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1968「第四章：解剖」

卫东的新办公室，被安排在革委会办公楼一层最偏僻的走廊尽头。这里曾经是一间资料室，后来被废弃，如今，它成了一个思想的坟场，以及卫东一个人的战场。

房间里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高悬在墙壁上的、装着铁丝网的小气窗，投下几缕病态的、夹杂着灰尘的光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复杂的气味——是陈年纸张的霉味、旧墨水的铁锈味，以及无数被查抄的书籍、日记、信件上所附着的、属于它们主人的、早已消散的生命气息的混合体。

成堆的“罪证”沿着墙壁堆放着，几乎要触到天花板。这些曾经被珍藏的知识与情感，此刻被粗暴地用麻绳捆扎着，上面贴着写有“毒草”、“反动言论”、“封资修黑货”的封条。而一个年轻的生命，被指派为这一切的守墓人与解剖师。

最初的几天，卫东充满了革命的豪情。李建国主任交予他的，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要在这片思想的废墟上，建立起无产阶级批判理论的坚固堡垒。

他从最简单的“敌人”开始。他拆开一捆捆发黄的信件，那大多是“右派分子”们在改造期间的家庭通信。他用红笔，熟练地在那些家长里短的字句下划出横线。“对组织的改造政策心存不满”、“怀念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散布悲观失望情绪”……他轻易地为这些私人情感贴上了阶级斗争的标签。

接着，他开始翻阅那些旧时代的学术期刊。经济学的，他批判其“唯生产力论”；法学的，他批判其“资产阶级法权”；文学的，他批判其“脱离人民群众的无病呻吟”。他套用着报纸社论上的标准句式，引述着烂熟于心的领袖语录，很快就写出了几份像模像样的、充满了火药味的批判初稿。

他将这些初稿工工整整地誊写好，作为第一批“战果”，呈送给了李建国。李建国只是扫了一眼，不置可否地点点头，说了一句“继续努力，要挖得更深”，便让他退下了。

这句平淡的鼓励，却让卫东感到了一丝不安。他感觉，自己拿出的，只是一些浮于表面的东西。他像一个只懂得根据外观给植物分类的学生，却从未真正深入其根系与土壤。而李建国，需要的是一份关于毒草的、深刻的“植物学报告”。

带着这种焦虑，他开始向更深、更硬的内核进发。他从一个贴着“反动社会学笔记”封条的箱子里，翻出了一沓厚厚的手稿。作者是本校一位早已被打倒的社会学老教授。

与那些充满了情绪的信件不同，这份手稿的字里行间，透着一种卫东不熟悉的、冷静的客观。它没有口号，没有抒情，只是用大量的数据、访谈记录和案例分析，来研究某个特定区域的宗族结构、民间信仰和地方习俗的变迁。

卫东皱着眉读了下去。他想从中找出“攻击新生红色政权”的恶毒言论，却发现作者的笔触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的、学者式的疏离。手稿详细记录了土改运动后，一些旧的宗族权威如何在表面上瓦解，却又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延续其影响力。它甚至分析了某些革命口号，在不同地域的农民心中，是如何被他们用传统的、朴素的道德观进行“误读”和“改造”的。

卫東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惑。这份手稿，无疑是“反动”的。因为它暗示了，宏大的革命叙事，在深入到具体的人心和长久形成的地方文化时，会发生变形和衰减。这本身就是对革命彻底性的一种根本性质疑。

但是，他却无法像批判那些信件和期刊一样，轻易地用一句“阶级立场问题”来将其驳倒。因为，手稿里的每一个结论，都有着详实的数据和案例作为支撑。它没有表态，它只是在陈述一种复杂、暧昧，却又无比真实的“现实”。

他试图写批判稿。他写道：“该文作者，以所谓‘客观’为幌子，对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污蔑，无视其解放生产力的伟大成就，反而将目光聚焦于一些封建残余的细枝末节，其心可诛……”

写到这里，他停笔了。他感到无比的空洞和乏力。他的批判，像是在用一面大旗，去迎击无数颗精准射来的、带着泥土气息的石子。他可以宣布旗帜的胜利，但那被击中的、空洞的响声，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就在这时，那个幽灵，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

《安康》。

他想起了那句冰冷的话：“个体是承载一切社会现象的唯一物理基底。”

眼前这份手稿在做什么？它不就是在研究那些最微小的“物理基底”——那些具体的、活在特定文化和传统里的农民——是如何与宏大的“社会现象”（革命）发生相互作用的吗？

他又想起了《安康》对“集体”的定义：“第二性的派生概念”。

这份手稿所揭示的，不正是那些“派生概念”（革命口号、政策），在接触到无数个复杂的“第一性实在”（个体）时，所发生的扭曲和折射吗？

这个念头，让卫东感到一阵恐惧。他发现，那份他本应视为终极敌人的《安康》，竟然在此刻，为他提供了一个能够“理解”眼前这份反动手稿的……逻辑框架。

他猛地摇了摇头，想把这个可怕的想法甩出大脑。他站起身，在狭小的、被书本包围的空间里烦躁地踱步。

他不能再想下去了。

这是思想上的缴械，是精神上的投降。

为了转移注意力，他从另一个箱子里随意地抽出了一本书。这是一本翻译过来的西方哲学著作，书页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批注。他翻开一页，一行被原书主人用红笔圈出的句子，跳入了他的眼帘：

“他人即地狱。”

这句话下面，是原书主人龙飞凤舞的笔记：“若无个体之绝对自由，则任何以‘爱’或‘集体’为名的凝视，皆为审判与枷锁。”

卫东的大脑“嗡”的一声。

“个体之绝对自由”……这不就是《安康》里那个“个体主权”的另一种表述吗？“任何集体……皆为枷锁”，这简直就是对“个体是自在的目的，而非工具”那句话最恶毒的文学化注解！

他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将书合上。

他环顾四周。这间屋子里，堆满了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不同作者的“毒草”。它们的内容、风格、立场千差万别。有的温情脉脉，有的尖酸刻薄，有的冷静客观。但在这一刻，卫东忽然产生了一个惊悚的幻觉。

他觉得，所有这些“毒草”，无论形态如何，它们的根，似乎都扎在同一片土壤里。那片土壤，就是对“个体”价值的某种形式的坚持。而那份《安康》，则是将这片土壤的构成，用最精准、最冷酷、最不容置辩的语言，给彻底地“科学化”和“公理化”了。

它不是一棵毒草。它是所有毒草赖以生存的……那片剧毒的“大地本身”。

一个星期后，李建国来到了这间办公室。

他看到的是一个形容枯槁的卫东。他的双眼布满血丝，头发乱糟糟的，桌上堆满了被他写了几行又揉成一团的废稿纸。而他正在阅读的，是一本关于古希腊逻辑学的书。

“怎么样了？”李建国不动声色地问，目光扫过那些废纸团。

卫东慌忙站起身，有些语无伦次地汇报：“主任……我，我正在分析……我发现，敌人的思想体系……很，很复杂。他们的逻辑……和我们的不一样。我需要……我需要更强大的武器……”

李建国看着他。眼前的这个青年，已经没有了初见时的那种革命锐气。那股由简单信仰支撑的、一往无前的力量，似乎被这间屋子里的“毒草”给吸干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度的、无法掩饰的困惑与焦虑。

李建国的心中闪过一丝失望，也有一丝意料之中的了然。他知道，自己的实验，正在导向一个危险的结果。这个“战士”，非但没有被锻造成“指挥员”，反而有被敌人的思想“同化”的风险。

“我们的思想武器，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李建国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敲打着他，“你感到复杂，说明你自己的立场还不够坚定，学习领会得还不够深刻。”

“是，是……”卫东低下头，嘴里应着，但内心却充满了苦涩。他当然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但标准答案，无法解答他此刻内心的巨大疑问。标准答案，无法让他写出一篇能够真正驳倒那份社会学手稿的、有力的文章。

李建国沉默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转身准备离开。他决定，或许该提前结束这个实验了。这个年轻人，已经不适合再待在这里。

就在李建国的手已经放到门把上的时候，卫东忽然抬起头，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喊住了他。

“主任！”

李建国回过头。

卫东的眼神里，是一种混杂着恐惧、渴望和破釜沉舟的决绝。他看着李建国，一字一句地说道：

“为了彻底摸清敌人最新、最险恶的思想武器……为了能从根源上将其彻底粉碎……我申请，对我开放研究那份……那份在批斗会上发现的‘特殊材料’。我需要解剖它，只有这样，我才能制造出真正能克敌制胜的炮弹。”