，往往还要求每个人都要写心得体会，让你无可奈何又痛苦不堪！

如果你问我大兴区看守所最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一天是哪一天？那一定是我的案子开庭的那一天。在这之前，我的律师毕律师被强行逼迫离开了我的案子，换了一个姓张的法援律师来接手，我和她总共就见了一面，是在快开庭的前两周，她过来通知我我的辩护律师是她了。然后跟我谈了一些东西，那是阳光很好的一个下午，所有在押人员都在安静地坐板，非常安静，然后突然就听到了通道大门打开的声音。我一开始以为是别人的事情，但没想到是我的律师来找我谈话，就这样，听到提人的警狗吊儿郎当的声音在我们监室门口想响起，我首先是以为是找我们监室别的人呢，然后直接听到了我的名字才意识到喊的是我，被弄蒙了的我麻木地站起来过去戴上手铐，然后等警狗关好门后跟着他一路走出监区，路上问他是谁提我，还很高冷地让我闭嘴。然后一路无话走到了那片小小的提人区，还是老样子，先等着，等里面的准备工作弄好了才让进去坐着，木质的提审椅坐上去还是那么咯人，过了一会一个不认识的女律师就坐在了我的对面，隔着玻璃板。她看上去长得蛮年轻的，一身职业装，带了一个黑框眼镜，貌似像是刚工作不久的学生妹，她通知我我的案子不久之后就要开庭了。我原来的辩护律师被法院撤了，现在由法律援助律师也就是她来负责我的案子，让我接下来的话听一听，她总体还算平和。

她先是又问了一遍我的案情，然后告知我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国家秘密，所以采取不公开审理，我对于原因心知肚明，但是还是对于匪党的臭不要脸感到深深的震撼。这位张律师接着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一定要在法庭上认罪认罚，如果是负隅顽抗，撕毁之前的认罪认罚具结书，一定会被重判。我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对于流氓，必要时也只能虚与委蛇，所以我答应了。接着我问了一下开庭的流程，虽然早已在别的难友那里都听过了，但还是问一下吧！有备无患。然后这位律师就很不耐烦地跟我讲了一遍，我大概又记了一遍。然后，这位张姓女律师再次强调我唯一的机会就是在法庭上认罪认罚争取轻判，说别的都没有意思，所以你应该认真认罪悔罪。听罢，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这帮法援律师是不是都像这个张女士这样，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也许是因为她毕竟是吃共产党的饭的吧！所以这么替她的主子着想。

谈话完毕后，她喊来看人的狱警，把几份材料给他转交我签字，看了一下，都是些辩护委托书和谈话纪要啥的，按照她的要求，每一页按手印和签字，然后弄好之后，我被带离会见区域，带回监区，期间在进入监区之前，我和那个带着我的恶警在监区外等我的那个监室的管教恶警来带我，这期间这个年老的警狗恶毒地骂我是美国人的走狗，骂我不该为香港的抗议者发声，说我被判刑是活该。对待我这种反革命，现在的政策已经是很宽大仁慈了，换了解放初期我这样的早就被枪毙了，他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无非是第一洗脑太深，在匪党的纳粹化教育之下，中国人的脑子里大多是些纳粹思想，另外这些警狗拿着匪党发给他们的民脂民膏，自我感觉良好，喜欢为我们这些所谓的“罪人”指明方向，尤其是老粉红们喜欢指点江山。最核心的一点他听到了我和那位律师的谈话中关于案情的内容。我觉得，虽然邪恶的是匪党，但是这些狗腿子们也确实没有一个是好东西，都是一些积极的走狗帮凶。我听了他无脑的指责，感觉很无语，就没有说话。没想到这个老警狗看着带着个眼睛，像个文化人，但是毕竟是看守所的恶警，充满了各种粪坑思想，干的也是给当权者当打手的脏活，拿着得来的筹钱沾沾自喜。当然，这就是大酱缸的现状，我也无能改变，之前做了些事情想要改变，结果看守诉的大门向我敞开，这就是在中国政治犯的最后待遇那就是监狱。回到监室后，依然是冷冰冰的底层互害的格局，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一个要好的在押人员冯峰问了一些我的会见，我说要开庭了，他恭喜了我几句，然后劝我好汉不吃眼前亏，认罪吧！我总算是感受到了一点的温暖，在冰冷的看守所，虽然这话是出自一个性暴力犯罪者嘴里。

就这样，还是这样麻木的灰暗日子慢慢地熬，混沌的日子不知不觉地就到了开庭的日子，我心里总是有些百感交集，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开庭一开始检察院提审的时候对我说是简易程序，会很快几个星期后就 开庭，结果我一直没有等到开庭。

后来才后知道，后觉得意识到是因为匪共一百周年党庆的原因，我这种所谓的敏感案子如果在党庆前或者党庆后判了，那万一说不准风声传到外网，那不就是成了北京大兴区法院给党中央添堵吗？所以，合该我倒霉呗？一个本来说是四五月开庭的简易程序案子硬生生地拖成了一般程序的案子，然后直接给我拖到了七月底开庭，而且是直到开庭前两天才有警狗通知我开庭的具体日子。说实话，开庭的当天我的内心极度紧张，因为这也许是决定我之后哪几年是在监狱里还是在外面度过的命运时刻。

我记得那天一大早我就醒了，然后躺在板上思考自己的命运，有些无奈也有些忐忑吧！总之，心情复杂。然后，一大早在板上苦思冥想，我想这是每个所谓的“嫌疑人”都大概经历过这种经历吧，然后一点点看着天逐渐亮了，然后决定我命运的时刻也越来越近了。然后，天亮了，起来叠被子，刷牙，吃饭，“学习”，然后开始坐板。坐在板上，心里想着开庭的时间快到了吧，快到了吧！虽然不给戴眼镜导致看不清通道里的时钟，但还是努力地眯着眼睛偷偷地向通道张望。天一点点地亮了，我思考着我到底会被判几年？就这样纠结着痛苦着，天完全亮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年民主女生林昭在被枪决前的时光是怎样的？大概也是这样彷徨吧！但是我和她一样，虽然彷徨但是不恐惧，毕竟这是民主事业所必须的代价。就这样，非常机械地排队刷牙，吃早饭，期间还因为手脚太慢被牢头臭骂。然后坐板，思索着啥时候来提我开庭，时间这时候显得如此地缓慢，真是难耐啊！等着等着，就连其他的在押人员都感到惊奇，认为是不是我记错了时间？直到上午的坐板结束，都没有警狗来提我出去。上午板结束之后大概二十几分钟后快到饭点了，才听到开门的声音，有警狗拿着手铐过来提人了！我被喊道门口伸出手戴上手铐，然后开门带着我去了监区出口处的“准备室”，再把我交给门口的另一个警狗后，带着我进去穿防护装备。

给了我一堆东西，先是让我两只手戴上橡胶的手套，然后让我套上一整套的生化防护服，然后又给了我一副护目镜，让我赶紧戴上。就这样，全副武装地装备好了，接下来那个领我的青年警狗就带着我一路走出监区，然后出了第一道铁丝网门，到了所谓的隔离区，然后有人拿着喷壶，往我们身上喷消毒水。然后我们两个等了一会，外面的最后也是最厚的一扇铁门缓缓拉开，我看到外面等着的三个警狗了，估计是法院的警狗，我就这样被移交给了他们，他们两个架着我，一左一右带着我到了法院开来的囚车旁边，因为此时我不仅穿着防护服，还带着手铐脚镣行动非常不便。所以他们搀扶着我，让我踏上囚车（是一辆依维柯改装的法院警车）后面的踏板，帮助我坐上了囚车两边的长铁椅。让我坐好之后警狗确认关好了后面的铁门后，他们全去了前面的驾驶室，开动了法院囚车，就开出了看守所禁区，开出了那扇连名字都不标注的大门口。

一路开出。中间虽然我不戴眼镜，但还是依稀看到有繁华的集镇，然后越来越荒，估计是驶过了一片荒地，又到了一些有些热闹的地方，就到了大兴区人民法院，是蛮大的一片区域。

我坐在囚车里，带着手铐脚镣，看着车一路开过法院大楼，然后来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入口，然后囚车一路开了下去，停在了角落里，是地下停车场。然后三个法院警狗都下车了，把我给带了下来，还得扶着我下来，因为手脚都带着铐子，不好下车。然后一路走，到了地下的一扇门那里，开了，进去里面是一条长长的通道，有很多铁焊成的小留置室，里面四围全都是装的防撞软包，防止被告犯人自杀。这时法院的法警留了两个在我的身边，时时刻刻盯着我。这个房间里也有灯光，非常亮堂，估计是为了更好地盯紧犯人。然后就这样，我开始了百无聊赖地等待，就这样干等，想要问问那两个法警啥时候开庭，结果他们理都不理我。就在那里盯着我。

作者：思考的韭菜（本名乐恺安，曾因政治言行被中共国警方刑囚两年，后在国内遭匪警持续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