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西方的经历：谈论上帝是危险的》中译序/[苏联] 格里切瓦（Tatiana Goricheva）

中 译 序

“这是她自己的故事”。

她名叫塔蒂阿娜，曾生活在列宁格勒，一位出色的哲学系学生，后来皈依上帝，成为一名东正教徒。前苏维埃政权下，曾有两个研究神学的地下小组，一个在莫斯科，一个在列宁格勒。她参加并组织了其中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她后来是颇有影响的前苏联“玛利亚”妇女运动的成员之一，印发并刊行她们的地下报纸，以发表妇女们的倾诉，反映各种社会问题。后来，KGB，苏维埃国家安全局，将其逮捕，她被迫流亡，在西方；先是维也纳，然后是法兰克福，最后是巴黎。

这本小书，记述了她自己的精神和心性转变——从成天沉浸在书本、地下学术讨论、伏特加酒与迷醉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的一个狂妄的虚无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学会忏悔与跪拜、谦逊并关心人民的东正教徒；记述了她在东方的经历——他们地下的神学研究小组、她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朋友们、东正教的修院还有那里的长老们、偶尔遇到的有着典型俄罗斯民族气质的普通民众和朝拜者；记述了在西方的经历——那流亡者的日子，那被当作与西方女权主义者无异的“勇敢女性”到处演讲的经历，那在异国他乡的空虚、不被理解和孤独，那对欧洲和欧洲人的感触。

“谈论上帝是危险的”，是其中一则日记中的话语，那时，她在欧洲，看到电视里转播一位新教牧师的讲话。但，在她看来，那位牧师像个蹩脚的演员，穿着时髦，极不严肃地谈论着对上帝的爱，她感觉到：“谈论上帝是危险的”，因为那时，“每一个词都是奉献——溢满信任和崇敬”；不然，还是保持沉默为好。

小书不厚，英文版的也才一百零三页，到她1983年十一月底的日记，就嘎然而止了。如同，她说到“蒂米特里兄弟”的那一则，“五月十八日……这就是蒂米特里兄弟突然停住的地方。他自己再也不能写下去”。那一天，她，塔蒂阿娜，提到了另一个世界，她无比怀念的俄罗斯的辽阔土地，无比怀念的在俄罗斯的某处村庄里那个叫作里加的修院。

书是德国的牧师朋友M夫妇寄来的，作为今年的圣诞礼物，他们说，想把这本书送给我已经很久了。没有打开它之前，看着封面和书名，觉得它很简单，甚至有些乏味，只觉得它是“一本小书”；但，朋友们的话，让我还是立刻就把它翻开了，结果是一页、一页地读了下去。下午，太阳还没落山，就读完了。然后，我明白了朋友们的话语。

也就在前一天，我刚刚删掉了小说草稿，积了三、四年，也有三十几万字，那些片断、引文。它是我自己的故事，即使完成，也只是另一个“我”的故事，所以，还是删掉为好。如同塔蒂阿娜在文中说，“转变之后，所有的浪漫主义文学和现代文化对我来说，像日常衣服一样，仅由肤浅的自恋和空洞构成。在耶酥---那所有中最恬美的之后，其它所有的面包对我来说，都是粗糙和没有味道的。”

很难说，自己有如塔蒂阿娜那样的转变，但，确如其是，当另一处宝藏的大门打开之后，就会发现仅由“自我”构成的那个世界是多么的逼仄，先前恋恋不舍和为之迷狂的东西是多么的空洞、乏味和毫无出路。年轻的时候，对一样东西的狂恋，不仅是以精神为代价的，所付出的是全部的生活；当全部的生活，都沉浸于其中的时候，如果走向极致，它的结果只会是疯狂和自我毁灭。那是可怕的。年轻人确实需要真正的老师，而他们也的确渴望着。

我已不再年轻，而且庆幸自己走了出来。

冬天里，这本小书来了，来得那么巧，恰恰是在小说删掉之后。读完后，就乘兴把它译出来。塔蒂阿娜年轻时所在的苏维埃社会，与我们的或许有可比之处；我们也有如同塔蒂阿娜的朋友们那样的年轻人，对艺术、哲学真正热爱与迷恋的优秀灵魂，可最终却也可能躲开正常社会规则去流浪，生活在现今或许已不存在的“地下”，生活在各样的圈子里，生活在酒精、音乐、影像、文字、甚或毒品的虚无世界中，生活在迷失自我走向毁灭的致幻又致美的黑洞中；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问题，或许也是我们这片国土上一些人的问题，80年代的存在主义热，那时年轻人对加缪、萨特的热情，以及现在依旧留有余温的对海德格尔的热情……而我们也有一代人是阅读俄罗斯小说长大的，那“安冬尼”、“娜塔莎”，那白桦林、手风琴……

尽管，还是六年前，作为学生，在一次“文化研究”的课堂上，就听人说，“知识分子”早就是一个不再为西方所用的语词了。其实，现在想来，这些名称和语词仅不过是个标识罢了，像一件工具，拿来用用而已，说得那么惊天动地，其实，仅是个潮流，过了，就没了；文化不像现代科学，有某种意义上的直线发展，它仅是一个圆，千百年的时间转瞬即过。

当塔蒂阿娜来到欧洲之后，她察觉到那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这里，五十岁的妇女看起来也很年轻。我经常把年龄搞错。”她眼前的欧洲比画中的更美，但她想到的是“我们的街道，小小的火车站，灰蒙蒙的天空、无边无际的田野，路旁堆着的垃圾，新翻开的、未曾耕种的泥土……”。她是一个患有沉重乡愁的人。她对欧洲的批评未必完全精到，因为，她实在是太过想念那片俄罗斯的土地了；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二战后的欧洲变了，欧洲大陆的精神与气质，相比于宽广、辽阔而粗旷的俄罗斯来说，确实是有些过于雅致了，有些像个迷人的贵族女子。塔蒂阿娜说，“二十世纪的人们再也无法像十七和十八世纪那时的人了，因为广岛、奥斯威辛、古拉格的歼绝经验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但，那种经验也只是属于一代人，再往后呢？塔蒂阿娜和她的朋友们，皈依了东正教，还有如她所说的，俄罗斯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回到了教堂，因为他们那片土地有着东正教的传统；修院是“荒原”上高高耸立的灯塔。但，我们呢？我们往何处去？我们的土地上，基督教从它传入之日起，从来就不曾成为过中国文化的主体，那么，在西方文化日益占据这片土地的今后呢？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质，或许都不能过于执著。比如，曾有这样一个命题，想不起它学术上的名字了，大概说，有个小孩，出生后，仅是生活在一个与世无关的匣子里，那么，它的成长会是什么样的呢？一个人的成长，都是后天熏习的结果。像是被风吹的蒲公英种子，落在了哪片土地上，就在那里出生、成长；没有信仰的人，就更多地相信命运，生活里，就有了许多的“碰巧”。基斯洛夫斯基有部短片也就讲了不同机遇下，同一个人三种不同的命运。出色的艺术家相比于哲学家而言，对生命的触觉要更为敏锐和细致，艺术家更多会将生命融入于其创作之中。难怪，熊秉明先生，早在1940年代来到巴黎之后，经过许多个难眠之夜的思索之后，放弃了哲学论文，去选择了雕塑，因为他觉得艺术更能把捉到真理。可，确实如此吗？

今天，书籍泛滥，只要懂得阅读的人，就可以读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于是，有人称自己是“精神贵族”；各样的“情调”糜烂在都市。这又何不是自欺欺人的无聊把戏？自恋、空洞、虚无……，现当代文学、艺术的标志。想起熊秉明先生，以他隽永的笔风留下的《罗丹日记》记述到，他西南联大的哲学系的好朋友文清在1940年代来到巴黎，他们一起去卢浮宫看画；在现代主义画作面前，如其名字般敏感而书生气的文清砰然倒地，因为，在古典画作中浸蕴的他，无法接受现代主义作品，无法接受其中的混乱与夸张。只是，让人汗颜与怜惜的是，同样是这个文清，热爱着祖国，选择归国，回去之后，正好经历文革，他被逼傻了，每天都去捡马粪纸，那个时代，没人关心他的画作，后来，他也就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死了；而年轻时的好友熊先生却是在巴黎，另一个世界里，继续创作。人的命运就是如此！即使是在有着血统承袭的古代皇室或贵族时代，一个王子也会变为平民，比如那部意大利人拍的《末代皇帝》中溥仪的一生，充满许多不幸的戏剧性。所谓的个人精神财产亦是如此，都是不确定的，像一件外套，可穿，亦可舍。因为在称其为“财产”之前，我们必须学会判断，它是不是真的？判断力非常重要，否则，一切都是随着时代潮流的“人云亦云”而已。穷困潦倒的蹩脚诗人也好，声明显赫的画家、艺术家、哲人也罢，不还都是个人，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去，几十年刹那一过，白骨一堆，几千年刹那一过，留下的传世之作或许尽为灰烬。人间的真理或许始终都是人间的，如同那童话里的小小爱丽丝，只要一天不醒，就会觉得那身边的一切都是真的，紧抱着不放，以为那是“真理”，那是“对”的。可，只要还是人，就从来不可能提着自己的脑袋离开地球。这个世界上，每一处，都有生老病死、爱恨离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像那转马灯，变换的只是那个声尘世界。

唯美主义中，有人可以为理想而献身，说那是“崇高”；但，那个“美”是真正的美吗？就如同人类历史上，一次次的革命，以及为革命而流血、牺牲的人们，但，革命之后呢？如同塔蒂阿娜所说的，革命只是神话罢了。想想法国大革命、想想苏维埃就足够了。

塔蒂阿娜提到了“瑜珈”，她与她很多的朋友都曾练习过瑜珈，而这恰恰成为她们后来转信基督教的阶梯；她的一个曾经练习过瑜珈的艺术家朋友，在转信基督教之后，“称瑜珈是‘幼稚园’”。我想，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反倒是薇依的话语更对，她向神甫解释，她无法受洗的一个阻碍，是因为她觉得真理不单单存在于基督教中，还有中国、印度以及埃及的哲学中，同样也存在着智慧，甚或真理。但，要是塔蒂阿娜碰到薇依，她大概又会如她先前所做的花整整一个晚上去批评那两个信仰上帝却不加入教会生活的姐妹一样，来给薇依“建议”了。

塔蒂阿娜说到了她皈信上帝之后，生活、世界、一切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变了，原先的沉重没有了，她感到的只有轻盈、喜悦，修父对她说，这是上帝对新近皈依者特别的恩典。她也提到新近皈依的朋友们，总渴望以苦修来弥补过去的罪恶，也谈到了与新教朋友们在“婚姻”问题上的争执，她的朋友们都有苦修的倾向。文中，她提到了修院长老们的恬静，安详，那来自内敛与神恩的光芒。后来，她也谈到了俄努弗利娅修母，在经受最初的喜悦之后，突然，有一天，她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了，而且这种“被上帝遗弃的感觉持续了好几年。上帝缺席了，她周围的世界变成一个黑暗而阴沉的洞穴。”长老说，“上帝只对那些坚强的孩子给予这样的考验，那些被特别拣选的、他深爱的孩子。”也好比塔蒂阿娜自己，选择了流亡之后，所体验到的孤独、空虚，与欧洲那美丽而惬意的世界不相契的艰难岁月。她的忏悔修父，有一段时间曾禁止她使用“我”这个语词。而塔蒂阿娜在流亡的日子里，还是过于执著于那个“我”了，以至多年来生活在上帝里的愉悦、轻松、和谐，又都没有了。其实，“心光明者，欲现何境，无不立成。”

人之在世，不过恍惚几十年光景。对读书之人来说，书永远是无穷尽的；“漫向语录遮拾瓦砾而当黄金”，偏执辞意、恣情妄行，“自称得大受用”，然终究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攀循之路，需认准目标，不单脑部用功，而需解、行相应，有勇气不断地“辞别之”，历尽“漫漫长夜”，才能有所进步，进而积极济世，方为大丈夫可取之道也。

人各有志，明者自鉴。是为小序。

译者

2004年12月27日于艾克斯

谨以此译文献给去冬离世的X. Zhang 先生。

2012年1月31日于雪中瓦瑟堡

【2026年3月25日补：时光荏苒，许多想法有改变，这些都且按原样发出，留住旧日的心路痕迹。也将此篇旧译稿献给亲爱的K-H. Mühlhaus夫妇， 是他们在我异国的第一个冬天（2004）寄来这本小书，还有一张两百欧元的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