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政策，為何往往帶來反效果？》

2026年1月21日
工會、最低工資、全民派錢、全民醫療，這些政策在公共討論中，往往被視為「為弱勢發聲」的象徵。然而，若從經濟結構與長期影響的角度審視，這類政策未必如表面般惠民，甚至可能令社會與經濟體系變得更加脆弱。

這裡有一個相當反直覺的例子。

假設你擁有數十億資產，決定將自己經營的餐廳永久大幅折扣，甚至接近「不賺錢」地營運，作為回饋社會的方式。表面上，消費者得益，社會似乎變得更公平；但實際後果，很可能是附近餐廳的生意被嚴重擠壓，甚至倒閉。

受影響的，不只是其他餐廳老闆，還包括員工、供應商，以及整個行業的生態。問題不在於價格下降，而在於價格下降並非來自成本降低或效率提升，而是來自單方面的補貼行為。結果是，資源被重新分配，但並未創造新的價值。

更重要的是，消費者為了換取更便宜的商品，往往願意付出更多時間排隊，犧牲自身的生產力。整體而言，行業利潤下降、效率降低，最終並不會讓社會更富裕。

即使你進一步收購整個區域的餐廳，統一聘請原有員工、提供廉價食品，問題也只是被「轉移」而非解決——周邊社區的餐飲生態仍會受到破壞。善意本身，並不必然等於好的經濟結果。

同樣的邏輯，也可以套用在其他政策上。

以工會為例，工會的初衷是替員工爭取更好的待遇，但在現實中，企業往往會將工會視為一項「固定成本」。結果不是資本單方面讓利，而是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或透過自動化、外判、減少職位數量來消化壓力。最終，市場選擇變少，就業彈性下降，受影響的仍然是基層員工。

最低工資亦存在類似問題。當時薪由一百上調至兩百，理性的商家不會單純承擔成本，而是重新評估「誰值得被聘請」。結果往往是：效率較低的員工被淘汰，職位被高技能勞動或機械取代，原本想保護的人，反而更難進入勞動市場。

全民醫療亦是一個常被忽略其代價的制度。當醫療服務被視為「免費」，需求自然急升，排隊時間拉長，真正緊急的個案反而承受更高風險。在部分歐洲國家，即使擁有完善的福利制度，急症輪候時間仍以小時計。

此外，許多人忽略了一個現實：全球大量藥物研發成本，主要由美國市場承擔。歐洲能以較低價格取得藥品，某程度上正是因為美國承受了高昂的研發與醫療支出。換言之，部分「廉價醫療」並非憑空出現，而是來自他國的間接補貼。

這些政策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它們在短期內看似公平、溫和、道德正確；但在長期，它們往往削弱了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令整個系統對衝擊更為敏感。

當社會不斷嘗試以政策「修補」貧富差距，卻忽略效率、誘因與人性，最終可能走向另一種風險——制度性的脆弱。某些歐洲社會或許擁有自由、福利與平等的語言，但同時也面對治安、社會撕裂與言論空間收縮等問題。

真正值得反思的，或許不是「要不要幫助弱勢」，而是用什麼方式幫助，才不會在無意之中破壞整個系統的運作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