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双轨（1986）

1986年春节刚过，北京城里多了很多摆地摊的。

东四牌楼那边，原来冷冷清清的街面上忽然冒出了各种小摊——卖袜子的、卖打火机的、卖塑料凉鞋的、卖电子表的。摊主大多是年轻人，穿着军大衣或者旧棉袄，蹲在路边，面前铺一块塑料布，上面摆着各色货物。不吆喝，就那么蹲着。有人停下来看，才说一句“便宜”。

陈晓源每天骑车经过那片地摊，要避让那些蹲着的人。路上的人多了，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街面上有一种躁动——不是战争前的躁动，是开春以后冰面裂开的那种躁动。表面还是那样，底下已经开始动了。

学校里也在变。

开学第一天，校长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宣布了一件事：从今年开始，老师可以搞第二职业了——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可以给人补课、写稿子、做技术咨询。学校不干涉，但前提是不能影响正常教学。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就有人开始低声说话。声音不大，但嗡嗡的，像一窝被捅了的蜂。

陈晓源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他旁边是数学组的刘老师——五十多岁，教了一辈子书，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刘老师的身体没动，但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地敲着，像是在算什么东西。

散会后，刘老师跟陈晓源一起走出会议室。

“你怎么看？”刘老师问。

“不知道。”

“我想了想，”刘老师说，声音不大，“我打算去给人补课。数学。中考的，高考的。一块钱一个小时。”

陈晓源看了他一眼。刘老师没有看他。刘老师看着前面的路，脸上的表情像是下了什么决心。

“我儿子明年结婚。女方要三十六条腿。我算了算，光靠工资，还得攒四年。”

他没有等陈晓源回答，就拐进了数学组的办公室。

双轨。这个词开始出现在报纸上。计划内一个价，计划外一个价。钢材是这样，煤炭是这样，连粮食也快是这样了。一个东西两个价——拿得到计划内批条的人，转手卖到市场上，一张条子就是几百块。

陈晓源不懂这些。他只知道，这个学期的菜价涨了不少。上个月白菜还是三分钱一斤，这个月涨到了五分。猪肉从一块二涨到了一块五。沈桂芳开始记一个账本——用她从纸盒厂带回来的边角料纸，裁成小方块，用线缝在一起，每天在上面写几个字。她刚学会写自己名字不久，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的。

账本上记的是：哪天买了什么，花了多少钱。她不记收入——收入是固定的，没什么好记的。

沈桂芳的纸盒厂也在变。

春节后一开工，厂长在厂门口贴了一张新的价目表——纸盒的收购价，从二分钱一个降到了一分五。没有解释。没有商量。沈桂芳站在那张纸前面，看了很久。

她那天回去晚了。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陈思飞在走廊里做作业，把凳子搬到路灯下面，借着路灯的光在写。陈思原在旁边蹲着，用粉笔在地上画格子跳房子。

沈桂芳进了屋，把包放下，坐下来。她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

“纸盒降价了。一分五一个。”

陈晓源正在改作业，笔停了。

“一天得糊三百个，才能挣到原来两百个的钱。”

她说完，去厨房做饭了。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桌上多了一碟咸菜。是沈桂芳自己腌的——芥菜，加盐，加辣椒，放在坛子里腌了半个月。她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嚼了嚼，说：“可以吃了。”

陈晓源夹了一筷子，咸得很。但他没有说。

他吃完饭，放下碗，说了一句：“我想去补课。”

沈桂芳正在收碗，手停了一下。

“补什么？”

“数学。中考的。学校不禁止。”

“多少钱？”

“一块钱一个小时。”

她想了想。然后她说：“你一个人补，一晚上最多补两个学生。一个学生补两个小时，就是四块钱。一个月一百二。”

她低着头算，用的还是纸盒厂边角料纸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她算完，抬起头：“比我糊纸盒挣得多。”

陈晓源没有说话。

“去吧。”她说。

三天以后，陈晓源在教室门口贴了一张纸条：“初中数学补习。周六下午。每小时一元。”

纸条贴出去的第一天，没有人来问。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下午，他正在办公室里改作业，有人敲门。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口，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袖口上沾着机油。

“您是陈老师？”

“是我。”

“我儿子上初三。数学不行。”男人说，声音有点紧，“上次月考，才考了四十二分。他妈妈急得睡不着觉。”

陈晓源问了他儿子在哪个班、叫什么名字。

男人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块钱，放在桌上。钞票是皱的，边角卷了起来。他放下去的时候，手顿了顿。十块钱，不算少。

“先补一次。要是孩子觉得行，再继续。”

陈晓源看着那张十块钱。他没有马上拿。

“第一次不收钱。补完再说。”

男人愣住了。过了几秒钟，他把钱收回去：“那——那就谢谢陈老师了。”

他转身走了出去。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这次月考要是能考及格，我让孩子他妈给您腌一坛子咸菜。”

刘老师比陈晓源动作快。他已经开始补课了，一周四个晚上，一晚上三个学生。他儿子结婚的时间提前了半年。

“他们要是知道补课能挣这么多，早该放开。”刘老师在食堂里跟陈晓源说。他一边说一边用筷子戳着碗里的饭，脸上是笑的，但那笑容底下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像是高兴，又像是有些担心。高兴的是终于不用等四年了。担心的是——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担心什么。

陈晓源每周六下午给两个学生补课。一个是那个穿工作服的男人的儿子，另一个是隔壁班的女生。补了两个星期以后，男生的月考数学从四十二分考到了五十八分。虽然还没有及格，但那个男人来送咸菜了——真的是一坛子咸菜，芥菜腌的，比沈桂芳腌得还咸。

“下次月考要是及格了，我再送一坛。”男人说，站在门口笑。他穿着同一件工作服，还是蓝的，袖口上还是有机油。

五月份，街上又出了一件事让陈晓源想了很久。

教研室的钱老师辞职了。

钱老师是教语文的，四十六岁，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在这所学校教了二十二年书。谁也想不到他会辞职。

他是去深圳的。他老婆的弟弟在那边开了一家电子厂，需要人帮忙管账。钱老师犹豫了两个月，最后还是走了。走之前，他把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抽屉拉出来，把里面的粉笔灰擦掉。书架上剩下的几本书摞整齐。然后他把教室钥匙放在办公桌中间，走了。

他走的那天，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响了。他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听着铃声响完。然后他拎着一个黑色的旧皮包，走出了校门。

陈晓源站在窗口，看见了他的背影。钱老师走得不快，但也没有回头。

后来陈晓源听说，钱老师在深圳一个月挣的钱，比在学校一年还多。

又有人走了。

这次是化学组的孙老师——不是辞职，是停薪留职。他跟学校签了合同：停职两年，不要工资，保留编制。他去了广州，批发牛仔裤回来卖。

事情传开以后，有人在办公室开玩笑说，下次孙老师回来，可能会开一辆车。

没有人笑。因为谁都知道，这不是开玩笑。

1986年的夏天，物价涨得更快了。报纸上说“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老百姓关心的不是关键不关键，是鸡蛋从八分钱一个涨到了一毛二。沈桂芳的账本上，数字越来越密。

陈晓源补课的学生从一个变成了三个。周六下午的时间排满了，有时候周日也要补半天。一个月多挣了七八十块，加上工资，一个月有一百四左右。沈桂芳还在糊纸盒，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但她的账本上，这两个月的数字终于不是赤字了。

八月的一个傍晚，补完课，陈晓源骑车回家。路过东四牌楼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个马国梁的儿子——门口那个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年轻人。他坐在一个地摊后面，面前摆着几摞英语磁带，还有一本托福词汇手册。他自己在看一本书——不是英语书，是一本翻得很旧的《围城》。

陈晓源停下来，支好车。

“托福考完了？”他问。

年轻人抬起头，看见是他，笑了一下。

“考完了。六百多分。”

“什么时候走？”

“下个月。去芝加哥。”

“还摆地摊？”

年轻人把书合上，拍了拍摊面上的灰：“机票钱还没攒够。卖一盒磁带赚两块，一本词汇手册赚五毛。还差二百块。”

他说话的语气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陈晓源看着摊子上那摞磁带。他掏了十块钱，放在摊子上。

“来一盒。”

年轻人看了看那十块钱。他没有马上收，而是从摊子上拿起一盒磁带，递给他。

“这是新概念英语第二册。你儿子能用上。”

陈晓源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儿子？”

“上次去你家签名的时候，看见墙角有一双小孩的球鞋。”年轻人说，把十块钱折好，塞进胸前的口袋里，“那双鞋破了，鞋底快磨穿了，但刷得很干净。一看就是有人每天刷的。”

他把磁带递到陈晓源手里。

“将来要是你儿子想学英语，让他来找我。可惜——”

他停了一下。

“可惜我下个月就走了。”

陈晓源拿着那盒磁带，看了看封面。新概念英语第二册。一个英国男人站在黑板前面。他翻了翻背面，看见那行小字：朗文出版公司。

他把磁带放进车篮里，骑上车。骑了十几米，他听见身后那个年轻人喊了一声：

“陈老师——”

他刹住车，回头。

“你爸那本书，挺好的。”

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年轻人又低下头，继续看他的《围城》。

陈晓源骑车回了家。进了门，他把那盒磁带放在桌上。沈桂芳看了一眼，没问。她正在糊纸盒，手没停。陈思飞坐在她旁边，也在糊——他已经很熟练了，一张纸板在他手里翻几个来回，一个纸盒就出来了。

陈晓源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过去，在陈思飞旁边蹲下来。

“爸给你买了一盒英语磁带。”

陈思飞抬起头，看了一眼桌上的磁带。

“英语？”

“嗯。学了英语，以后可以去很远的地方。”

陈思飞没有说话。他看了看磁带，又低下头，继续糊手里的纸盒。糊完一个，放好。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

“我不想去很远的地方。”

“为什么？”

“妈一个人糊纸盒，太慢了。”

沈桂芳的手没有停。但她低着头，她低下去的时间比平时长了一点。当她再抬起头的时候，她用糊纸盒的那只手抹了一下眼睛——手背上有胶水，胶水把眼角粘了一下，她不得不停下来，用手掌揉了揉。

“胶水进眼睛了。”她说。

陈晓源没有说话。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北京的夏夜，热得人喘不过气。远处的天边有一点微微的发红——不是火烧云，是城里工厂的炉火映在天空上的颜色。那种红很淡，看起来很热，像是远方的什么东西在烧。

这个国家在变。变得很快。快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有些人在跑，有些人在追，有些人在看着别人跑或者追。陈晓源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他只知道，他的儿子白天上学，晚上帮他妈妈糊纸盒。他的妻子手上的胶布换了一卷又一卷。他的父亲写了一辈子的书，印了三千册，稿费八百元。

他把窗关上了。

窗关上了，但还是能听见外面的声音。远处有一辆卡车在轰隆隆地开过去，喇叭响了两声。有人在胡同里喊——“老刘！走不走？”“走了走了！”然后是自行车的铃声，聊天声，笑声。

什么声音都有。

（第九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