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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干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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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钱的高粱秆

老干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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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一件小事

前几天,女儿说她在这里发了文章,讲要鼓励我写些以前的事情。今天总算是把账号给我注册好了。

千头万绪,事情那么多,从哪里开始写好呢?

就先写一写我女儿讲错的地方吧。她说我的大妹妹偷偷拿钱买了油条,其实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她记错了,等以后有机会我再讲吧。今天先写她偷偷买的高粱秆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1966年,我刚好小学毕业。不到一年,我的父亲,一个位于郊区的国防大厂的领导,做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简称走资派,被关进了牛棚,并且被立即冻结了工资和存款。于是我们全家五口人只能靠妈妈一个人的工资过活了。妈妈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在城里的中科院研究所上班,只能在周末回一次家,我们姐妹三个也立刻变成了散养的鸭子。我记得妈妈当年的工资是60出头一点,她把每月的工资分成了4份,除自己留一份外,15元给了住在南京的姥姥姥爷,15元给了爸爸,爸爸除了买饭菜票,还要抽烟,还要买纸笔墨水,写那永远都过不了关的思想汇报和检讨。最后15元给了我,是我和两个妹妹的生活费。

我每个月都要把这笔钱仔细分成好多份,当年大米是1毛4分9一斤,那20斤米我准备好3块钱,还有面粉10斤是1块7毛钱。猪肉是凭票供应,一人一月半斤,2斤半肉是1块7毛5,那我就准备1块8毛钱。还有鸡蛋票 ,豆腐票 蜂窝煤票等等都要买。剩下还要买酱油醋 盐 糖等等。那时我们三姐妹经常吃的是放一点猪油的酱油拌饭,因为没有钱买菜了。

我们家住在工厂的一个家属大院里,大院由9栋四层楼的红砖房组成,中间是一条宽一些的主路,再由主路分开一条条窄一点的岔路直抵每栋楼房。每天下午4 5点钟,周边的农民就会把他们自家种的蔬菜 水果和鸡蛋等农产品排在主路两侧叫卖。准备做饭的妈妈们和欢乐的小孩子都会跑出家门,来到这个每天最热闹的地方。

记得那一天,我打开放钱的抽屉,准备拿钱下楼去买菜,突然发现买米的钱少了一毛!我气急败坏地跑下楼,知道就是我那个馋嘴的大妹妹拿的。果然在那条热闹的路上一眼就发现了她,她手里正握着一根细细长长的高粱秆在啃。高粱秆水很多很甜。小孩子们都很喜欢。而且管家的我知道,高粱秆正是一毛钱一根!我被妹妹气出了眼泪。

当年正是我特别要面子的年龄,我不是气妹妹吃高粱秆而我没有,我气的是,当我要去买20斤米的时候,我只能对营业员说买19斤,那是多么丢脸的一件事!是我们家窘迫的生活将会被别人发现的气急败坏。

如今我会笑着把这件事说给下一代听,笑当年的我爱面子的可笑,笑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的物价,笑我为一毛钱气哭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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