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恩篇（1987-2008）第2章：经国先生（1987-1988）

1987年的秋天很短。短到陈晓恩还没来得及整理好第一个采访提纲，冬天就来了。

他被调到经国先生身边工作。名义上是行政助理，实际上什么杂事都做——端茶、递文件、接电话、安排行程、站在门口拦住那些不该进来的人。

没有人教他该怎么做。他自己学。经国先生喜欢独处。陈晓恩学会的第一件事，是"看"。看经国先生的背影——看他站在窗前，看他在办公桌前批文件，看他在深夜的走廊里慢慢走。

经国先生走路很慢。不是因为老了。是因为他在想事情。他走路的时候，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夹着一根没点燃的烟。他很少真的把烟点上，只是夹着，偶尔放到鼻子前面闻一下。那是他的习惯。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个习惯越来越明显——烟在手指之间转来转去，不点，就是不点。

到了冬天，经国先生的身体明显变差了。他不说。没有人敢问。

但陈晓恩看出来了——他走路比以前更慢。他在椅子上坐久了，站起来的时候，会用手撑一下扶手。他的手指有时候会微微发抖，尤其是在早上。

1988年1月1日，经国先生在“总统府”主持开国纪念典礼。那一天他站在台上，念完了稿子，然后说了一句不在稿子上写的话：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台下安静了几秒钟。然后有掌声。

那天晚上，陈晓恩回到自己的小办公室，把他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全都记了下来。他知道这是一段重要的历史，但他没想过自己会把它写成一本书。他只是觉得，应该记下来。就像祖父那一辈人，把什么都记在心里一样。

1月13日。星期三。

那一天经国先生没有来办公室。陈晓恩打电话去官邸，接电话的是侍卫长，声音不太对。

“经国先生身体不舒服。今天不过来了。”

下午三点，陈晓恩在办公室里听到走廊上有急促的脚步声。他站起来，打开门，看见一个文官跑过去，脸色发白。然后是更多的人跑过去。

他站在走廊里，听见有人喊：“叫医生！叫医生！”

他站在走廊里，手里还拿着那份刚刚打印好的采访提纲。一份关于“开禁”政策的采访提纲——经国先生说好今天下午要跟他谈的。

四点。五点。六点。走廊里的灯亮起来。有人在哭。有人蹲在墙角打电话。陈晓恩站在走廊尽头，看着所有人慌成一团。他手里握着那份采访提纲，一直没有放下来。

到了晚上七点，有人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经国先生走了。”

陈晓恩站在那里。他没有哭。他只是把那份采访提纲，慢慢地，一张一张，叠好，放进口袋里。

那天晚上他骑摩托车回家，骑得很慢。台北的冬天，风吹在脸上，冷得发疼。他到了家，没有上楼，在楼下的小摊上吃了一碗面。

面摊老板认识他。老板问：“今天晚了啊，加班？”

“嗯。”

“加什么班？”

陈晓恩没有回答。他低下头，把那碗面吃完了。汤很烫。烫得他眼睛发酸。

第二天，全台湾都知道了。电视上播着经国先生的照片，一张一张放过去。年轻时候的。中年时候的。老了的。每一张都是黑白的。

陈晓恩坐在电视机前面，看了一整天。

他想：经国先生昨天晚上走的时候，手里是不是还夹着一根没有点燃的烟？

那一年陈晓恩二十六岁。他决定，这辈子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完。

（第2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