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湖南宪政革命问题的分析——民主与苛政

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自由派学者，通常将湖南的宪政改革视为近代迈向民主的重要尝试，是进步的象征。

然而我认为湖南的宪政改革是非常失败的，这个并不是我对湖南宪政改革充分了解之后所得到的，只是通过对湖南改革后发生的推动的一项法案就可以看出，即经常被视为湖南宪政制度先进或文明的的裁军法案。

从这一法案的推动就足以示湖南宪政改革的失败，一个制度之所以存在，很显然是改制度能够根据现实情况，做出合适的判断，以维护自身制度的存在。然而在民国军阀混战的局面下，推出裁军法案，可见宪政的不成功。

在中国传统政治学上常引用左传得一句话——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之所以强调这两件事，其一是制度本身，而另一个为维护制度位于现实的直接方式。如果一种制度，或者说制度背后的政权无法在军事上维护自己，这种制度或政权必然面临消亡。因此裁军法案，本质上是一种对湖南宪政本身的自戕。当时最正确的政策便是毫不动摇的扩军，征重税。

然而为什么湖南议会会推出这样的法案？首先自然是湖南宪政建立的原因，即湖南人受到军队(军阀)的严重迫害，这种对军队迫害的担忧延伸到了建立宪政后的军队。然而受到议会或法庭约束的军队和之前听命于军阀的军队显然不同。其次我认为在于中国传统政治的仁政的想象，传统儒家是赞同仁政，认为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君主需要体恤百姓，修养生息，才能扩大民力，从而才能更多的汲取民力来拱卫政权或者皇室，到了孟子甚至认为民众比君主还要重要，因为拱卫皇室本质上要依靠民力。因此对于民主制度，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先进是因为民主能够实施仁政，而西方民主国家之所能够攻破富饶强大的中国(这里说民主国家，是因为中国学者经常对民主制度以儒家的方式去理解，对军国主义以法家的方式去理解)，是因为民主制度能够实施比中国专制的“外儒内法”制度更好的仁政。

然而民主制度的优势便是能够充分的有序的汲取民力，能够实施苛政。就以鸦片战争前的英国和清朝为例，清朝的关税是非常的低的，而广东的贸易官员，海关官员经常以各种项目对英国商人增加关税，然而即使增加后的关税，也是赶不上英国所加的关税，因此对于英国商人而言最痛疼并非是中国关税高，而是中国关税的不确定，以及在人格上受到的蔑视。因此在清朝后期的关税谈判中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尽管清朝没有关税自主权，然而关税税率反而比拥有关税自主权时还要高，这也是晚清府库充盈的关键要素之一。

而英国的关税，如果在中国，这是明显的苛政，然而英国却如此长久稳定的运行下去。

因此民主制度的先进不在于其能够带来仁政，而是其能够实施苛政，甚至可以说，民主制度是从苛政中来的，人们只有承担繁重的义务，才能索求权利。这也和大宪章运动的历史过程相吻合的。而正是一国之民拥有了权利后，成为了拥有权利的公民，具有主体感的公民，因此才会讲求各人尊严，而上述的英国商人愿意接受较高税率，也说在公民社会当中，接受了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概念，个人享受了一定的权利——过关贸易受到保护，也应该负有一定义务——缴纳关税，所以在民主社会(或者在传统民主社会)中对于税的讨论，本质上是在讨论，我负担了相应的义务，我享受的权利在哪里？

有人可能以中国的历史对此进行反驳，在王朝末年，人们收到极大的苛政，他们并没有像大宪章运动反抗，这样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中西方政治学传统不同，像英国这样的公民承担相当大义务，同时享有权利，这样的政治传统可以追溯到雅典，雅典的公民对于雅典城邦再享受权利的同时负有很大义务，例如沉重的兵役义务。其次是由于苛政并不是普遍的加到各个阶层的，而且在王朝末年对民众的苛政增加，反而是由于在仁政下的贫富加剧，富裕阶层更具权势，使得统治者难以在富裕阶层施加苛政。而且在仁政条件下，富裕阶层拥有权势，权势导致富裕阶层更富裕，而贫穷阶层缺乏权势，导致更加贫穷，是历史上所有王朝最重要的主线。而中国长期以来都不是像雅典或英国那样贫乏的土地。因此可以说富饶造就帝国，苦难带来民主。

因此我们反观儒家中的仁政其实是和王权的存在，或者说权利的不对等是不可分割的。正是存在权利的不对等，同样以税为例，音位不对等的原因，帝国之民的税是没有如公民社会那样对等的权利，因此政治学会讨论如何无痛收税，因此华夏传统上会采取在过程收税，与民主社会普遍的讲税项说明的方式相对，这种做法在中国传统政治学上是难以理解的。然而这种收税方式是公民社会发展，同时人们有家庭资产观念，在年末需要去计算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时必然会产生的诉求，即明确税收款项。也正因为没有对应物，所以民众普遍希望不交税，所以才要求君主要施以仁政。同样至于法家的讨论也是以君——统治，民/臣——被统治——权利的不对等为基础讨论的。因此对于自汉帝国以来的帝国政治学不能单纯以“外儒内法”来描述，而是战国政治理论的集大成。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华夏政治学和西方政治学之间是存在巨大分野的，将儒家和法家简单的想象成自由/民主主义和军国/法西斯主义是不妥的。

我想也正式因为如此，西方政治学强调明文的法律的作用，因此会用制度来描述国家政治结构。而华夏不强调这一点，我认为是更倾向于强调权力的变化，因此用政权来描述政治结构。

我们回到湖南宪政改革，了解了这些后，那么如何建立一个成功的宪政体制，首先是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公民意识，不过这一这样的对等关系在现代经济结构收到很大的挑战，在传统政治中税收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议题，在上文中将缴税视为负担义务。然而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税收和过去的税收已经不同，现代的民选政府的运行也并非依靠税收，很多是靠发行国债来运行，对此不得不疑问，政府到底在向谁索取义务，又向谁保证权利？同时还存在像保险这样，义务和权利并非完全由政府/议会控制的存在。

其次是要破除儒法家传统政治标准，当然这不是说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政治学，但是要明确华夏政治学和西方政治学有着明显的分野。

其实沿着这条思路，可以研究现代化以来，工业化以及一二次世界大战对民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冲击，与导致的改变。不过我对史实的详细考据并不了解，而且认为这样的工作十分无聊。我个人更倾向于无视历史的细枝末节，通过抽象的方式，在主要历史事件中掌握发展的脉络，这样都想法就十分靠近中国传统政治学。而且就如本文所示，在强大的政治直觉下，不需要对事件全部了解就能够看出其中的弊病。而这种政治直觉我认为是来自于一种抽象下，或者传统意义中的形而上的史学理性，我认为这可以视为中国或者说华夏这一民族的哲学传统。

同时我认为，我的论述方式也是十分传统的，与西方的以明确的证据为基础论述方式完全不同。然而这种论述是建立共识之上的，人们的共识，代替了明确的证据(当然也要求学者们能够诚恳的接受共识)。然而如果共识不同，论就无法成为辨明道理的方式了，因此在现有论述的基础上会存在共识之论，当像这样的共识之论是存在的，只是还不够明确，我认为这种共识论和西哲中的认识论是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