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 知識分子論·私人生活的變革·社會性動物 | 野獸愛智慧
知識分子論·私人生活的變革·社會性動物 | 野獸愛智慧
原创 美獸野女2022 心靈自由2520
2026年5月5日 07:24 云南
The Sound of Silence ,Simon & Garfunkel
之前在以陳壽文為例 | 走向北交的靈魂使命，活出太陽的英雄之旅007 簡單寫過，2003年10月23日，我在家人不知情的情況下，辭職從杭州拎著一個箱子就跑去了北京。
當時高中室友陳忠購還在中國農業大學讀研究生，那天我拎著大箱子進農大時，他還在籃球場上打比賽。剛開始幾天，我和他擠在一張床上，幸好他的宿舍還有一張空床，平時是拿來堆放雜物的。看我打算長住，忠購就收拾出來給我住，他們宿舍總共有五人，加上我就湊齊六人了。
安頓下來後，我就跑去北大和人大聽我喜愛的課和講座了。在來北京前，我在天涯社區真名論壇獨角獸論壇愛智論壇經觀論壇廝混，認識了不少網友。還當了愛智論壇和獨角獸論壇的讀書版斑竹，這段講座族的經歷也曾在《我的講座族生活：從杭州的小資生活到北京的精神生活》寫到過。
我的閱讀啟蒙首先來自我的爺爺，爺爺喜愛各種傳奇小說及地方戲劇，常和講《七俠五義》《隋唐演義》等故事，也常帶我去聽戲。我四歲識字開始就成了書迷，早年主要是購讀各種小人書，記得當時還常常購讀一個雜誌《兒童文藝》，有次為了買書從家裡拿了50元，還被老媽責罵威脅送去派出所。而老妹在家隨便拿錢都沒事，回想當年我們家早早就實踐“富養女兒，窮養兒子。”
雖然4歲識字開始就廣泛閱讀，乃至廢寢忘食。但開始寫作並不早，直到2001年，大四的時候才在校內文學刊物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而在網上發布的文字則是寫於2004年9月18日的《他是一个流亡者：萨义德逝世一周年祭》，首發在獨角獸論壇，2005年12月23日註冊了第一個豆瓣號：philosophia，在豆瓣上也發了一次，2013年4月創建了【心靈自由】微信公號，又在公號上推送了一次。
這次因為參加杭州暖書房的“千人萬書”項目，又翻出了《知識分子論》一書，打算重讀，寫個讀書筆記增訂版。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philosophia（来自豆瓣）
来源：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016460/
他是一个流亡者｜萨义德逝世一周年祭
题记: 2004年9月24日,萨义德逝世一周年我以为对于一个思想者,行动者的最好纪念是体验其思想并与之同行,在本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
有一种风行但完全错误的认定：流亡是被完全切断，孤立无望地与原乡之地分离。而事实上，对大多数流亡者来说，难处不只是在于被迫离开家乡，而是在当今世界中，生活里的许多东西都在提醒:你是在流亡，你的家乡其实并非那么遥远，当代生活的交通使你对故乡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
因此，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者。
流亡既是个真实的情境，也是个隐喻的情境。知识分子一般可分为所谓的圈内人（insiders)和圈外人（outsiders):一边是完全属于那个社会的人，在其中飞黄腾达，而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不合或异议。
这些人可称为诺诺之人（yea-sayers)；另一边则是谔谔之人（nay-sayers),这些个人与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彷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
对这个隐喻意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既无法回到某个更早.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也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
阿多诺把知识分子再现成永恒的流亡者，以同样的灵巧来回避新与旧，其再现的核心在于写作风格——极端讲究且精雕细琢。最大的特色是片断、突兀、不连贯，没有情节或预定的秩序。
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意识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平静，一直防范着来自成功的奉承、诱惑，这对有悖常情的阿多诺来说，意味着有意尝试不轻易立即地为人所了解。
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撤退到完全私己的领域，因为就像阿多诺晚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希望不是对世界有影响，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写作的原意。
流亡的乐趣: 流亡有时可以提供不同的生活安排，以及观看事物的奇异角度：惊奇、任何事情都不视为理所当然、学习凑合着应付让大多数人迷惑或恐惧的不安稳状况。
知识分子基本上关切的是知识和自由。但是，知识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如“必须有良好教育才能享受美好人生”这种很陈腐的说法），而是以真正的生活体验。
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滨逊（robinson crusoe)那样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因为流亡者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看事情，所以有着两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
就知识上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因而使得二者有时以新颖`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从这种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譬如借着比较两个不同的情境,去思考有关人权的议题。
流亡者比较能不只看事物的现状,而能看出前因。视情境为因偶发的机缘而生成的(contingent),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视情境为人们一连串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人类造成的社会事实,而不是自然的或神赋的(因而是不能改变的-永恒的-不可逆转的)。
这种知识立场的伟大原型就是18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他的伟大发现就是:了解社会现实的适当方式,就是把它当成由源点产生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源点总是可以置于极卑微的环境(他的这项伟大发现部分来自身为默默无闻的那不勒斯教授的寂寞,与教会和周遭的环境不合,本人只能勉强度日).
对于流亡者来说,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流亡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必须是自创的,因为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
如果在体验那个命运时,能不把它当成一种损失或要哀叹的事物,而是当成一种自由,一种依自己模式来做事的发现过程,随着吸引你注意的各种兴趣，随着自己决定的特定目标所指引,那就成为独一独二的乐趣.
对于受到适应-唯唯诺诺-安然乐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人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
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像-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
边缘的状态也许看起来不负责或轻率,却能使人解放出来,不再总是小心翼翼行事,害怕搅乱计划,担心使同一集团的成员不悦.当然,没有人能摆脱牵绊和情感,知识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就得要有不同于寻常的回应: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创新-试验,而不是以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
流亡的知识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
写于2004年9月18日浙江義烏
《知识分子论》 Edward W.Said 著，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4月第1版
2003年12月邂逅于白石桥北图书店，書店新开张八五折優惠，以后又陆续在万圣，博雅堂等书店买了多本赠与友人。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阎云翔著 龚小夏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国乡村研究专著系列 黄宗智主编 06年1月一版一次 4，000册 30元
1948年，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祖荫之下：中国的亲属关系，文化人格，和社会流动》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人格受五种因素影响而形成：
1． 家庭生活中以父子关系为轴心；
2． 因强调男女有别而形成的两性之间的紧张；
3。将儿童作为成人来培养的育儿方式；
4。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
5。父母的绝对权威和权力。
在个人成长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祖先崇拜和家族组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家族的利益。家并不因个人而存在；恰恰相反，个人为了家的利益而存在。
换言之，每一个个人都是生在祖荫下，长在祖荫下，并通过延续祖荫的努力而赋予短暂的肉体生命以永恒的意义。由于中国的伦理体系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从家到天下的大大小小的集体利益，那种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也几乎不可能存在。
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次变革都是以觉醒的个人反抗祖荫的控制为特征。从晚清知识精英的“冲决网罗，恢复自性”到20世纪社会改革者的“婚姻革命，家庭现代化”，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主张，即只有彻底改造传统的文化人格，才能塑造新的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并因此而实现富国强民的现代化大业。
在进行田野调查之前，作者认为知识精英的这种主张，已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真正传播到基层社会，并改变了工农大众的日常生活。
作者带着“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新文化运动理想历经百年沧桑终于在当代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现的预设来到了黑龙江一处村庄，
但在反复阅读自己的民族志初稿和调查资料，作者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新发现：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倾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
2004年元月，作者第八次回到下岬村，与1999年相比，公共生活的衰退更为明显，个人在公共领域也表现得更加自私。
2006年3月11日 星期六 邂逅于北大博雅堂书店
偏见（prejudice）是对于根据错误或不完全的信息概括而成的可辨识团体的敌对或负面的态度。戈登·奥尔波特在其名著《偏见的本质》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对话：
X先生：犹太人的毛病就是他们只顾及自己的团体。
Y先生：可根据福利基金会的记录，从捐款人数与捐款数量的比例看却表明他们比非犹太人更慷慨。
X先生：那正表明他们总是力图用钱赢得别人的好感，用钱跻身于教会事业，除了钱他们什么也不想，怪不得犹太银行家这么多。
Y先生：但新近的研究表明银行界中犹太人的百分比是微不足道的，比非犹太人所占的比例小多了。
X先生：正是这样，他们不从事令人敬佩的业务，只干点电影业或开夜总会之类的事。
这段话比一大套定义更能说明偏见的本质。实际上，带有偏见的X先生是在说：“不用劳烦你给我摆事实、讲道理，我心意已定。”他不去批驳Y先生提出的资料，而是歪曲事实，为憎恨犹太人找出支持依据。或者不加思索地脱离这些事实，从新的方面发起攻击。一个怀有很深偏见的人对与其持有的刻板印象相反的信息具有免疫力。
让从未体验过偏见的人们充分理解作为偏见对象的感受有时是十分困难的。对于处于支配群体并相对具有安全感的人们来说，同情并不是呼之既来的。虽然他们可能产生“同情之心”，并希望目睹的一切不是真的，但“自我正确的意识”的痕迹常常会潜入他们的态度，使他们容易将罪名归因于受害者。
这种情形总是以“罪有应得”的形式出现。例如，“如果犹太人在历史上一直遭受迫害，那说明他们一定是做了某种错事。”“如果她遭到强暴，那说明她一定有过煽情的举止。”“如果同性恋者不想惹麻烦，为什么不·····（远离报纸的头条新闻、闭上嘴巴、不要去那些不受欢迎的地方等等）。这种建议包含着一项指令，它要求偏见的对象遵守那些比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还要严厉的规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因为受害人遭受不幸而谴责受害人（即将受害人的困境归因于他们的性格特点与无能）的倾向往往是被一种希望看到世界是公正的动机所驱使。
社会心理学家梅尔文·勒纳的研究表明，人们容易用个体的性格特点来解释那些否则无法解释的不公平事件。例如，对待穷人的负面态度――包括指责他们要为自己的苦难负责――在相信世界相对公平的个体当中十分普遍。
显然，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人们无缘无故地被剥夺掉他们的应得（同工同酬）或需要（生活必需品）的世界上，我们将会感到恐惧。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600万犹太人无缘无故地遭到杀戮，和让自己相信他们做了错事才遭此报应相比，后者会让人心里好受一些。
社会心理学家巴鲁什·菲什霍夫对于“后见之明”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谴责受害人现象”的理解。研究显示大多数人都是绝佳的星期一上午的四分卫：当我们得知某事的结果时，围绕这件事的复杂的形势一下子变得一目了然；似乎我们从来就对此了如指掌，如果我们要我们预测结果，我们肯定是不费吹灰之力。
但这只是一个幻觉。为了理解和感受受害人的境遇，我们必须能够从受害人的角度来重建导致他受害的事件。请不要忘记，受害人并不像我们一样能利用后见之明来指导他们的行为。
写于2006年3月16日北京野兽居
《社会性动物》(美)埃利奥特·阿伦森 ，郑日昌 张珠江 王利群 李文莉 译， 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一版二次，35元。 2006年2月19日邂逅于北京沉香书屋，2月23日再购一本赠与友人。後還與譯者之一的王利群大姐認識，還去她家住過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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